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歲末時節，許多人都對「告別2020」有期盼，尤其因為2020是一個風波不斷的年份，從而人們對於新年的盼望就更加殷切。
這種期待可以理解。不過，我的工作時常要從「如果不利狀況發生怎麼辦」的角度考慮事情，讓我養成了提前作好不利預期的習慣。坦白說，我認為太平盛世隨著2020年結束而重返的機會並不大。國際疫情險峻固不待言，除此之外，社會、經濟、地緣政治在2020年受到的衝擊，以及後冷戰和平坍塌的效應，接下來才會逐漸展現全貌。我們可能是站在一個歷史動盪週期的起點，而非終點。
當然，我很希望自己是錯的，但若不然，在我們眼前就會是一個危機接踵而至的時代，而不是無風無浪的靜好歲月。
2020年即將走入尾聲 (Image by Gerd Altmann from Pixabay)
「因應危機」與「保障人權」之間
就此而言，2020年對臺灣的一個重大意義，在於長期隱而不顯的危機因應體制，從此正式浮上檯面。碰到這種危機時刻，政府必須大規模調度民間資源（比如統籌特定物資的產銷配給）、限制人民自由（比如管制出入境或指定地點隔離），以求讓社會度過難關。公權力對社會生活的介入，驟然大幅擴張。實質上，這就是沒有戰爭之名的總體戰。
這絕不是什麼理想狀態，也無須為了臺灣能作到這一點而洋洋得意。然而，這卻是危機時刻別無他法的選擇。若不是這個體制發揮相當效果，我們這些現在還能上網的人，有許多恐怕已經不存在了，包括一直痛罵這個體制或其主事者的人物在內。
這套危機因應體制，在2020年作了一次實戰展示，卻不見得會隨著2020而結束。因應威脅的模式有其共通性，只是承擔主要指揮權的部會機關因危機性質而異。倘若各種威脅（不一定是疫情）仍然存在，這套體制就必須運作下去。如何在「因應危機」與「保障人權」之間求取適切的平衡，將是接下來持續糾結法律人的重大問題。
必須澄清一下，這兩者不一定是相互對立的關係。事實上，毫無意義的管制或干預，對於危機處理並沒有幫助，反而很可能造成資源的無謂分散（這一年我們已經看了太多不必要的主意，還好沒有付諸實行）。反過來說，適當的人權保障，對於危機處理也會有良性反饋的效果。舉例而言，如果對於染疫者進行獵巫式的迫害，那就不用期待染疫者會對疫調人員坦承相告。
總之，合理的遊戲規則，對於救亡圖存與人權保障，往往都會有正面影響。一味鼓吹不必要的強制作為，不但對事態沒有幫助，反而很容易引發反效果。實則，在過去一年間，指揮中心許多時候毋寧是一個踩剎車的角色，傾向於採取強制程度較低的策略，但卻同時承受兩方面的炮火攻擊。一方責備其僭越法制，另一方則質疑其消極無為，堪稱本年度的一大諷刺。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 (Image by Alexey Hulsov from Pixabay)
不過無可諱言，「危機處理」與「人權保障」之間一定會有無法充分兩全的時刻，不能假裝所有目標之間都永遠會彼此和諧。在驚滔駭浪的時代，必須取捨的決斷時刻會不斷出現，將持續考驗法律人的分寸拿捏。在這種時刻，關鍵在於提出可行的危機處理策略。不論理論上多麼美好、多麼值得追求的目標，一旦碰到「不可行」三個字，都只能兩手一攤。還有，必須在有限的時間、有限的資訊下作出決定，沒有餘裕慢慢雕琢理論上的完美方案。
和平時代下的危機處理，我們究竟會留給後代什麼樣的生活
這種「危機時刻的取捨」，其實是許多人不太習慣的思考模式。對我們這種從冷戰後期到後冷戰和平成長的世代而言，和平與安穩彷彿已經是生活的理所當然。儘管有九六飛彈演習、九二一地震與SARS造成相當的干擾，受害者也確實蒙受了巨大的不幸，但對絕大多數人而言，社會的安穩狀態仍然存續。
在這樣的時代，安穩與和平同時構成了法律不言自明的背景，「危機處理」的問題鮮少出現。我們意氣昂揚，在法律改革的領域一路看著自由開放的價值節節取勝。新的法律就是要讓社會有更大的自由、更少的干預、更高的多元性，把臺灣打造成東亞的荷蘭。
這確實很好。然而，「自由」的概念本身就蘊含著物極必反的緊張關係，誠如英國哲學家Isaiah Berlin所言：「狼群的自由通常意味著羊群的死亡。」(”Freedom for the wolves has often meant death to the sheep”, Isaiah Berlin, “Liberty”, Oxford 2002, P38 )。不管有多麼重視自由開放，都不能無限上綱推到極端。否則，難道要保障敵人過來大開殺戒的自由嗎？徹底的「自由開放」跟自由的毀滅其實是同義詞。長期以來，我們這代人不需要在自由開放與救亡圖存之間作重大的取捨，那是因為我們有幸過了一段太平歲月，危機距離我們的生活經驗太遙遠。但這樣的好運究竟還能持續多久？殊屬難言。
事實上，即使是荷蘭，也只有在當代的歐洲才能作荷蘭。如果回到歐洲遍地烽火的時代，荷蘭同樣是一個充分動員的前線國家。在成為熟知的荷蘭之前，所謂的「西屬尼德蘭」先與西班牙帝國打了八十年戰爭，為自己的國家地位贏得承認；繼而擊退英法列強一場又一場的攻擊，確保這個新生國家能夠傳承後世。當代的荷蘭人之所以能夠享受自由開放的社會生活，是因為他們的祖先（不一定是血緣意義上）作出巨大的犧牲，渡過許多的危機，才能給他們留下一個能夠保障開放社會的國家結構。
至於我們，究竟會留給後世的臺灣人什麼樣的環境？仍在未定之天。
本文轉載自 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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