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殘留邦人援助法
1950年，日本政府對中國東北的滯留者統計是26492人，直至1958年還有22187人。1959年日本政府公布《關於未歸還者的特別措施法》（未帰還者に関する特別措置法施行令），將在中國沒有任何消息的未歸還者宣告為戰時死亡，對家人發放三萬日圓吊慰金，並取消其戶籍。
日本厚生勞動省在1985年3月制定了一套針對遺華日僑的「身份擔保人制度」，規定遺華日僑必須征得其日本親族的同意才可以在日本居留。然而由於各種原因，許多人均拒絕做「身份保證人」。1989年，日本國會通過《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限制遺華日僑歸國時只有與日本人有血緣關系的嫡子才能夠一同取得國籍，而那些被收養的遺華日僑的養子和繼子則被排除在外。由於有十位不符合規定的日本殘留婦女在回國後被扣留在日本機場，引起了日本國內民眾的關注。迫於國內各方壓力，日本政府1995年實施了《中國殘留邦人援助法》，國家將承擔遺華日僑的回國事務。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提供的資料，從1972年至1995年，前往日本定居的殘留孤兒有2171人，攜帶配偶和子女人數達7801人。
從殖民地歸來的晚風
由於遺華日僑長期在中國生活，與日本社會分離，而且思想和價值觀長期受到中國的影響，又未能掌握日語能力和習慣日本的生活，因此，不少人在回國以後，都喪失了在勞動能力同時由於歧視和財政負擔不被日本家庭接受，也造成了遺華日僑與日本家庭的隔閡。有些日本家庭拒絕援助遺華日僑，這使他們的生計更顯艱難，每月只能領取政府的救濟金。目前，許多遺華日僑仍然生活在日本社會的底層，難以適應日本社會的正常生活。更有甚者，有些遺孤後代就和當地華人黑社會一同犯罪。她們帶回去的子女，因為中日兩國文化不同，很難適應日本學校的學習。因此，有些遺華日僑控告日本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援助並要求道歉和賠償。
2006年12月1日，神戶地方法院就65名遺留中國的日本戰爭孤兒要求日本政府賠償一案做出判決，判其中61人的訴訟請求勝訴，以政府違反法律限制孤兒回國、回國後也沒有對他們履行使其獨立生活的援助義務為由，判定政府必須向每名原告支付660萬日圓至2300萬日圓不等，共計4.686億日圓的國家賠償。另外4名，原告由於超出20年的訴訟有效期，失去了賠償請求權，因而被法院駁回他們的賠償請求。
文學作品中的滿洲國
關於日本人在殖民地滿洲國的歷時性的描述與記述不勝枚舉。例如，女作家藤原てい（1918-2016）的『流れ星は生きている』《流星仍然活著》一書，對蘇聯入侵滿洲國之後，當地開拓民眾如何歷經波折、終於坐上遣返船隻的經過有詳細描寫。藤原てい於1939年與作家新田次郎（本名藤原寬人）結婚（注：兒子藤原正彥是數學家和隨筆作家，其出版《國家的品格》（東京：新潮選書，2005）一書，在日本狂銷270萬冊）。1943年，隨同到新京（長春）氣象局述職的丈夫而前往了滿洲國。1945年日本戰敗後，她先帶著兒子返回日本，歸國後，她帶著寫遺書的心情，以被遣返經驗為基礎寫成小說《流星仍然活著》，成為當年的暢銷書，1985年被日本電視台改拍成電視劇《愛的劇場》播出，而引起熱烈的共鳴。
