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熾口述、李衣雲撰寫《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游擊文化，2019年版
草根裡成長出來的人，有著草根的韌性，也有著硬挺的背脊
這本由歷史學家李永熾口述、其女兒李衣雲撰寫的回憶錄，敘說一個農家的孩子如何成為著作等身的大學者的生命故事，亦濃縮了一位在台灣民主化運動中無役不與的公共知識分子八十年的人生旅途，在某種意義上，堪稱台灣從殖民地走向本土化的鳳凰涅槃的當代史之縮影。李永熾的學思、行動與今日台灣的政治社會脈動可說同步依存，因而察看他的生平，既可理解台灣如何由威權步向民主，亦可深知未竟之業的關鍵何在。
這個孩子在極端貧困的環境下，一邊幫忙做農事、劈柴砍柴，一邊想辦法念書、上進。先考上名校台中一中，再考上台大。到了研究所時，又努力打工，分擔家計，資助弟妹念書。從窮鄉僻壤到台大念書，宛如一夜登龍門，卻又因省籍、階級、城鄉差別而遭到種種排擠，完全憑藉台灣人的水牛韌性才在學界打開一片自己的天地。
最初，李永熾的邊緣地位和孤獨境遇是因為貧窮：他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舊卡其制服縫縫補補，補丁一層疊一層，他出於自尊考慮，從未跟同學結伴去跳舞。暑假，班上同學組織一起去考察古跡，他卻因為必須回鄉下忙農活而不能參加，是唯一的例外，被說成不合群。我非常能體會這種因窮困帶來的屈辱與堅韌——我父親比李永熾小幾歲，是更加赤貧的中國四川的農家子弟，經歷過一九五零年代末的大饑荒，家中多人被餓死，後來考上重慶大學時，他是光腳去學校報到的。
李永熾與女兒李衣雲。圖/取自游擊文化臉書
之後，李永熾一步步地「邊緣化」，就是說，是身不由己的，是由台灣人這一生而有之的身份決定的。在研究所時期，他因省籍關係而無法當上助教、無法借閱到線裝書。在講師時期，他出國進修，卻不能得到其他同事都能享受的留職留薪的待遇——這是由美國燕京學社資助的項目，然而，持大中華沙文主義的系主任許倬雲偏偏要求李永熾留職停薪。這顯然是對台灣本省人的刻意歧視。這個細節跟另一位歷史教授跟我講過的一個故事很相似：他是錢穆的學生，有一次論文受錢穆的賞識，錢穆召他談話，首先就問：「是哪個省的人？」回答說：「是台灣人。」錢穆立即臉色陰沉，匆匆打發他離去。大概在錢穆看來，沒有文化的台灣人根本寫不出好的論文來。對於這種明顯的不公，李永熾只得咬牙同意，他失去了薪水，無法資助家人，在日本留學的兩年，成了全家最苦的時候。四十年後，他才知道，父母和兩個妹妹、兩個弟弟吃的是自產賣不掉的小馬鈴薯。「母將馬鈴薯用水煮了當飯吃。有時候弄到一點麵粉，將把馬鈴薯搗碎成泥，加一點麵粉和水，搓成一個類似湯圓的小圓子，然後丟進水裡加一點青菜烹煮，也是一餐。」許，這就是李登輝所說的「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宛若學閥般高高在上的許倬雲當然不會關心低賤的本省人的境況——數十年後，這位在美國任教多年的名教授肆無忌憚地辱罵美國的霸權，同時讚美中國的暴政，他當然知道罵美國是受保障的言論自由，不會有任何問題，而罵了中國，他的書就不能在中國出版了，罵誰不罵誰，他心中的算盤打得清清楚楚。而且，這些曾經在台灣作威作福的高級外省人，在彼岸的「真中國人」面前，立即又覺得自己矮了一等，甘願做「二等中國人」。
就李永熾本人來說，其邊緣地位也是其自我選擇的結果：「邊緣有其視角，我是自我邊緣化，也不願意進入核心。」有同事邀請他加入國民黨，甚至軟硬兼施地威脅說，如果他不入黨，就讓他不能出國研究、不能順利升等。他斷然拒絕，因為他堅信，「入黨結社本應是出自個人意志，而國民黨從私領域到公領域、無處不在的入黨『邀請』，完全體現了台灣的獨裁體制與個體的困境」。
