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報導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外交部會（相當於我國執政黨民進黨的黨內「政策小組」）將成立以台灣安保問題為主軸的「台灣專案小組」（台灣ＰＴ），並由現任參議員的外交部會長佐藤正久兼任「台灣專案小組」召集人；據報載，出席外交部會座談會的多位自民黨國會議員對於促進台日安保合作提出不少主張，如提倡日本應仿效美國「台灣關係法」制定相關的國內法，或者提議日台間應比照日美舉辦外長防長的「二加二」會議。
該座談會在經過初步討論之後，決定先以自民黨的外交、國防部會長和台灣方面的國會對口（應該是立院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執政黨議員）作為日台「二加二」會議的國會版本。並且預定4月底前提出報告建言作為日本政府政策的參考。
曾在日本自衛隊服役期間參與多次海外維和任務，以陸上自衛隊一佐（相當於我國陸軍上校）退伍後投入政界的佐藤正久是日本保守派中堅人物，也是自民黨「國防族」要角，曾出任防衛省政務官、外務省副大臣，在日本政界對於安保議題領域上有一定的份量。而佐藤對於台日安保交流一向著力甚深，如他在2014年5月擔任自民黨國防部會長期間就走訪台灣東部，拜訪我方當地空軍單位主官共同探討防空識別區問題。由佐藤領頭的自民黨「台灣專案小組」對於台日安保交流無疑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自民黨成立台灣專案小組，由佐藤正久領頭擔任召集人。圖 / 翻攝自佐藤正久 youtube
國會「二加二」安保對話構想的侷限
不過，目前台日關係仍然受到中國因素的制約，特別是菅義偉政權必須全力應對武漢肺炎疫情的情況下，在外交上求穩的傾向非常明顯。因此，自民黨「台灣專案小組」能夠達成的改變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台日外長與防長的「二加二」對話機制及日本版「台灣關係法」的建立，從中短期來看成事機會不大。因此該座談會上作成先推動台日國會相關事務負責人的安保對話機制是考量現實政治環境之下的折衷。
雖然台日國會相關事務負責人的對話機制對於台日安保的推進有所助益，但是基於台日兩國不同的政治生態跟制度，使得該對話機制仍然受到侷限。
首先是日本為內閣制，執政黨國會議員有機會出任相關部會的政務官職，如政務官、副大臣甚至大臣的職務。反觀台灣，由於台灣並非內閣制，即使是在立法院相關委員會的資深者，未必有機會入閣，甚至擔任相關部會首長。
況且以台灣的外交部、國防部來說，過往這兩個部會首長多由該部資深外交官或職業軍人出任，特別是國防部更為嚴重，甚至今日國防部仍然是論者所批評的「國防部長、兩位副部長、兩位常務次長，甚至是戰略規劃司司長，完全是軍人背景出身或由現役職業軍人擔任」的奇特現象。此一現況使得立法部門的有心者始終離行政部門的運作有著距離跟隔閡，而這也顯示出台灣這一方的負責相關事務的執政黨國會議員即使有心推進台日安保對話，卻受限非行政部門主事者的身份而侷限其推動政策執行跟落實的能力。
此外，是否能將這個構想從兩國執政黨國會議員的對話擴散到爭取在野黨的認同，讓台日安保對話成為跨黨派的共識是至關重要的，在日本的困難度可能不大，立憲民主黨、日本維新會等主要在野黨多對於台日安保對話跟合作持支持態度；但是在台灣，特別是藍綠黨派分歧的當下，無疑是較日本方面更難凝聚共識。
筆者認為非內閣制的台灣相較於內閣制的日本，相較難以凝聚台日安保共識。圖/日本國會。維基百科
基於上述的情況，台日國會「二加二」安保對話機制是有著侷限性，但是這可能是目前較為可行的提升台日安保對話的作法。
雖然如此，這並不代表台日外長防長的「二加二」對話機制及日本版「台灣關係法」這兩個倡議沒有討論的空間，筆者不揣冒昧的就這兩個倡議提出個人看法作為拋磚引玉。
「二加二」對話機制的替代方案：由前任代替現任出席
就「二加二」對話機制而言，台日外長防長的「二加二」對話機制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要舉行台日之間的現職部長級會議，尤其是敏感的外交和國防事務，是非常困難的。
