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預言是文學價值的核心。……唯有人心的柔軟，才能夠得到拯救。」－－宋澤萊
魔幻的世界，比現實更真實
台灣作家宋澤萊寫過一本名為《誰怕宋澤萊》的書，若沒有充沛自信的作家，不會使用這個書名。但是，要回答「誰怕宋澤萊」這個問題，首先需要面對「誰是宋澤萊」的問題。
宋澤萊是當代台灣文壇的鬼才，或許可用「台灣的馬奎斯」來比擬之。但在長期由外省權貴把持的台灣文壇上，他所得到的承認和重視，遠遠不能與他實際的創作成就和高度成正比。即便在台灣本土作家陣營中，他也常常不被理解和接受。原因有三：其一，他很難歸類，他的作品非常極端化，一部分是高度的現實主義，另一部分是高度的魔幻主義——前者如《打牛湳村》，比較容易找到知音；後者如《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和《熱帶魔界》，則是「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其二，宋澤萊持有堅定的本土立場，卻不是一味地美化來自聖化本土價值及傳統。有一些台灣本土派竭力塑造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以此將台灣與其他華人世界完全區隔開來；宋澤萊則反其道而行之，對本土的社會政治和精神價值的缺陷作出誠實的反思與批判，如宮廟文化、民間宗教與國民黨獨裁政治的合流，這一現象即便是最大膽的本土派一般都避而不談，因為得罪的人實在太多了。
其三，宋澤萊中年由禪宗改信基督教，從基督教文明中「拿來」醫治台灣病症的良方，正如楊翠所言：「宋澤萊書寫《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以魔界嗜血慾望隱喻台灣威權體制的權力操控慾望，以及台灣人在長期外來政權統治底下所產生的文化性格之扭曲，並藉由宗教(西方宗教)的靈性，試著提供一種救贖的可能。」在基督教文明中生長出來的保守主義價值，跟當下台灣知識界盛行的左派價值格格不入。所以，諱疾忌醫的人們，就像曹操仇恨華佗一樣，既不承認自己的病症，也不採用醫生的藥方，甚至還要對救命的醫生施加毒手。
其實，人們無需害怕宋澤萊，若敞開心扉，便可享受他下廚烹飪的小說盛宴。預言式寫作，在宋澤萊的作品中佔據著重要地位。《廢墟台灣》因為具有反核和環保的主題，在此類作品中最廣為流傳。但更精彩的、在其巔峰期完成的《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則一直默默無聞。在此書中，宋澤萊「把魔幻寫實的方法、十九世紀初的浪漫派小說風格、大眾連載小說的文體結合起來，從容地書寫；又把她寫成既像武俠又像靈異，既像偵探又像寫實，既像神話又像哲學……使之打破了各類小說的藩籬」。這本書的可讀性極強，甚至可以改編成一個電動遊戲。作者融合其獨特的靈感與不同的宗教體驗，延續對現實的關心與批判，以魔幻寫實之筆，建構了一個變化萬千、詭譎虛幻，卻無比真實的台灣異空間。
圖為《廢墟台灣》書影。圖片來源：資料照
《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的實驗風格，不僅成功塑造台灣小說魔幻寫實的經典，藉由各種精心描繪的「異像」與「神魔」的交戰，嚴肅卻又通俗地刻劃出台灣選舉歪風與黑金政治的現實。 該書以敘述一個黑社會青年興衰起滅的過程為軸——因故捲入紛爭而踏上黑社會不歸路的彭少雄，一路從幫派角頭勢力中脫穎而出，黑白雙通，甚至勝選市長。而其五術法力，竟是撒旦附身，由血色蝙蝠的邪魔之力所得。
