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局勢日趨嚴峻，香港警察於一月六日對於香港不同派系的反對派人士進行大搜捕，戴耀廷、朱凱廸、楊岳橋、梁國雄等知名反對派人士共有五十三人被捕，引發香港內外譁然並招致國際輿論嚴厲譴責。美國財政部也在一月十六日針對多名中港官員進行制裁，其中包括香港警務處國安處處長蔡展鵬及兩名助理處長簡啟恩、江學禮。而香港警務處國安處作為中國迫害異議人士的打手使其成為眾矢之的，也讓人想到在英治時代的同性質組織「政治部」。
本文將簡述英治時期的香港皇家警務處政治部從成立至主權移交這段期間的發展過程，並論及政治部如何在中國共產黨勢力、國府、國際情報圈的夾縫周旋其中。
香港皇家警務處政治部的成立
香港皇家警務處政治部成立於1934年，是軍情五處（英國安全局）支持下所成立，並得到軍情六處（英國秘密情報局）協助，之所以由軍情五處負責成立政治部，是基於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達成的協定「大英帝國之內的情報安全事務由軍情五處管轄，至於軍情六處則負責帝國之外的情報安全事務」。也決定軍情五處主導政治部的基調。
英屬香港旗。圖/維基百科
當初成立政治部，不僅是因應1922年海員大罷工之後中國民族主義浪潮和1930年代日本在中國大陸的擴張，也在於當時香港作為英國在東亞的情報中心的保防需要。
從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迄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這段期間，日本以及其盟友義大利積極在香港進行間諜活動，但是英國方面因為納粹德國在歐洲的威脅難以分身應付日本，因此指示港英政府「不要給日本藉口挑戰英國」，因此政治部只能對於軸心國在港間諜活動採取「監視但不干預」，甚少採取行動，如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因為從事情報活動遭到驅逐是罕見的特例，值得注意的是英國這種迴避武力跟外交衝突的方針在二戰之後也延續到冷戰時期的對中態度。
處於情報戰颱風眼的政治部
在經歷1941年至1945年的日本佔領以及重光之後，英國重新恢復對香港的統治，但是香港又重新捲入中國大陸的國共內戰，英國於1946年重建警務處政治部針對國共雙方在香港的活動進行密切的監視和情蒐，隨著中國共產黨在內戰的勝利和大批難民逃往香港，香港的局勢也陷入相當嚴峻的局面。不過，中國共產黨在1950年代初即決定對於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作為中國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為其戰略利益服務；與之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也提出「白螞蟻政策」，照中共資深黨員接受香港有線新聞《前途解密30後》訪問時的說法，就是對香港進行全方位的滲透：
「白螞蟻政策就是後來不知哪一年周總理去西雙版納參觀，視察工作，那個植物研究所的人，帶他去看一棵大樹，推一推之後倒了，周總理覺得很奇怪，原來他說這棵樹被白螞蟻蛀通了，但它實際上仍像平時一樣，即是說共產黨要滲透到房子是完好的，在香港也要做白螞蟻。」
而作為「白螞蟻政策」的執行者則落在作為中方駐港官方機構的新華社香港分社(日後中聯辦的前身)以及藏身其中的「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
有線新聞《前途解密30後》 截圖畫面
香港在面臨中國的高度滲透的同時，也面對國府派遣情報人員到香港進行情報蒐集、並以香港為跳板對中國大陸進行顛覆活動，以及韓戰爆發後美國加強在港情蒐等挑戰，使香港在亞洲冷戰處於夾心的兩難處境，對於政治部而言要如何有效的穩住各方勢力並嚇阻其挑戰港英政府權威，是需要細膩而高難度的智慧和手腕。
在當時的情報世界而言，與其說香港是亞洲的西柏林，倒不如說是更像奧地利，港英政府跟奧地利政府一樣是屬於西方陣營的外圍，但是在面對鄰近的共產主義強鄰則採取中立政策，避免刺激強鄰，而東西方則是把香港和奧地利視為向彼此進行情報活動的跳板，香港的情況就是處於如此微妙而關鍵的位置。
政治部的內部運作
