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戰是一個天然的政治正確的立場，但在台灣如龍應台那樣高聲宣誓「不管你說什麼，我反戰」就顯得極其矯情，因為當下的台灣政府和台灣民眾並沒有侵略他國的野心（兩蔣時代的「反攻大陸」早已俱往矣，唯有在金門、馬祖殘存少許被雨打風吹去的標語），台灣目前的關鍵詞不是反戰，而是反對中共的武力威脅和侵略。
龍應台一邊反戰，一邊展示她那隻「孩童似的天真的貓」，並以趴在克林姆畫冊上仰頭張望的貓來彰顯「文明的細節」，這是一種精心設計的煽情，很容易打動那些愛護動物、熱愛藝術的文藝青年的心。但我看到貓的畫面，立即想起英國歷史學家和戰略家李德哈特的一句名言：假使只像一隻貓那樣，僅眷戀牠自己在壁爐邊上的臥處卻對人類不屑一顧，則正義感又有什麼價值呢？而且也像貓一樣，一旦房屋著了火，這樣的「正義之士」也很可能會被燒死。
李德哈特一生研究戰爭史，甚至戰爭的可怕與危害，一生探尋避免戰爭的方法。羅馬人曾有這樣一句警語：「假使你希望和平，就應準備戰爭。」李德哈特在一戰之後終結出一句比較趨近事實的話：「假使你希望和平，就應了解戰爭。」他指出，對於任何的和平計劃，不但很可能是無益的而且是有害的，它們都是因為忽略了人性而行不通的。在這種計劃上所建立的期望愈高，則當其崩潰時引起戰爭的可能性也就愈大。他強調，對於和平而言，並沒有可以像醫師在處方上用公式來寫出的一種萬靈藥。
英國軍事思想家李德哈特。圖片來源：資料照
抽象的反戰立場，要麼是偽善，要麼是虛無。就連非暴力反抗運動的始祖、印度國父甘地也不是絕對的反戰者，恰恰相反，甘地全力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那時印度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我曾寫過一篇題為《甘地為何支持公義之戰》的文章，分析甘地在兩次世界大戰時的立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英國駐印度總督安德祿主動邀請甘地到德里參加作戰會議，希望甘地出面說服印度人民支持英國，暫時停止對抗行動，並為戰爭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在此次會議上，甘地用印度斯坦語說了一句話：「我受責任心的驅使，竭誠擁護征兵的議案。」後來，甘地在自傳中寫道：「我在會議上所講的那一句話，對我是意義重大的。我不能忘懷這次會議和我所支持的那個決議。」他進而提出「處於能動態的非暴力」的概念來解釋自己為何支持戰爭：「處於能動態的非暴力即意味著有意識地經歷磨難。它不是說要逆來順受地屈從於行惡人的意志，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與強權的鬥爭。惟有遵循這條人類的法則，才可能以個人的力量與整個不公正的國家對抗，以維護自身的榮譽、信仰和靈魂，為將來這個不公正國家的崩潰瓦解或是新生重建奠定基礎。」
一九三八年，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法國總理達拉第在慕尼黑將捷克出賣給希特勒，當時許多民眾把慕尼黑和會看作是「和平的勝利」。甘地卻一眼看穿了此次會議的實質：「爭取歐洲和平，是暴力擴張的結果。英、法受挫於德、意聯手發出的暴力氣焰，可以說是一敗塗地。可是，德、意有何好處可得？這麼做有益於人類的道德精神嗎？」甘地分析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這兩個獨裁領袖的哲學觀，以害怕屠殺為懦行。窮兵黷武只有獨裁的下場。」他深刻意識到，面對獨裁者和戰爭狂人的威脅時，「人可能也應該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而流血」。甘地的言論發表之後，納粹德國的報界一片譁然。戈培爾控制的納粹宣傳部以野蠻的話語抨擊甘地，並威脅要向印度實施報復。英國感到害怕，英國駐印度總督認為甘地的攻擊性說法危害了剛剛穩定下來的、尚且十分脆弱的英德關係。但甘地不為所動，回應說：「我假如怕國家、自己、印德關係受害而猶豫，不願把內心最深處認為百分之百合理的意見，表白出來，大可將自己視為懦夫。」二戰爆發後，甘地全力支持這場反法西斯的大戰，敦促印度的男兒拿起武器，與英美盟國並肩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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