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十月，有數名前軍情局退休官員涉嫌為中國蒐集情報遭到檢調單位逮捕的重大新聞，針對此一事件，各方對此有不同看法，曾在高檢署檢察官任內偵辦共諜案的律師張進豐認為是「主因應是與社交圈疏離及面臨自我身份認同混淆的困境，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利用，成為『雙面諜』。」而研究者蕭良其則在＜台灣反情報困境在退休或在職情報員屢被中國利益引誘＞一文以此案警示台灣的反情報風險。
深入檢視這起共諜案，前述張進豐律師的說法雖然解釋了一部份的原因，但是這仍未提到更為關鍵的問題癥結，那就是我國情報界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和台灣社會長期脫節造成情報圈內不少退休或在職人員對於目前台灣民主社會的疏離甚至敵視。
軍情局。網路圖片
和台灣社會的脫節
如果對於情報界的政治態度稍有了解者，都知道情報界跟軍方一樣存在著舊有黨國遺緒跟拒斥國家化的問題，而且由於情報界較軍方更為封閉、機敏的性質，所以在這方面的問題更為嚴重。許多資深現職、退休情報官員對於台灣社會的認知一直都停留在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前甚至解嚴前的狀態，隨著台灣社會民主深化、本土思潮的影響，這個圈子和台灣社會的隔閡仍然存在，在這個圈子中的許多人在抗拒接受政治現實的同時，選擇遁入過去情報界老同事組成的圈子、聯誼組織，也因為大中國思想和原鄉情感的影響，積極的往返中國，透過緬懷戴笠等過往軍統人物乃至於黨國舊時光，作為維持自身政治意識形態的時光膠囊。
而對於台灣社會民主化、本土思潮的抗拒、不認同，也體現在這個圈子中的許多退休人員對於本土派政治人物的反感和相關改革的反彈，如指控前總統李登輝、陳水扁洩密造成軍情局在中國情報網遭到破壞（不過軍事評論家平可夫認為是軍情局內部洩密和未做到徹底「死轉手」的方式遭到中國方面追蹤）、強烈反年改的態度、對於政府抗中政策的反彈、反對轉型正義等等。
從許多退休情報官員在接受媒體時表達對於政局、台灣社會及兩岸關係的個人看法以及相關聯誼團體出版的內部刊物的文章中都可以感受到這個社群和台灣社會的隔閡和鴻溝是多麼的深刻。
許多軍警退休人員對於本土派政治人物相當反感與反彈，大遊行與聲請年改釋憲。網路圖片
面對中國的可議態度
情報圈內的許多退休人員在面對中國的態度上也是有許多可議之處，如2019年前國安局長楊國強、前副局長郭崇信、前軍情局長張戡平加入親中台商創辦的媒體集團「大師鏈傳媒」，以及軍情局前副局長劉本善擔任親中台商企業集團要職等消息引發外界譁然，當事人迫於輿論壓力退出或公開宣示終身不赴中國，就是最突出的顯例。
更有甚者，附和中國官方的論調，如涉及「江南案」的軍情局退役少將陳虎門在去年四月接受香港中評社訪問時揚言蔡英文政府應識相「不要逼大陸動手」等論調即為一例。（相關報導：析兩岸情勢台退將陳虎門：不要逼大陸動手，中評社）要不然，就是對於中國出手反台獨有著曖昧的認同和幻想，如有長年情戰經驗的前軍情局上校龐家均在其著作《情報札記：台灣軍情局高官回憶錄》就認為「其實中國的統一，我始終認為最好的時機，是在雙方決戰之後。如果沒有美國的撐腰，台灣不可能勝出，但經過兩岸人民血肉的付出，大家才能心平氣和，務實忍讓的進行和談。」這種一廂情願或者自欺欺人的統一觀不時可見於相關人士的言談、論述之中。
