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請問大家：「客運、火車駕駛，可以一邊開車，一邊睡覺嗎？」
答案顯而易見。
我們都知道，過勞的駕駛，更容易發生交通事故。但如今的勞基法修法，我們卻只能眼睜睜的迎接各行各業都將更容易疲勞工作、免費加班的未來。
國民黨立委許毓仁在睡倒成一片的立院議場說：「後面睡覺的，全部給我起來！」
一直在睡覺的又何嘗只有立法委員諸公們？
勞基法第一條這麼寫的：「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勞基法的立法目的與存在價值，一直是在於保障勞工權益，是法定「最低標準」的工作條件。然而台灣為數眾多的雇主，向來將勞基法視為「最高標準」，若自家企業符合勞基法，就已經可以對外沾沾自喜，將之視為拿來說嘴的「員工福利」。
本次勞基法修法，將休息日加班費核實計算、每月加班上限由46小時提高至54小時、輪班間隔經「勞資協議」即可由11小時縮短為8小時、「7休1」改為「14休4」可連上十二天班及特休假經「勞資協議」可遞延一年。
幹話總是說好說滿的工商團體，莫不表示「不滿意、但是覺得有增加彈性」。
勞動部在修法過程中的對外說法，常是表示希望透過「勞資協議」機制的運作，扶植台灣勞工以「團體」的形式，參與營利事業決策。
現實狀況卻是，有協議能力的工會多半已經與資方用團體協約的方式，完成勞動條件的議價過程。會向政府求援、或是求助無門的，都是勞方團體沒有協議能力、或是根本無法組成勞方團體的個人。
台灣組織工會的比例相當低。圖片為空服員職業工會抗議交通部，取自顥中 王
對於台灣勞動市場多數沒有協議能力的勞方，很多「勞資協議」僅是資方單方面決定，發下會議紀錄稿叫員工簽名、或是在勞方就職時即讓其簽名，當成「勞方同意協議」的書面證據。為了獲得工作的勞方，在勞資地位不對等狀態下，不得不簽署這樣的協議、以獲得工作。
勞動部說要扶植的工會呢？台灣有多少勞工有參加工會？
2017年11月2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立委即曾經指出台灣有參加工會的勞工僅有6%。立委同時也指出，勞資會議在2016年有66000次，在全國的所有1千1百萬勞工與140萬家的企業數量來看，比例仍然很低。
換句話說，台灣約有九成的勞工沒有工會的奧援力量。大多數的勞工沒有與資方進行團體協約的議價能力，僅有勞工個人單獨和雇主溝通勞動條件的過程。多數勞工唯一能依靠的法律依據，就是勞基法。勞基法的立法精神與目的，不是在追求雇主安排勞工工時的彈性，而是勞工的權益。
立委諸公們，你們擔任民意代表的基本價值理念、道德良心，都沉睡了。
睡著的不只是立法委員，還有自以為「法律與我無關」、勞動條件「干我屁事」的台灣勞工們。缺乏勞工權利意識的台灣勞工，面對各種勞資爭議事件時（除了少數事件，如華航罷工），多半冷漠以對、甚至落井下石、跟著資方奚落受害的勞工「沒有競爭力」。
華航空服員罷工抗議是少數獲得大量民眾支持的抗議行動之一。圖片取自ScoutT7
許多網友在網路上酸言酸語。
總是在抱怨政商勾結，卻往往將爭取自己的權益的重要性視若無睹的台灣百姓，什麼時候才能夠理解，所謂選票與政治獻金的重量輕重呢？
當其他勞工團體在努力爭取發聲、不惜臥軌表達訴求的時候，冷眼數落他們、斥責他們不該影響大衆的人們，何曾知道勞動條件從來就不是資方恩惠給與、而是一次次的爭取所獲得。
自以為置身事外、不受影響的「高所得」、「人生勝利組」勞工，其實也僅是資方聘僱的僱員，切莫覺得事不關己。
二戰時的倖存者馬丁·內莫勒（Martin Niemöller）牧師曾說過流傳千古的話語：
當納粹逮捕共產黨員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當納粹逮捕社會民主人士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人士。
當納粹逮捕工會主義者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主義者。
當納粹逮捕我時，已沒有人能替我說話了。
只要台灣多數的受薪階級、勞工們繼續對於整體勞動權益冷眼旁觀、事不關己。也許，有一天，勞工就會連最軟的一塊都不是。
因為，台灣將沒有勞工，只有一群身在21世紀的勞動奴隸。
「睡覺的，全部給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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