一九八○年代末，李永熾積極參與很多社會與政治運動，台獨的主張也鮮明起來。台灣的學界與政界一向關係緊密，不僅保守勢力處於優勢，「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更是深入人心，很多人都擔心跟他有牽扯，會影響到自己的前途，部分他認真教出來的學生，就這樣跟他劃清界線，凡是仕途遇到不順，就怪罪是老師的台獨立場害了他們。但也有不怕死的學生，依然找他指導，比如後來在學術上成就斐然的薛元化。
《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新書發表會，邀請薛化元擔任來賓。圖/新書發表會直播截圖
台灣的文史哲領域，是思想最為僵化停滯的系科，「大中華」和「國民黨永遠正確」的觀念根深蒂固。這一點甚至比專制的中國還落後：中國的大學儘管缺乏基本的學術自由，但相對來說文史哲領域多少保留了一點反抗精神。這種沉悶壓抑的氛圍，使得李永熾在台大歷史系任教四十年仍是一隻「孤鳥」——二○○五年，他退休的時候，退得悄無聲息，沒有歡送會，系裡也沒有人提出要給他名譽教授之類的頭銜。台大果然是天龍國中的天龍國。
為什麼能擺脫左派意識形態的誘惑？
用香港的術語來說，包括台灣在內，華語世界的文科基本上都被「大中華膠」和「左膠」所充斥，如果你是右派和獨派，大概你就找不到容身之地。李永熾是其中少數的自由主義者，儘管他承認自己的立場是自由主義中略偏左，但也成為左派攻伐的對象。那麼，李永熾是如何識破左派的虛妄的呢？這本回憶錄中隱藏了三個思想脈絡。
首先，在就讀台中一中時，圖書館的《自由中國》、《自由人》、《天文台》等雜誌，啟蒙了李永熾的自由思想。他尤其為胡適的自由主義所折服，胡適既反對共產黨，也批評國民黨，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微弱的薪火帶到台灣。大學時，他更透過學習日文，閱讀了許多日文書。研究所階段，在大部分同學都以中國史為研究重心時，他選擇當時被忌視的日本研究，以「明治維新之父」福澤諭吉為研究對象。
其次，李永熾在留學日本期間，因為左派思想仿佛具有不證自明的道德制高點，一開始全面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史學。但很快他就發現左派的虛偽和盲點。他到日本後，遇到一名日本教授，一聽他是從台灣來的，立即拒絕收他當學生。這位日本教授認為李永熾是被蔣介石統治的，就等於是蔣介石一派的人。由此，李永熾才知道日本左派知識界的偽善：在名義上口口聲聲尊重學術，卻只因為自詡左派，對中國有好感，而瞧不起台灣學者。左派標榜社會主義、同情弱小，可這些都是騙人的口號。台灣人明明就是弱勢、被蔣介石和國民黨欺負，但這些日本左派嘴裡冠冕堂皇地說「殖民地應該要怎樣做」、說什麼「殖民地要獨立」，但一碰到台灣，他們的主戰立刻就變了，馬上轉向中國那邊。這種親中左派在學界佔主流地位的狀況至今不變——名為「新左派」、實為「新法西斯」的中國官方學者汪暉，雖然深陷抄襲醜聞，卻照樣被治學嚴謹的日本學界奉為大師，也是一大奇觀。
李永熾在日本留學期間，親眼目睹了左派掀起的全共鬥學運，這場學運很快走向暴力氾濫，他所尊敬的思想家丸山真男被左派學生拘禁在東京大學的教室裡審問、摑掌，丸山因此心臟病和肝炎發作住院，隨即辭去東大教職。李永熾由此對左派的暴力手段深惡痛絕。在學術上，他逐漸發現左派學者曲解史料來服從自己的觀點，比如井上清寫的明治維新史，很多史料只讀上半段而不讀下半段，只因為前半段的史料有利於他的人民史觀，後半段就有意忽略了。這種做法等同於故意說謊。李永熾也提及日本左派作家之旗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他在台灣最早翻譯大江健三郎的著作，因為他欣賞這些作品本身。但二零零九年大江訪問台灣時，他卻拒絕參加其研討會，因為那時大江已非常親中。果然，那次研討會中國以很大的力道介入，施加壓力將對談者由獨派的李昂換成統派的朱天文，大江則乖乖聽命，並在那次會議上大肆讚美中國，而無視中國惡劣的人權狀況。
