情報機關如何從民間吸納更多的有志者並使其適才適所的發揮所長，或許可以從過去的情報史找尋借鑒，本文將以英國情報機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徵才措施為例作為探討，並以此為借鏡論述對於我國情報機關的啟示。要推動情報事務革命，需要的是觀念和做法的變革，引進大量的多元民間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要以英國情報機關在戰爭前夕的徵才措施為師。
文／局外人
近日國安局訓練中心被爆出有性騷擾甚至權勢霸凌文職特考學員等情事，引發社會譁然，也讓各界注意到情報機關招募人才的問題，進而探討情報機關面對網路空間、諜員情報、局勢分析等層面的不足，而論者也呼籲情報機關應該從民間吸納更多的新血加入，以因應未來更嚴峻的挑戰。情報機關如何從民間吸納更多的有志者並使其適才適所的發揮所長，或許可以從過去的情報史找尋借鑒，本文將以英國情報機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徵才措施為例作為探討，並以此為借鏡論述對於我國情報機關的啟示。
戰爭前夕的英國情報機關
1930年代中期歐洲正處於納粹德國擴張的威脅，盡管當時英國情報機關是編制完備而且在1936年設立聯合情報委員會（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JIC）的中央協調管理機構，但是受限英國國內蔚為主流的和平主義、綏靖主義，而深陷低迷狀態，處於人手不足、缺乏足夠經費、人員素質單一而侷限情報視野等不利狀態，以軍情六處為例，在1930年代前期的任務重點是集中在蘇聯以及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引發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反英風潮，直到局長約翰·辛克萊（Sir John Alexander Sinclair）意識到納粹主義的威脅，在1930年代中期之後開始改變情蒐重點集中針對納粹德國；負責密碼破譯的政府密碼與加密學校，也就是日後的政府通信總部（GCHQ）前身，則備受主管機關外交部的冷落而未能得到充分的經費跟支持 ；而英國軍方各軍種情報單位也是分散且薄弱，即使是最投入對德戰爭準備的皇家海軍情報部門，則尷尬地發現海軍檔案管理部門在1920年代為騰出空間容納檔案，竟然將皇家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有對德反潛戰術的報告、備忘錄等文件全部銷毀，使得相關工作必須從頭做起。唯一的情報收穫則是來自與法國、波蘭情報單位的合作，於戰爭前夕秘密取得德國的「謎」密碼機，以及和捷克斯洛伐克情報局合作的德國國防軍對外及反情報局(Abwehr)官員圖梅爾(Paul Thümmel)所提供的諜員情報。
英國政府通信總部（GCHQ）。圖片來源：資料照
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英國情報機關對於德國軍力的判斷在開戰前夕一直是在過度高估跟過度低估這兩個極端之間擺盪，而英國科研、情報機關的有識者如軍情六處局長約翰·辛克萊（Sir John Alexander Sinclair）、政府密碼與加密學校負責人阿拉斯泰爾·丹尼斯頓(Alastair Denniston)、提查德爵士(Henry Tizard)、瓊斯(Reginald V. Jones)知道這樣下去是無法應對即將到來的對德戰爭，在這些有識者的疾呼之下，英國情報機關在戰爭爆發之前幾個月終於開始緊急徵才及擴充編制的動作。
多元的民間活力改變英國情報機關
當時英國情報機關徵才的作法是從最頂尖的大學如劍橋、牛津以及科學界、學術界招募數學、科技、文學、歷史、德語研究等不同領域人才從事科技情報、分析、諜員情報等工作，同時也不侷限在校園及學界，將徵才的觸角伸入律師界、新聞界，甚至包括西洋棋高手、古董書商等和情報工作看似無關的職業。而如此多元而特立獨行的人才湧進情報部門，帶給英國情報部門劇烈的衝擊和改變，正如英國官方情報歷史著作所評論的： 「其多元性和個人風格，打破了組織原本的同質性。」而這股來自民間的活力在各個情報機關都產生了積極而正面的影響，例如在政府密碼與加密學校當中「形成了截然不同於政府密碼與加密學校例行工作之價值並發掘出能打破傳統和『不受規範』的最佳戰時工作人員。」突破了原本情報體系的窠臼也開拓了情報體系的情報視野。當然，這些民間人才湧入情報機關造成的改變不是沒有引起之前已在情報機關任職的情報人員和資深軍職者的反彈、忌妒，但是在打贏戰爭優先的考量之下，英國政府，特別是海軍大臣而後接任首相的邱吉爾選擇不理會這些來自資深人員的反彈，而讓這些民間人才放手發揮。