彭少雄的國中老師唐天養以聖靈之力與之對抗，展開一場師生之間由懸疑、武俠、靈異交織而成的善惡鬥法。上醫醫國，唐天養不是受過醫學專門訓練背景的醫生，而是一位靠聖靈的力量幫人治病的退休教師，同時還主持著妻家的服飾店，在現實生活中是個樸素平凡的人物，但他卻是A市生死存亡之關鍵。唐天養發現昔日的學生的彭少雄乃是血色蝙蝠（撒旦）附體，企圖以邪靈控制人民，但僅靠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擊敗對方。於是，他上山尋找來台傳教的羅神父，一個擁有強大聖靈守護的信徒。羅神父帶著唐天養找到血色蝙蝠的大本營，「蝙蝠巢穴恰似一個大腦實體，牠儲藏所能得到的訊息，傳達了強烈的意志，是一個基地」。經過一番苦戰，羅神父等一群基督徒消滅了山中撒旦的化身。而彭少強也於是日夜裡，在一場與警方的槍戰中喪命——血色蝙蝠死去，它附體的彭少雄亦必死無疑。這座城市終於恢復了往昔的朗朗乾坤。
宋澤萊筆下的A市就是整個台灣島的隱喻，書中的黑道漂白、選舉暴力等細節比台灣社會中發生過的新聞事件更真實——彭少雄如同電影《黑金》中的黑幫老大周朝先，一度呼風喚雨、撒豆成兵。魔幻其實是一種超級寫實，這也正是被視為「魔幻現實主義」代表人物的馬奎斯一直對「魔幻」一詞耿耿於懷的原因——他多次重申同一個意思：他的寫作並非魔幻，它就是現實。在題為《拉丁美洲的孤獨》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中，馬奎斯如此申明說：「現實並非紙上之物，它就在我們身邊，每天左右無數生死，同時也滋養著永不枯竭、充滿了美好與不幸的創作源泉。現實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們，無論詩人或乞丐，戰士或歹徒，都無需太多想像力，最大的挑戰是無法用常規之法使別人相信我們真實的生活。」我想，這也是宋澤萊的心聲吧。
誰是彭少雄、誰是血色蝙蝠：邪惡不是外來的，而是內在的
小說一開始就描述了一個魔幻的世界：月亮滲出血暈，比老鷹還大且刀槍不入的紅蝙蝠出現了，「那是如何龐大的一隻皮毛動物，像一隻巨大肥胖的狗熊，拉開的雙翼，刀子一般的利爪，渾身紅得透明，像紅瑪瑙那種顏色，牠蹲踞著，發出吱吱的叫聲，紅紅的喉嚨大大張開著」。紅蝙蝠領著成千上萬黑色小蝙蝠攻進車站，最後車站居然憑空消失得無影無蹤。A市的種種異像，在涉嫌謀殺競選對手的黑道頭目彭少雄當選後，一一出現。這是在日本殖民者進佔A市掃蕩台灣抗日軍，以及二二八事件之後，血色蝙蝠第三度現身A市。
處於鳥與獸之間的蝙蝠，在中國文化中有兩極的隱喻：一是蝙蝠之「蝠」與福氣之「福」諧音，因此被視為吉兆；另一方面，因蝙蝠奇特的形狀，它被視為邪惡的化身，跟吸血鬼等同——更何況是血色蝙蝠。有趣的是，在古龍小說中也有一本《蝙蝠傳奇》，看來是英雄所見略同。
圖為古龍《蝙蝠傳奇》書影。圖片來源：資料照
武俠小說中最精彩的部分當然是高手比武打擂台，《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第二篇《法戰》的情節如同比武打擂台般扣人心弦：所有A市有名望的術法師與通靈師一起聚集在一間小廟裡對談，赫然發現彭少雄力量已經侵入整個A市的五術界，各個擊破這些術法師、通靈師及他們背後的神袛——極善世尊、九天仙女、海將軍等，並順勢入侵各大宮廟及其勢力範圍。同時，彭少強這個A市最大的黑道老大，也得到執政的國民黨的全力支持。彭少雄在政治、宗教以及武力上都成為無人能敵的邪惡勢力。他生得英俊瀟灑，身材修長，多才多藝，藝術涵養極高，他的身邊圍繞著一種紅色的靈力，在其就職大典時，三隻血紅色的動物降臨現場，那正是血色蝙蝠。