大江健三郎。網路圖片
第三，李永熾也看到了台灣左派知識圈中種種不堪的情貌。他點名批評左統的代表人物陳映真。陳一生標榜反美、反資本主義，但中國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其權貴資本主義的控制和榨取比西方更嚴重，陳有沒有從反帝國主義的角度去批判中國呢？當然從未有過，甚至還公開為中共的六四屠殺辯護。陳及其追隨者以替底層的人仗義執言博得美名，但李永熾這個真正的農家子弟如此諷刺說：「『天龍國』的人，對鄉土不了解，但表現出一副特別喜歡鄉土的樣子，對工人也不了解，卻特別喜歡談工人」。還有一次，李永熾在友人家中見到陳映真，陳很享受眾星捧月的地位，一個人暢談日本，雖然一大堆都說錯，講起話來卻理直氣壯。李永熾發現其人格和學養都名不符實，遂悄然離去，從此再不參與此類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書中除了記錄李永熾的學術與社會生活，另有兩章介紹日本學者丸山真男與大塚久雄的思想，再又兩章詳介李永熾在日本近代史與中國思想史的教學進程。乍看或許突兀，但李永熾坦言這其實是他最想與讀者分享之處：1960年代，他留日期間曾受到多位學者啟發，以每週至少讀完一本書的密度多線研讀，逐漸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邊緣的自由人》裡就以辯證的方式，寫下這些研讀歷程，層層遞進，環環相扣。
對李永熾而言，大塚久雄啟發了對於近代化的想法，而丸山真男的論述更進一步讓他思考所謂的個人主體與自由。這些思想若回到個人實踐的層次，便是自我負責。
李永熾說，「為什麼要談那麼多思想的部分，我就是要強調『自我負責』！」從80年代至今，他一路隨著各式社會運動拚搏，堅守著台灣獨立的信仰，從不避諱自己的認同取向；提及「自我負責」的觀念，他難掩對於2018年底選舉的失望與憂心，「難道民主就是投下那一票嗎？人民真的有仔細思考自己為何投票嗎？」民主與自由是他一輩子所追求的價值，「現在回顧，好像一個一個被破壞掉了。」
正是憑藉親身經歷與學術追索，李永熾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思想的場域，可以畫一個圓圈，被歸入極左的共產主義與被歸入極右的法西斯主義，其實殊途同歸，最後都歸到同一個原點上：「到了二十世紀，法西斯和共產主義這兩個怪胎，都利用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合來達成自己的目標。」
堅守信念、強調「自我負責」精神的李永熾，難掩對2018年大選的失落。圖/韓國瑜臉書
必須反抗剝奪民眾人格尊嚴的制度
在對抗國民黨及推動本土化上，李永熾並非先知先覺。他的家中並無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他留學日本期間閱讀到各種批判國民黨的書籍，也知曉海外台獨運動的訊息，但出於保住教職且幫補大家庭的考量，他並未參與這些危險的政治運動。
然而，戒嚴時代的台灣，只要你獨立思考，就會動輒得咎，想做順民、良民而不得。作家王鼎鈞在《文學江湖》中生動地描繪了當時杯弓蛇影、「鉤黨之捕遍於天下」的情形，李永熾回憶錄中亦有諸多細節加以印證。李永熾不曾像王鼎鈞那樣被帶到警備總部審訊，心驚肉跳、夜不成寐；但他因為直言不諱，亦時時刻刻有站在懸崖邊上的不安全感。他所遭受的一次最大羞辱，反倒不是因言獲罪，而是一個偶然事件：一九七二年，有一天他剛下公車就被兩個便衣警察架住，他以為是課堂上發表了批評國民黨的言論，結果對方一隻手就直直往他頭髮里插過去。他不禁問對方：「幹什麼？」警察說：「你頭髮太長，頭髮不可以超出指尖。」這句話雖然非常可笑，反倒讓李永熾大大鬆了一口氣——看來不是警總出馬，雖遭羞辱，但還不至於人間蒸發。