隨著不斷的摸索、大膽任用、嘗試錯誤，英國在1941年底已經建立一個以民間人才為主的情報體系，有效應對著德國從陸海空及水下的攻勢及評估德國的軍事實力，並以相關研究成果、情報經驗提供給美國，為二戰同盟國在情報戰場的勝利奠定基礎。
廣納人才的典型例子：瓊斯、辛斯利和韋恩
美國學者威廉森‧穆瑞(Williamson Murray)在他的著作《戰爭、戰略與軍事效能》(War, Strategy, and Millitary Effectiveness)回顧二次世界大戰的英國情報機關招募人才的措施時，他關注的不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電影《模仿遊戲》的解碼天才科學家艾倫·圖靈(Alan Turing) ，或者日後成為著名作家的伊恩·佛萊明（Ian Fleming）、格雷安·葛林（Henry Greene），也不是特別行動執行處(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無數潛入歐洲支援抵抗運動的特工，而是集中在三個人身上，分別是瓊斯(Reginald V. Jones)、辛斯利(Harry Hinsley)、韋恩(Rodger Winn)。
《戰爭、戰略與軍事效能》(War, Strategy, and Millitary Effectiveness)。圖片來源：資料照
為何威廉森‧穆瑞是以瓊斯、辛斯利、韋恩三人作為英國情報機關招募人才的典型榜樣，下列將分別簡介三人的背景和事蹟。
首先是出身科學界的皇家空軍情報部主任瓊斯，他作為情報體制內人士在戰前預見到情報機關需要更多元的民間人才，特別是情報分析、科技情報和通訊情報領域；因此積極奔走說服具有影響力的政府要人如提查德爵士為情報機關招募人才及擴充編制容納人才作好準備，除了在體制內著力之外，他也積極聯繫學術界、科學界人士鼓勵他們投入情報機關工作發揮長才。並且敢於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就德國科技能力爭辯，力主必須投入更多資源對應德國的空中武力，也因為他的能力和勇氣贏得邱吉爾的欽佩，成為支持他以及民間人才在各個情報機關放手發揮的最大支柱。
第二個例子是辛斯利，他在戰爭爆發時還只是一位劍橋大學在學的大學生，並且在德國學習德語，他返國投入英國皇家海軍通訊部隊服役，他在1940年4月跟6月曾正確預判德國將入侵挪威以及德國海軍戰艦將大舉出擊，但是因為他年輕、資淺，因此當時英國海軍高層未採納他的判斷，當辛斯利的兩次預判成真之後，英國海軍高層意識到辛斯利出色的情報判斷能力，因此開始重視辛斯利，不僅讓辛斯利不受拘束的隨時面見海軍高層提供建議，也全力支持辛斯利和圖靈的解碼團隊合作破解德國海軍密碼，有效的反制德國的潛艇戰，而那時候的辛斯利才不過是年僅24歲的年輕人。
第三個例子則是韋恩，韋恩在戰前是一位傑出的律師，看似具有英國情報機關所需的特質，但是卻有兩個不利條件，一是他已經37歲，年紀已遠超過英國情報機關任用年齡限制；二是他從小患有小兒麻痺症，使得他嚴重跛腳和背部佝僂，甚至無法久站；在一般情況，他甚至連鄉土防衛義勇隊(Local Defence Volunteers)都無法加入，但是在戰爭爆發後韋恩仍希望為國效勞，因此主動志願為情報機關擔任德軍戰俘的審訊工作，情報機關意識到他的才能因此引薦給英國海軍情報部門，英國海軍破格任命他為中校，負責主持反潛戰的情報工作，並參與英國最機密的「極端」(Ultra)情報計畫，協助分析所破譯的德軍電文。他被視為最能參透德國海軍領導人鄧尼茨(Karl Dönitz)想法的同盟國情報官，因此英國方面也全權委派他前往美國規劃如何合作對抗德國的潛艇戰，並協助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金恩(Ernest King)上將比照英國的作法及情報戰術反制德國的潛艇戰。