政治部作為港英政府安全力量的耳目，是納入港英政府的本地情報委員會之中，該委員會由港督擔任主席，固定成員有港英政府高層、警方和英國駐軍指揮官、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派駐的情報聯絡官。並逐層向英國遠東的地區情報委員會及倫敦的聯合情報委員會負責。
政治部分成行政、行動和支援三大部門，在經歷五六年右派暴動、六七暴動的衝擊之後，人手和經費都得到大幅的增加，從1960年代初期的兩百餘人擴張至1980年代的一千二百人（倘若加上行政人員、文職輔助人員可達到二千五百人）。在人員招募上，歐籍警員來自英國本土及英聯邦成員國家，而華籍人員都自香港警隊調派，由英國軍情五處及英國駐軍培訓相關人員。
政治部雖然以華籍警員占多數，可是晉升、福利等方面都被指責偏袒歐籍警員，並且核心權力都掌握在英國派出的歐籍高層幹部。盡管港英方面注意到這個情況並不時透過種種方式安撫、攏絡華籍警員，但是華籍警員還是隱藏著不平的情緒，在政治部內部人士以化名羅亞寫成的《政治部回憶錄》一書當中是可以感受到這股不平的情緒跟不滿。
政治部以域多利道扣押中心（也就是外界所稱的「白屋」、摩星嶺集中營）做為關押嫌疑犯的據點，盡管1950年代以來英國國協關係部（過往的殖民地部）已經不斷通令英國海外領地治安單位不得再刑求嫌疑犯，但是政治部仍然有對嫌疑犯進行毆打、精神壓迫等刑求的情況。
域多利道扣押中心。圖/維基百科
在國際情報圈的聯繫上，政治部得到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駐港情報聯絡官的充分支持之外，由於香港作為東亞重要的樞紐和情報交換場所，也使得美國、日本、韓國、印度、加拿大、德國及澳洲等國派遣正式情報官或兼任情蒐任務的警察聯絡官進駐香港，使政治部在國際情報圈上得到更多聯繫西方世界情報圈的機會。
和中國的「鬥而不破」
在1950年代初期的港英政府面對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政權，港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 Grantham)任內即決定「實用主義和不挑釁的堅定態度，而不是冷戰時期的教條」的政策方針，因此對中國的滲透活動雖然嚴加提防，但是甚少公開高調反制，如擔任香港警察副校長的高階華籍警官曾昭科於1961年被揭發為中國間諜遭到逮捕並驅逐到中國境內是少見的案例。即使是1970年代國際情報圈傳出英國情報部門在香港的監聽站遭到中國間諜安裝竊聽器的重大事件，港英方面跟倫敦仍低調以對。
一般而言，政治部雖然對於中方在港機構、外圍團體積極布建並嚴密監視，並經常訪談往返港中兩地的人士了解中國情勢，但是對於中國在香港境內的對外情報活動多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除非這些活動直接影響港英政府或其他國家主動發現要求港英政府採取行動，如著名的華裔美籍間諜金無怠在1960年代多次前往香港和中國情報人員會晤，政治部雖然有發現相關活動，可是未有採取動作。
不過，當中方及親共左派嘗試直接挑戰港英政府在香港的統治時，政治部也會下重手回應，如「六七暴動」期間，政治部除了透過在中方在港機構、外圍團體的線民回傳的情報作為港英政府因應暴動的資訊之外，同時突擊多處親共左派團體的據點，逮捕五十二名重要幹部關押在域多利道扣押中心。直到港英和中方決定各退一步讓事態平息，政治部才放鬆對於中方在港機構、外圍團體的施壓。
香港六七暴動。網路圖片
面對國際情報戰場的政治部
如前述，港英政府基於「實用主義和不挑釁」的政策方針，因此不樂於見到國府、美國等國情報單位在港的積極活動，由於官方上不承認國府和准許後者公開設立正式駐港機構，因此國府情報人員在香港都是以非官方身分進行活動。
國府情報單位涉及於1955年爆破前往參加萬隆會議的中共代表團專機(也就是「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使得國府情報人員成為政治部對付的首要對象，而且不時針對國府情報人員在港據點、地下軍火庫進行公開掃蕩，逮捕相關人士判刑(之後再驅逐回台)，如1975年冬發動「威武行動」搜出大批國府情報人員藏匿的武器和炸藥就是一個例子。
國府情報單位之所以在香港屢屢遭到打擊，不僅僅是港英政府的刻意針對，也在於國府情報單位的疏忽，如為求方便將工作場所和起居場所合一、移交人員名冊隨意放置等等，這些疏失讓政治部更容易打擊國府情報單位在港活動。
