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南縣長蘇煥智〈體檢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瓶頸！〉一文指出，台灣推動社造二十餘年，雖然略有成效但效果有限，若沒有政府補助，往往就政亡人息，無法永續發展，相信許多有社造經驗的朋友都深有同感。
作者分析台灣社造面臨的種種困境，包括：以村里社區為範圍不具經濟規模、村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形成雙頭馬車、行政村里分割自然村等，所以主張社造的主體，應由村里社區提升為鄉鎮市區。
該文可說是從「資深政治人物」、「由上而下」、「以農村經驗為主」的視角，分析台灣社造的現況，而筆者想以「在地青年」、「由下而上」、「以城市經驗為主」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希望延續這個有意義的討論。
政府補助社造的「形式主義」與「速成主義」
首先，政府補助社造的「形式主義」與「速成主義」，長期以來是社區團體的困擾。怎麼說呢？「形式主義」是指官方的繁雜紙本作業，包括申請表單、結案報告、經費核銷等，大量消耗社造團體極為有限的時間與心力；以及政府要求量化的、具體可見的成果，容易讓社區團體離社造的初衷愈走愈遠。
「速成主義」則是指無論在中央或地方，每一任政府首長「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都有自己想推動的新計畫，造成政策的不連續性。
為了配合官方預算編列與政績宣傳的需求，補助案的執行期限很少超過一年，甚至僅有短短數個月，就必須拿出書面報告可見的成果交差，即使社區團體有心做事，長期蹲點，也勢必受制於這種扭曲的現狀。所以，社區團體如果只想靠政府補助生存，難以真正深入扎根地方。
上述兩點，是許多政府補助的社造案成效不佳的主因。此外，政府對社造的補助，也讓社造成為地方頭人與政治人物爭奪資源的新場域，而且「社造」這個詞跟「文創」一樣好聽，容易博得美名與掌聲。因此，在某些地方出現由少數人壟斷政府給予的社造資源，這種現象並非罕見。
文化部「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105年至110年）預期效益。圖片來源：文化部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大多數人對社造沉默無感
再者，台灣近二十幾年推動社造看似風光，但真的能做到全體動員、讓男女老幼通通動起來的社區少之又少，在絕大多數的地方（尤其在城市裡），社造只是少數熟面孔參與的事務。
其中一個原因，在於社區裡的大多數人沒時間參與。作為社會中堅的青壯年普遍忙於工作，連休息或陪伴家人的閒暇時間都不夠，何況參與社造？除了沒時間之外，更深一層的原因是現代人經常需要到外地求學與就業，活動範圍擴大，搬家更是常見，生活圈早已不限於家鄉。
許多人往往只以物質條件的眼光，看待所居住的社區，譬如房價高低、大眾運輸與生活機能是否便利等，缺乏對社區的歷史記憶與情感連結，自然沒有參與社造的動機。如何改變長期對社區沉默無感的大眾？這是社造真正的大挑戰。
年輕人為社造帶來新氣象
台灣社造走了二十幾年的路，上述的問題至今仍有待解決。不過，對社造的現狀，筆者並非全然悲觀，近年來在社區裡也看到一些改變，尤其是年輕人帶來新的活力、觀念與做法，譬如結合微型創業、社會企業、老屋新生等創新模式。
此外，缺乏資源的年輕人往往樂於串聯與分享，例如在萬華已經舉辦數次的「培根市集」，是由當地十餘個社區團體自發合作組成、而非官方由上而下的主導，透過園遊會的擺攤宣講，嘗試以促進社區消費的方式，培力在地居民與弱勢族群，同時宣傳社造的理念。雖然培根市集現在的規模也許不大，但是當它成為一個正向循環的模式，就有機會如滾雪球般愈來愈大。
培根市集活動宣傳。圖片來源：培根市集FB
值得一提的是，太陽花學運不只讓一批年輕人關心台灣社會的整體問題，日後往政治與社運領域發展，也有人受到啟蒙走入社區，從事看似微小卻更貼近日常生活的社造，這是新一代年輕人投入社造的時代背景。
真實的社造現場並不美好，而是各種意見（以及背後利益）衝突的戰場，但是往好處想，透過持續的溝通與討論，彼此都在學習找出「不滿意但能接受」的社區共識。
以艋舺公園的無家者（the homeless）議題為例，過去在地方上常有主張驅趕的聲音，甚至有市議員提出寒夜噴冷水、架探照燈以強光照明，讓無家者無法逗留的言論；隨著這幾年相關NGO的倡議，越來越多居民知道驅趕無法解決問題，取而代之的是尋求與無家者在社區的共處之道。
這種觀念的漸進轉變，需要時間的長期累積，一年半載是看不出成效的，當眼光拉遠至三、五年，就能看出前後的變化。畢竟社造是從「造人」開始，促使人們改變「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想法，願意關心自己所住的生活環境，進而產生與社區共好的行動，這才是社造的真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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