穆瑞之所以挑選瓊斯、辛斯利、韋恩三人為例分析英國情報機關招募人才的措施，是著眼在瓊斯作為出身民間的傑出科學家，卻投身體制內為情報機關效力，並事先預見情報機關面臨戰爭必須招募大量科研人才而擴充編制，因此積極在體制內奔走遊說讓情報機關終於開始行動；至於辛斯利跟韋恩則是作為兩個極端，年輕的辛斯利跟年齡遠超過任用年齡限制且有身障的韋恩，讓情報機關和軍方願意破格任用，並賦予全權處理情報業務的權限，英國情報機關和軍方看重的是辛斯利跟韋恩的情報分析能力和洞察力，充分展現出著名情報史研究者法拉哥(Ladislas Farago)的名著「智慧之戰」(War of Wits)書名的精隨。
英國情報機關招募人才措施成功的關鍵
英國情報機關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功績迄今仍為人所稱道，這一切應該歸功於英國情報機關在戰爭爆發前夕的招募人才措施，而這項措施得以克服內外環境的阻力的關鍵在於：
(一)情報機關體制內人士如軍情六處局長辛克萊、出身民間科學界的瓊斯等人未雨綢繆的招募人才並擴充體制。
(二)情報機關願意發揮最大的想像力從學界、大學在學生、律師界甚至西洋棋棋手等各行各業招募人才。
(三)英國政府高層如邱吉爾支持讓這些民間人才在情報領域放手發揮所長，並為此抵擋來自情報機關舊官僚的反彈和不滿。
(四)英國情報機關和軍方不拘泥體制的資格限制，即使年輕或逾齡，甚至身障者，只要具有傑出的分析能力與判斷力，都照樣破格任用，前述提及的辛斯利跟韋恩就是如此。
或許會有讀者認為： 「那是戰時的特殊情況才讓英國情報機關打破陳規。」但是今日的英國情報機關仍在招募人才上發揮創意跟打破窠臼，如軍情六處和軍情五處不再只從劍橋和牛津招募人才，而是擴及至所有的英國大專院校；另外還有專門針對新移民、身心障礙者、性少數、中年人等不同群體的招募措施。顯示出英國情報機關在人事政策上不墨守成規和勇於突破的企圖心並不因為時空環境的改變而有所限縮。
給我國情報機關的啟示
穆瑞在回顧英國情報機關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的招募人才措施時，他認為這段歷史對於今日的美國情報體系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特別是如何找到更符合今日情報需求的人才?如何自校園新鮮人、各行業頂尖人才招募願意投入情報工作的有志者?如何讓這些新人帶來的新觀念刺激舊有的情報體制和內部文化產生改變?即使是資源更為豐富、招募人才也積極進行的今日美國情報界，穆瑞仍然認為今日美國情報界在觀念和作法上仍然不及1939年英國同行的作為。
反觀今日我國的情報機關，已經面臨前國安局官員蕭台福為文疾呼的「從諜員情報到電訊情報、高空偵照、密碼通訊，台灣的情報單位無一不面對新的挑戰…….因此台灣的情報機關急需仔細地檢討面對的情勢與困難，設法快速、大幅的改進，這已經不再是『進化』的進程，而是『革命』的急迫感。」(蕭台福，＜台灣需要推動情報事務革命＞，《亞太防務》，145期)
圖為前國安局官員蕭台福。圖片來源：影片擷取
要推動情報事務革命，需要的是觀念和做法的變革，引進大量的多元民間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要以英國情報機關在戰爭前夕的徵才措施為師，那麼這幾個問題是必須面對的：
(一)今日的台灣情報機關主事者是否有如當年英國軍情六處局長辛克萊、瓊斯等有識者未雨綢繆的眼光和推動人才招募的企圖心、行動力?
(二)這樣的變革是否能得到主政者的支持?主政者是否意識到情報事務革命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三) 今日的台灣情報機關是否願意放下身段去民間積極招募人才?
(四) 今日的台灣情報機關是否願意爭取人才而改變僵化的資格任用限制?
(五)即使真的能招募如此多的民間人才，今日的台灣情報機關是否能願意讓這些人才放手發揮並克服機關內部舊官僚的反彈和抗拒?
上述問題都是今日台灣的主政者及情報機關主事者無法迴避的課題，至於今日台灣的主政者及情報機關主事者是否願意去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決定著台灣情報體系的未來和情報戰的成敗。
（本文僅代表作者意見，若有任何指教，歡迎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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