對於國府的情報盟友美國及日本，政治部也時刻監視其活動，如前警察官僚佐佐淳行回憶當年作為公安警察的他以外務省領事身分派駐香港的經歷時，就提到有位以駐港外交領事作為官方掩護的美國中情局官員，因為被政治部認為在對中情報蒐集的動作太招搖而威脅到港中關係，而刻意以該員違反香港限水令的理由，將他列為不受歡迎人物，要求美國方面將其調離香港。
至於佐佐淳行，政治部將日本警察聯絡官視為美國和國府的情報盟友(也因為這三者都依賴親國府系團體在港蒐集情報)而抱持戒心。政治部為試探他的每日動向，除了竊聽其住所電話，甚至不時派人冒充他的妻子打電話到日本總領事館詢問其動向，但是在不同的情報業務上，政治部又是密切合作的做法，讓他感受到情報世界「合縱連衡」的複雜性質。
在針對美國、日本等同屬西方陣營的情報盟友保持戒心甚至不時阻撓的同時，政治部卻不擔心遭到相關國家向倫敦施壓要求政治部改變態度，主要原因在於香港作為對外封閉的紅色中國的「竹幕鑰匙孔」跟匯集東南亞華人系統商界資金、人脈及政治關係的多重身分，對於西方陣營的情報世界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情報蒐集和交換場所，因此盡管對於港英和政治部的態度迭有抱怨，但是仍不得不照港英和政治部的遊戲規則行事。
而在香港這個國際情報中心，被排斥的情報世界玩家不只是國府，也包括蘇聯及東歐集團，港英自冷戰初始即對蘇聯及及東歐集團在港活動嚴加限制，特別是在1960年代後蘇中交惡更是如此，以避免給北京責難的口實。蘇聯國安會(KGB)雖然有透過香港作為對中情蒐跳板的構想，並訓練從蘇中邊境投誠蘇聯的中國知青嘗試潛入香港，但並未成功。
港英時期的香港對於西方陣營的情報世界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情報蒐集和交換場所。圖/網路圖片
對於香港社會內部的監控
除了反情報、監控親共左派和親國府右派的任務之外，政治部也對香港內部的社會團體進行監控和布建，如1960年代提倡香港自治的名士馬文輝成立的「聯合國香港協會」及之後的「香港民主自治黨」、新界原居民鄉紳組成的鄉事派、1970年代香港大專院校內的學運社團如國粹派(親共毛派)、專上學聯一直到1980年代的「匯點」、香港民主同盟和之後兩者合併的民主黨，政治部將蒐集的情報和動向提供給港英政府，而港英政府則透過協商、刻意攏絡、邀請加入體制、從金脈和人脈暗中施力等方式化解這些社會團體對於港英政府的挑戰。
政治部的退場
隨著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註定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的命運之後，英國方面即開始「有序撤退」，開始就英國在香港的權益和利益進行安排收尾和後路，政治部作為最敏感而機密的政府部門也成為英國方面首先安排後路的單位，透過人員調動、鼓勵優退、安排移民、組織精簡等方式在1984年之後的十一年內將多達二千五百人的政治部逐步縮編，中間雖有離職的政治部華籍警員因為不滿遣散條件提出訴訟成為當時新聞焦點，但未有影響到港英方面解散政治部的進程。最終港英政府在主權移交前夕的1995年將政治部重新改組為保安處，而政治部也走入歷史。
順帶一提，政治部有數百名華籍警員獲得安排移居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國，但是這些國家的安全情報單位並未重視和活用這批人員的對中反情報經驗，即使聘用這批人員只是作為翻譯或監視華人社群的動態，隨著時間過去，當年政治部的幹員們也隱沒於歷史洪流之中。
結語
政治部作為港英政府的耳目，對於冷戰期間為港英政府穩定局勢迭有貢獻，也有效的在中國共產黨、國府及西方陣營之間的情報戰當中游刃有餘，除了英國作為宗主國提供的情報支援、訓練等支持之外，如學者鄺建銘、沈旭暉指出的港英政府盡力在各方勢力下保持平衡(盡管是在避免公開激怒北京的前提下)以及面對香港社會不會「有權用盡」的統治智慧讓政治部的活動跟施力力道能拿捏分寸，不至於引發內外劇烈反彈。
反觀今日新宗主國中國卵翼的香港警務處國安處以及背後的國安公署，卻是反其道而行，不僅是激怒國際社會，也使得反對派無路可走而激化更多潛在的反抗能量，和昔日的港英政府和政治部相較，政治智慧跟手腕高下立判，也令人為今日香港的局勢感到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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