小說家安部公房有著與本國作家不同的特殊經歷，這就是他深刻的滿洲體驗。他1924年出生於東京，在滿洲國的奉天（瀋陽）度過少年時期，對於在滿洲的生活處境印象深刻。他在訪談集《急欲輕生的鯨群》一書中，提及了這段記憶。他的母親是德島縣人，父親是香川縣人。父親是大地主家庭中的長子，出於勇闖新天地的志氣來到滿洲國，母親因為參加學生運動，從御茶水中學退學。後來父親當上醫生，任職於滿洲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奉天這地方極為嚴寒，氣溫一降到零下二十多度，頂著冷風走路很難受，因此小學就停課。對於安部公房而言，他的特殊體驗在於看到一望無際而單調的大平原，甚至可以看到廣漠的地平線。因為他在學校裡使用的日本教科書課本，描寫的都是家前屋後有青山綠水，魚兒在水中游來游去，兩地景色落差之大不言自明。他進而提到，瀋陽冬季寒冷，夏季卻酷熱難當，早晚溫差非常大。而且沙漠化很嚴重，那時學校旁邊已經開沙漠化了。如果我們由此延伸，似乎就不難想像或理解其小說《砂丘中的女人》所隱含的象徵意義了。不過，安部公房記憶尤為鮮明的還是春天的來臨。依照他的描述，在瀋陽，春天不是慢慢來臨，而是有一天突然來了。也就是說，原本完全乾枯的寸草不生而凍結的地面裂縫，猛然露出一抺綠色。這就是春天捎來的訊息。他說，他就蹲在地上，目不轉睛盯著這幅春天的景色。他進而認為，在大陸內地的平原地帶長大的人，對於廣闊的大海和美麗的山巒，總有一種特殊的幻想。所以，他自嘲必須通過模式化的日本虛像培養自己的想像力。
王道樂土的幻滅
正如上述，滿洲國成立之前，凡是鐵道商埠地和「南滿洲鐵路」沿線，都有治外法權。在刺刀建構起來的柵欄裡，日本人有權有勢，中國的法律所不及。他在上小學之前，關東軍和共產黨的游擊隊在附近打仗流彈就飛到了院子裡。這時候，膽大的鄰居男子去打仗的地方，撿回來一把共匪的刀送給他。在他看來，這就證明依靠軍隊控制的殖民地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安部公房就讀小學期間，學校的教育方針是灌輸（在滿洲國）「五族共和」的理念。然而，他反對日本人優越於其他民族這種教義，不時指出其中的矛盾。例如，在奉天的小學教師，動輒斥罵他們：「你們這些沒出息的傢伙，看看（日本）內地的孩子……」。諷刺的是，小學老師這番言論還是發揮著極大作用，因為他尚未真正理解事實之前，就由衷相信內地的孩子真的很了不起。
在他看來，殖民地統治的一個特徵即是民族分割統治（不僅分割地區，還徹底分割上下階層）和對文化教育的徹底破壞。其結果是在強化毫無根據的歧視。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他進而指出，現在空間的概念已然改變了，世界正在藉由同時代化而相互關聯，異國情調的風景在任何地方都不復存在。他認為，二戰後在滿洲撤僑的問題上，日本就是一個最佳反諷：這證明戰敗的創傷要比被殖民地統治的創傷輕得多。儘管如此，公部公房的心中依然存在著矛盾：他一度加入日本共產黨（後來又退出），自然信仰馬克思的政治主張。在馬克思看來，其根本思想即最終要廢除國家。但當個體遭受外來政權的欺壓和宰制之時，他又主張為了維持個體日常生活的正常運轉，作為「必要之惡」的國家是不可或缺最重要的支柱。就此看來，也許「德」阿萊達．阿斯曼《記憶中的歷史》可以解除安部公房的矛盾，正如他在該書前言所說：「回憶無權向存在要求什麼。對於困擾我們、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做出反應的是構成知覺和體驗的感覺，而這些意識奠定了我們接受和經歷的基礎。只有當這個此刻成為過去，終止或者結束，回憶才能多出現。」進言之，這些出現在文學中的遣返經驗和記述，不論是滿洲國的、臺灣的、朝鮮的殖民地經驗，它們都如同從殖民地歸來的晚風，他們傳送著時代苦悶的氣息並吸引研究者繼續探索這個主題。（完）
=========================
（本文僅代表作者意見，若有任何指教，歡迎來稿）
【六都春秋】臉書：https://goo.gl/hshqv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