不過或許可以換個方向，倘若現職的「二加二」部長級會議難以實現，那麼是否能考慮由已卸任的前部長（日本方面可選擇未入閣者擔任）作為「二加二」部長級會議的代替？或許會有人認為已卸任的前部長不足以代表官方，但是或許可以透過某種安排使其具有官方代表性，例如日本防衛省設有「防衛大臣政策参与」（舊名為「防衛大臣補佐官」），也就是作為防衛大臣的高級政策顧問，而已卸任的前大臣有時也會延攬為「防衛大臣政策参与」，如前防衛大臣森本敏就是一例。日本外務省也有類似的職務設計（不過尚未有人出任此一職務）。
如果日本方面真有心提升台日安保交流層級，但是又顧慮現職部長級會議引發中國方面的外交壓力，那麼或許可以委由已卸任的前任外相防相以現任大臣的顧問身分（「防衛大臣政策参与」及「外務大臣補佐官」）參加「二加二」會議。而我方也可以比照日本的作法，任命已卸任的外長防長作為「部長顧問」作為我方代表與會，不僅使「二加二」會議具有一定的官方代表的意義，也同時減低日本面臨的中國壓力，讓日本方面能夠在可承受的政治風險下繼續延續這個對話機制。
針對「二加二」對話機制及日本版「台灣關係法」，筆者提出倡議的建言，盼提升台日安保對話合作。示意圖。Image by bertholdbrodersen from Pixabay
拉闊對話陣容和推動日本版「台灣關係法」
除了部長層級之外，也可以鼓勵雙方已卸任的外交、國防部政、常務次長、高階將領跟資深外交官僚作為代表與會，之所以如此，是著眼在常務次長層級者對於政策細節及實務面的嫻熟度，政務次長層級者未來仍有機會更上一層樓，對於政治決策面的影響不容忽視，尤其是對於實行內閣制的日本方面更是如此，而已退休的高階將領跟資深外交官僚則可以作為具體國防及外交議題提供專業意見。
至於日本版「台灣關係法」，雖然在目前的日本政治環境下推動不易，但是可以透過更多有心推動的台日有識者以各種途徑（如媒體訪問、座談會等）積極地和日本公眾溝通並促進後者對於日本版「台灣關係法」必要性的理解和支持，從下而上的耕耘讓日本版「台灣關係法」能夠成為日本政壇乃至於官方願意公開而坦率討論可行性的政策選項。
「二加二」對話機制構想的侷限
前述由前任代替現任出席的外長防長「二加二」會議的構想，不可諱言有其侷限，如台日雙方前任部長以「顧問」身分作為現任部長的分身進行對話，但是畢竟還是無法完全代表現任者的意志。
而日本政府是否願意考慮在中短期內提升台日安保交流的層級和半檯面化，也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再者，以日本的情況來說，由於外相防相更迭頻仍，對台灣大眾而言，對於這些曾擔任外相防相的政界人士的印象並不深刻，這個構想是否能為台灣民意所重視甚至理解，也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
不過在台日官方安保對話機制受限政治因素（更明確的說是中國因素）的現實下，是需要更多跳脫框架的想法去思考如何提升、深化台日官方安保對話機制層級乃至為最終的正常化而作準備，筆者前述的構想企望能讓更多有識者進一步討論台日安保合作未來的方向和可行方案。
上述構想筆者希望能讓更多有識者一同進一步討論。網路圖片
台灣如何面對台日國會「二加二」安保對話機制構想
回到台日國會「二加二」安保對話機制的構想，在這個構想上，我方政府同樣有可以著力之處，例如持續精進國會議員對於相關領域的理解，並思考從負責相關事務的執政黨或友黨國會議員當中延攬適任者入閣擔任相關部會的政務官加以歷練，或可在日本執政黨方面的對口也出任日本相關部會的政務官時，將雙方建構的人脈關係、共識運用在行政部門的實務交流上。
此外，是否能將台日安保合作的想法擴展為台灣政治上的跨黨派共識跟爭取台灣民意的支持、理解，同樣考驗著主政者的政治手腕和政治智慧。
結語
台日安保合作的檯面化、正常化在1990年代末期即為不少台派獨派先進所倡議，惟受限台日雙方的政治環境而遲遲難以實現，今日日本執政黨方面僅僅能提出國會「二加二」安保對話的構想即可看出要檯面化、正常化的阻力是多麼大以及進展是如何緩慢，但是我方仍然可以從台日國會「二加二」安保對話從中培養雙方的人脈關係、共識，並改進自身體制之不足，為將來台日安保合作的檯面化、正常化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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