那時，蔣介石在全社會強迫推行《國民生活須知》，警方派遣便衣在街上嚴查所謂的「奇裝異服」，包括留長髮的男性也不能漏網。李永熾被抓之後，兩個便衣將他帶往對街的警察局，一進去二話不說，有個人拿起剪刀亂剪一番，絲毫不尊重人。李永熾氣得發抖，這是他親身經歷到人為草芥的憤怒。他的鄰居、作家王文興也曾被抓去理髮，一氣之下索性理了個光頭。
自我膨脹的獨裁者，不僅要控制民眾的言論、思想，還要干涉民眾的穿衣打扮乃至頭髮長度。堂堂大學教授的頭髮，亦不能倖免於獨裁者僕從之剪刀。此一事件暴露出國民黨政權的專制本質——蔣介石和毛澤東雖勢不兩立，卻具有一大相似之處：他們自封為民眾之「導師」或「君父」，自以為負有教導民眾的天職，民眾若不服從，就被打成「反賊」。蔣稱毛為匪，毛亦稱蔣為匪，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中國的歷史進程一貫如此。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蔣介石反倒變本加厲地強化其中國文化本位和中國文化中心的立場。所以，李永熾認為，台灣跟國民黨在民族、國家等任何面向上都沒有關係，國民黨只跟腐敗的中國有關，國民黨在中國失敗的那一套，拿到台灣剛好和台灣的失敗者結合，變成另外一種中國系統。這個系統無助於台灣的現代化和民主化，這個系統也沒有因政黨輪替而消失。但是，台灣的民主要深化，就必須推倒這個系統。
在此背景下，李永熾愈發意識到，身處於資訊封閉、觀念僵化的孤島，他所能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將新知識引進台灣，如同當年日本的「明治維新人」那樣引入西方文化，「西化或現代化絕對不是機械式的零件替換，而是一種包括了文化、社會、個人意識的全面轉化」。於是，在教學之餘，他做了許多翻譯與出版的工作，從日文翻譯各類優秀的文學和思想著述，包括水牛出版社、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遠景出版社諾貝爾得獎系列，以及牧童出版社，都有他的原創作品或譯著。同時，李永熾也與許多家報紙、雜誌往來，參與的專欄寫作包括《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聯合報》副刊、《國語日報》史地版等，後來更參與主編《首都早報》文化版、策劃《當代》雜誌的創辦等。
這些努力還不夠，李永熾進而參加若干一線的社會政治活動，如投入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大教授自治運動、《中國論壇》編委、澄社、台灣教授協會、加入建國黨等。在推動廢除刑法一百條運動中，他勇敢地參與總統府前面的示威活動，與一群教授、院士一起，雙手抱胸，互相勾住手臂，避免被拖開。警察用力扯開他們，兩個抬一個，將他們抬上鎮暴車中，然後開到師大公館分部丟下去。
以日本思想史和韋伯現代化理論反省台灣民主化之缺失
作為歷史學者，尤其是在日本思想史上有專攻的歷史學者，李永熾的回憶錄中最吸引我的部分，是他用了幾個章節來論述他對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近代化的研究以及對日本思想史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式的思考。他將日本近代史、西方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史放在一起對比研究，有了若干新的發現。