即使在往返中國時不時被中國方面藉機留難，以及我方國安部門勸告相關人士勿前往中國避免人身風險的情況下，依然故我，甚至有前國安局退休人員聯誼組織「磐安同心會」總幹事郭克勇回信有關方面認為他們這些退休情報人員可以充當往返兩岸的秘密聯繫管道反過來勸告我方「兩岸應以史為鑑，共創新局」，而絲毫無視前國安局官員蕭台福在《情報的藝術(下)：新時代智慧之戰》所直言：「依目前的案例，情報機關退離人員只有去中國大陸才會被逮捕、『請喝茶』，其他國家沒有發生過類似案件。這一點就值得退離的情報人員在赴大陸之前三思。」但是聽者藐藐，相關人士仍然倒果為因的認定是我方政府「反中」、「搞台獨民粹」、「綠色恐怖」搞壞兩岸關係才讓他們無法前往中國，而無視中國對於我方退休情報人員採取「終身追究」的作法是早已有之。
親中的媒體集團「大師鏈傳媒」。大師鏈傳媒官網截圖
這種瀰漫在情報界退休人士的氛圍也成為中國從情報界退休人士進行攏絡、統戰甚至吸收作為向情報界進行滲透的中介的溫床，前述的共諜案即為一例。而這種氛圍也讓中國方面產生「有機可趁」的念頭對於我方情報界公開進行分化，去年十月中國官媒《人民日報》刊登的「告台灣情治部門書」看似荒謬狂妄，但是也不能諱言，正是中國方面長年和這些往返中國的退休情報人員互動、接觸的經驗讓中國方面認為有見縫插針的機會。
造成情報界認同問題的原因
造成情報圈這種認同問題的根源，在於軍情局等情報機關長年在價值觀跟認同是奠基於過往戒嚴時期的黨國認同、祕密結社般的內部組織文化等影響，先前資深軍事記者吳明杰在新媒體《報呱》講座時，對於現、退役軍方將校出現的認同問題的根源的看法或許可以提供部分答案，他指出：
(一)軍方體系的封閉性，讓許多退役將校仍然依賴過往的同袍、官校學長學弟的人際圈，而使得這個人際網絡受到中國資訊戰和統戰滲入之後快速擴散。
(二)軍方內部偏向過往黨國認同、大中國主義的政治傾向，使得許多現、退役軍方將校對於國家認同產生混淆，更由於對於目前執政黨的不滿（如年金改革、去黨國化等）而使得這種混淆現象更為嚴重。
(三)由於軍方內部強調官校倫理、以及內部的人脈網路的影響，使得這些退役將校仍然能對現役的昔日學弟、部屬產生影響，而成為軍方內部認同問題的隱憂。（相關報導：資深軍事記者吳明杰：臺灣投降主義越嚴重，中共「首戰即終戰」越容易成功，沃草）
前述三點如果把「軍方」、「軍隊」替換成「情報機關」，其實也適用於情報界當下的認同問題，加上情報系統長期為軍系所壟斷，以及不少資深情報人員是從軍職轉任情報工作，從原本封閉的軍方再轉入更為封閉的情報界，自然是使彼等更難接觸到社會和時代變遷的影響；而且來自民間的文職成員比例偏低、舊有價值觀未曾檢討或改變等因素。也使得情報界在國家認同問題的障礙跟問題其實更甚於軍方。
面對房間裡的大象
如果說軍方的國家認同問題是已知且為人詬病已久的老問題，那麼主政者和台灣各界是該正視情報界的國家認同問題這個「房間裡的大象」，前述退休情報人員的問題只是這個問題症狀浮現的結果。
筆者呼籲主政者和台灣各界該正視情報界的國家認同問題這個「房間裡的大象」。網路圖片
面對情報界的國家認同問題，主政者不能以「人事的新陳代謝會讓這個問題隨著時間而消解」的樂觀態度去處理，必須了解到沒有革新情報界內部的人事、體制、價值觀、組織文化和氛圍，這個問題並不會因為新陳代謝而化解，反而會因為組織文化和氛圍不斷的影響下一代新的情報人員身上，正如今日軍方仍深陷舊有黨國意識形態的遺緒那樣，讓問題持續下去。主政者諱疾忌醫的迴避處理只是給未來台灣的國家安全帶來更多隱憂。
而對於情報界的退休或在職人員而言，更應該面對這個問題，而不是把責任歸咎於超前於他們認知已久的今日台灣社會和民主體制，唯有情報界開始正視和台灣社會的隔閡和脫節，才能建立社會大眾對情報界的信任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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