血色蝙蝠往往伴隨著災難與惡勢力橫行，每當自然景觀、人文地理、政治事務、社會秩序甚至心靈結構陷入失衡、混亂、扭曲之際，它必然隨之出現。有關血色蝙蝠所代表的惡之意涵，小說透過唐何多阿塞神父的自述，下了一個總結性的註腳：「血色蝙蝠乃撒旦的工具之一，當撒旦的一類意志操縱了人的軀體之後，就會因著不相稱的意志、肉體的結合飛翔成蝙蝠之狀。撒旦這類的意志的據點就是血色蝙蝠的巢穴。在地球上，撒旦的化身多不勝數，可是只有血色蝙蝠代表了撒旦激烈的嗜血的破壞傾向。通常牠的出現會帶來屠殺性的災難。」
彭少雄是一名在地長大的青年，不是外省人，所以他確實得到鄉親們的支持。彭少雄死後，彭厝里的人們頓失憑藉，「好像一座明亮的燈塔突然倒塌了，所有的船隻都浸入了一片的黑暗中，茫茫不知去向。許多人幾天內說不出一句話，只是喃喃自語，有人甚至企圖自殺好追隨彭少雄而去。」這個細節相當耐人尋味。學者黃涵榆在《有關災難、邪惡與救贖的一些唯物神學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宋澤萊小說裡的『外來的』殖民暴力、災難與罪惡之所以能夠在過去數百年的台灣歷史中反覆延續，根本的原因在於它疊合了『本土化的』、內在性的腐敗政治勢力與文化心靈；這也許就是宋澤萊對於台灣社會文化與台灣人的民族性最深刻的批判。」此種深刻直率的自我批判如同空谷回音。
相當一部分台灣本土派人士（當然也包括香港本土派和其他本土派）將專制暴政「外在化」和「他者化」——所有壞的東西都是國民黨從中國帶來的，而台灣本土原有的東西都是好的。所以，只要驅逐了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及其隨附組織，台灣就萬事大吉了。這種思路，在法輪功信徒及相當一部分中國民主人士和公共知識分子身上也很常見——所有壞的東西都是共產黨帶來的，而共產黨是「黃俄」，即俄國馬列主義的走卒。所以，只要驅逐了共產黨這個「黃俄」集團，中國就萬事大吉了。真的如此嗎？顯然不是，惡並不外在於我們，亦不外在於反抗者，台灣前輩作家李喬縮過：「反抗，要先反抗自己的懦弱、貪婪。」在此意義上，彭少雄和血色蝙蝠，並非與我們遙不可及，他們就在我們當中，他們甚至就是盤踞在我們內心的懦弱、貪婪、奴性等等。若不能與之正面對遇，則有可能淪為「自願的奴隸」——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自己墮落為另一個共產黨的法輪功就是如此。
遺憾的是，宋澤萊作品中這一部分思想並不為大部分台灣讀者所理解和接納，也正如我在批評台灣政治化的民間宗教和燒紙燒香等破壞環境的惡習時，遭到很多傲慢的台灣人的反駁一樣——他們說，你不是台灣人，你無權批評台灣，宛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聽到外國人批評中國人權狀況惡化時惱羞成怒的口吻。對於這些人，我要轉送他們一句哲學家和心理學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話：「人類究竟是否有未來，文明究竟是否會終結，端賴我們是否能秉持懷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從的能力。」
他們為什麼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
馬奎斯去世的時候，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在電視講話裡，說了一句被人們忽視的卻意味深長的話：「馬奎斯的作品神秘而繁複，只有願意忍受孤獨的人，才能靜下心讀懂他筆下人物的內心世界。」令人揪心的問題是：在喧囂的時代裡，有多少人願意「忍受」這樣的孤獨？
圖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留影。圖片來源：資料照