李永熾最看重的是兩位日本思想家：大塚久雄啟發了他對於近代化的想法，丸山真男的論述更進一步讓他思考所謂的個人主體與自由。這兩位學者在左派強盛的日本學界可謂「孤舟簑笠翁」式的異數。
大塚久雄從自由主義、市民主義和近代化的路徑，研究西方尤其是英國的資本主義，其思想屬於韋伯的系統。李永熾最欣賞大塚久雄的地方在於，「他在有限的史料裡看到歷史的動向，發展出其歷史觀，即日本所稱的大塚史學」。由此，他意識到：「做歷史研究時，能使用許多史料固然重要，但最關鍵的還是有沒有透視的能力和觀點。」大塚久雄指出，基督教新教倫理中的克己和自制的精神是近代化必經的關卡。
丸山真男對李永熾的影響更大。丸山被馬克思主義者視為眼中釘，因為他勇敢地戳破馬克思的一個重要理論根基，即上層建築必須與下層建築相適應。丸山認為，上層結構不必一定要受下層結構的制約，但兩者需要一起往前邁進，再互相結合，形成一個大結構。因此，在日本，明治維新後走向了脫魔咒的近代主義與自由主義。丸山真男更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專制獨裁本質——馬克思主義者從未重視人道與個人主體性，他們反對資本主義只是為反而反，結果他們建立起來的制度卻是亙古未有的暴政。
影響李永熾的兩位思想家，(左)丸山真男、(右)大塚久雄。網路圖片
從這兩位日本思想的觀點出發，李永熾發現，日本的近代化與歐美同中有異：跟中國相比，日本為什麼能在近代化中後來居上？因為日本文化傳統中具有與新教倫理近似的部分。比如，日本的淨土宗有負責、盡職的影子；日本的傳統中，很講究責任感；商家製造東西講究信用。武士要忠君，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主君，生活各方面都要非常節制，這有點像基督新教的味道，因為新教也是把所有一切侍奉給上帝。但不同的是，在西方，上帝不可以有形，尤其是清教徒，連拜偶像都不可以，當然也不能拜人，反權威的性格很強。這兩者發展出來的差異就非常大，大正民主式微之後，日本走上法西斯的歧途，與此有關。李永熾概括說：「事實上在日本內部，自我負責的概念也沒有發展得很完整，所以丸山真男在經歷二次大戰以後，才會批評日本的『超國家主義』是『無責任的體制』，而大塚久雄則批評財閥主義，認為這些官商勾結是沒有自我責任感的表現。他們認為日本的自我責任感不夠，自我態度生活的組織化也不夠。」
與日本相比，中國傳統文化中完全缺乏與新教倫理對接的部分。李永熾指出：「中國事實上是抗拒西方思想的，只取船堅砲利這些表層的成果，但沒有相應的原理與思想配合，於是只能複製表層的成果，無法在新的土壤上著根、創造。」所以，中國兩百年的近代化進一步、退兩步，至今仍然深陷極權主義之沼澤。
那麼，在東亞的舞台上，台灣如何鞏固已經取得的民主成就並爭取更大的進步？台灣經過日本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在西化和近代化的程度上遠遠領先於中國，但台灣的文化傳統中仍然滲入了濃得化不開的儒家專制主義成分，這正就是李永熾所指出的癥結所在：「可悲的是，反國民黨的勢力一直到現在也還是一樣走在國民黨的軌道上。」所以，李永熾致力於研究近代的個人負責、自我組織化等議題，指出台灣應該從社會運動裡面，建立起新的社會模式、新的政治體制和自我負責機制。「唯有從內在發展出對自我負責的概念，才能真正發展出對外的責任感，也才能真正達到一個新的、現代的局面。」
(首圖來源：游擊文化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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