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清晨，調查局依據國家安全法第二之一條與第五之一條，前往新黨發言人王炳忠住處，經一番僵持後，帶回調查局與地檢署訊問，並於隔日清晨無保請回。除王炳忠外，尚有侯漢廷、林明正等新黨幹部，一時間各種詮釋如百花齊放，然大多聚焦在法律程序是否完備，以及是否有侵害人權之嫌。本文不擬聚焦於前述二者，而是討論本案所引發的政治效應。
為釐清政治方面的論述，有必要以最低限度為本案的法律過程做一定調。在本文寫作的20日上午，大抵可以確定檢調單位認為王侯等人，涉入前一陣子中國籍男子周泓旭發展共諜組織案，才有此搜索行動。過程中檢調單位不僅有提出搜索票等程序必須物品，辯護律師亦有參與，就法制層面尚無瑕疵可言（反倒是讓王炳忠開直播可能會有問題），這也得以解釋法律界到目前為止，並無太大反彈的原因。
回歸到政治面來看，國家安全與共諜組織，是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政府用以扼殺民主運動、鎮壓反抗勢力最好用的工具與理由。諸多冤、假、錯案，在缺乏正當法律程序與外部監督的制衡下，於焉而生。然而，有一項必須直面的事實是，貨真價實的共諜滲透，難道就不存在嗎？無論是國民黨遷台前後的段伯宇、吳石，或民主化之後的羅賢哲、王宗武，均可證明中國對台滲透一直都在。
既然如此，我們必須面對的政治問題，就是對於這類國家安全案件的「下意識定調」。白色恐怖年代，這類案件由於瑕疵與挾怨報復太多，長久下來成為國民黨迫害的正字標記，而在當時脈絡，透過民主假期的有限選舉，被害人或其親屬搖身一變而為候選人，就是民意發洩與反撲的最有力管道。「國安事件－政治迫害－選舉討公道」，成為台灣社會在威權時代的標準反應程序，甚至延續到民主化之後的今日。所以相關人之一的侯漢廷在訊後宣布參選，其實也是承襲了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慣習。
然而，王炳忠事件真的能激起這樣的政治效應嗎？恐怕最多只是凝聚了急統民眾的士氣，接著造成國民黨的另一次內傷，原因如下。
首先，起源自國民黨中「新國民黨連線」的新黨，立場一貫是支持大中國主義、兩岸統一，多次配合中國共產黨對台政策宣傳。現任黨主席郁慕明還曾被爆料，在中國的長壽菸代理權是靠特權取得。這樣的事蹟，看在比較激進地捍衛中華民國主權、或台灣獨立支持者眼裡，這不是共諜，什麼才是共諜？所以案發之後，社會輿論「被抓到不意外」的反應佔多數，還真的不意外。
再者，中國國台辦在第一時間的聲援，更加坐實了台灣社會對新黨的既定印象。此舉對於當前泛藍共主國民黨而言，被迫陷入兩難陷阱。
如果吳敦義等人聲援的激烈了，那就是中國、國民黨、新黨共抗民進黨，以本土化路線為主的吳敦義主席，絕對不樂見這一項會演變成統獨對立、進而影響明年地方選舉的態勢，屆時民進黨執政的缺失必然會被選民置於投票的第二考量順位，國民黨期盼已久的鐘擺效應將弱化大半。
倘若聲援的弱了，新黨跟急統群眾勢必會瓜分掉這一塊的票源，洪秀柱路線聲勢又會再起。這也是為什麼，國民黨第一時間的定調是「質疑程序、有綠色威權疑慮、呼籲公布案情」三大原則。
所以，儘管涉案人之一的侯漢廷已經宣布參選市議員，但恐怕很難將複製前述提到的「標準參選程序」。最大的關鍵，即在於本案無法激起社會對於迫害的集體回憶，也無法從程序上證明綠色恐怖的存在。以侯漢廷為例，該選區已有同為新黨的陳彥伯，意味著只想先搶下同溫層勢力較強的地盤，但隨著時日一久，以及本案的調性，新黨同室操戈下兩敗俱傷的結局，恐怕是比較可能出現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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