聖經中，耶穌說：「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與聖經一樣，《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也是一本需要用心靈和誠實來閱讀的書，它有《冰與火之歌》或《納尼亞傳奇》的「輕小說」的外殼，亦有《罪與罰》或《復活》的「重小說」的內核。
宋澤萊一直待在彰化鹿港，是個沈從文式的「鄉下人」。他是國中老師，妻子是國小校長，彼此的工作壓力都很大，他們還有三個孩子需要撫養，家累很重，經濟條件一直不佳，缺乏基本的創作環境。他們一家好幾年租住在一所簡陋的房屋中，不得不忍受一樓木材廠巨大的機器聲和漫室木屑的攻擊。他長年在家中充當「煮夫」，幾乎是被囚禁於家中，很少離家和文藝界的朋友談一談話。他不善於拉幫結派、造勢宣傳，只會老老實實、一筆一劃地寫作。作家李昂評論說，宋澤萊是比她更「黑暗」的作家，「他那樣纖細極端敏銳受苦的心智，一再的辯證演繹，不僅在小說，也在生命中」。
經歷了生命中沉重的黑暗，當宋澤萊尋尋覓覓找到基督信仰，便如飲甘泉、樂在其中。聖經真理照亮了他的生命，他也更執著地為台灣、也為這個時代寫作預言。宋澤萊不僅是小說家、文藝評論家和文學史家，更有神學家和思想家的素質。他的名為《人心的剛硬與難寫的預言》的國家文藝獎得獎感言，既是創作談，更是信仰見證。他從聖經傳統談起——聖經是預言，人類一切優秀的文學也都是預言。「在上古和中古的大半地球上，文學與來自神的預言密不可分……這個漫長的時期是文學預言家的黃金時代。……在那個時代，神的話語深受人類的信任，人們的心非常柔軟，能無條件相信那些文學家所記載的故事和教條，甚至熱烈的奉行它們。」
但是，啟蒙運動之後，尼采宣佈「上帝已死」（其實，上帝不會死，死掉的是尼采對上帝的信仰，所以尼采瘋掉了）之後，「沒有信仰的現代人的人心已經剛硬了，他們對任何預言毫不在乎」。宋澤萊指出，痞子一般的現代人似乎說：「我們不在乎你們的預言，不管世界變得如何，習慣了就好！」因此，即便眾多作家對現代世界做了預言，如艾略特之《荒原》、歐威爾之《1984》，如今這個世界看起來仍然一樣虛無，科技控制越來越囂張，獨裁專制日甚一日。
時間來到了後現代的今天，預言更難寫。如宋澤萊所論，由於人心的剛硬更甚，對於所有的預言已經發展出更痞的說詞，他們說：「也許預言是對的，但是我們不怕，因為災難會在別的國家身上發生，可就是不會發生在我們的國家裡。」由於洞視到人心已經變成鐵石，作家只好改變預言的寫法。除了把預言說得更恐怖以外，就是直接指出災難將會降在某個國家或某個地區，企圖用這種更直接的恫嚇，引起人們多在乎預言一秒鐘。然而，鐵石心腸的人們仍不為所動，就像武漢肺炎肆虐之後的中國，人們對始作俑者的共產黨反倒更加頂禮膜拜。
《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出版之後，台灣社會有沒有由此引起警醒呢？小說中的彭少雄死掉了，警方在山谷中找到他的屍體，他的遺孀走向前去抱住屍體，卻撐不住整個屍體的重量，手一放，「那顆頭顱碰撞在一塊岩石上，破成一片片碎片」，這是撒旦必然滅亡的下場；而在現實生活中，顏清標和傅崐萁們依然如紅蝙蝠般飛翔在台灣島上空，巨大的翅膀試圖遮蓋太陽的光芒——即便在獄中，傅崐萁也還保有現任立委的身份，享受種種帝王般的優待。人心剛硬，撒旦就橫行，《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的故事，在台灣還沒有畫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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