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桃園市區出發前往復興區羅浮里，一路上，入眼皆是大山大水，壯闊雄渾。崇山峻嶺中，水門水庫宛如一顆深藏的寶石，在環山公路之間若隱若現。
路程遙遠，山路崎嶇，可以想像當年在此生活的泰雅族以及其他族裔的原住民，日子既艱辛又自由。持續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抵達了新落成不久的樂信·瓦旦紀念公園的園區，園區分為三個部分，漸次建立在公路兩側的山坡上。
桃園原住民事務局的局長林日龍早已在園區等候我們。林先生是樂信·瓦旦的孫子，外貌有幾分跟祖父神似。他身材不高，皮膚黝黑，雙目炯炯有神。言談舉止之間，仍有先輩的勇敢與自信。他擁有暨南大學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溫文爾雅又擇善固執。
林先生先帶領我們參觀公路左側的園區，這裡是一片青草地，有高高的瞭望塔，以及寫著“樂信·瓦旦紀念公園”字樣並繪有樂信·瓦旦頭像的彩色石板。林先生說，這片土地是他們家族私人的土地，他將這塊土地捐獻給政府建立園區，以免被人說是從政府那裡得到好處。當初選擇在這裡建立紀念園區，是因為此處正對著的山峰，正是當初族人的聚居地——三峽大豹社。
紀念公園瞭望塔的平台上，有一塊牌匾寫著“樂信·瓦旦，泰雅族的先知”。樂信·瓦旦不僅是先知，也是英雄，他的一生宛如一部壯烈、悲情及奮起的史詩。他為自由而生，也為自由而死。
然後，我們穿過馬路來到左側，拾級而上，是紀念園區的第二層，這裡有樂信·瓦旦的銅像以及記載生平事蹟的長廊展板。樂信·瓦旦塑像傲然挺立，健步如飛，似乎依然在森林中狩獵，他是森林之子。另一方面，他又是文明之子，他身穿現代西式禮服，英姿颯爽，努力將現代文明帶入古老的部落。
樂信瓦旦生命行跡圖(圖：取自桃園觀光導覽網)
林先生說，他們家族的歷史，堪稱台灣原住民族由原始社會進入現代文明的縮影，如同馬奎斯的長篇小說《百年孤寂》中所寫，每一代承擔著不同的苦難，反抗不同的外來壓迫者，捍衛天賦之自由與人權。從抗清、抗日、反對國民政府歧視原住民的政策，一直到白色恐怖的鎮壓，再到今日台灣走向民主，台灣社會逐漸落實原住民族的基本權利及原住民族自治的精神，冤死的祖父終於可以安息了。
樂信瓦旦的四個名字，象征著四個時代及文明
從塑像一側的展板上看到，這個古老家族的故事要從十九世紀末大清帝國到日本帝國先後統治的時代的「大豹溪事件」說起。樂信·瓦旦的父親是泰雅總頭目瓦旦·燮促，在清帝國時期，漢人在清帝國的行政機構的默許之下，進入泰雅聚居的森林屯墾，屢屢與泰雅族原住民發生衝突。瓦旦·燮促率領族人奮起反抗，讓前來鎮壓的清軍聞風喪膽。之後，為避開清軍和漢人移民的壓力，他率領族人離開故土，遷往角板山定居。他們的遷居之路，宛如當年北美的印第安人一樣艱辛且悲愴。
一八九五年，清帝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李鴻章代表清帝國在馬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卻從未就此決定征求包括泰雅族在內的台灣原住民的意見。台灣原本屬於原住民所有，台灣何去何從，不應當單單由清帝國說了算。
日本登陸台灣，先完成對平地的政權交接，然後開始“理番政策”。日軍從三峽進入大溪及角板山等地區進行山地開發，與泰雅等山地民族接觸，要求山地民族接受其統治。一九零零年，瓦旦·燮促率領族人反對日人伐木製樟腦的「理蕃政策」，領導約三千位族人武裝抵抗，讓日軍在山地寸步難行。
直到一九零六年九月，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發動戰爭，由深坑和桃園兩廳組成一千四百五十名兵力的聯合隊，分兩路進擊大豹社角。雙方激戰數日，泰雅族人終不敵日本軍警優勢武力和先進武器，瓦旦·燮促率領族人遷往詩朗、志繼（今桃園復興鄉三民、霞雲村）。一九零七年，日軍與泰雅族在枕頭山激戰，日軍獲勝後進入角板山。瓦旦·燮促的大部分家族成員壯烈犧牲，最後剩下約三十位戰士，他體認到日本這個新政權擁有現代化的武力及文明，難以戰勝。面對日本人血洗北泰雅族反日族人的恐嚇，為保住族人的命脈，瓦旦·燮促不得不投降。
一九零九年，瓦旦·燮促親自前往角板山，向日本當局表示歸降之意，並將長子樂信·瓦旦交予日本人充作人質。歸降的一條附帶條件，是要求日方讓樂信瓦旦接受新式教育——日方求之不得。這種人質制度，宛如中國春秋時代諸侯間的外交模式，而瓦旦·燮促要求讓兒子接受現代教育，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決定。他深刻意識到，在大變動的時代裡，泰雅族部不可能像以前那樣過與世隔絕的生活，必須融入現代化潮流，兒子或許能成為第一位與現代文明接軌的弄潮兒。兩年之後，心力憔悴的瓦旦·燮促撲倒在曾經誓死保衛的土地上，死時正好五十歲。國民黨政府抵達台灣之後，鑒於瓦旦·燮促生前與日本殖民當局浴血奮戰多年，將其列名於忠烈祠——於此同時，卻又將他的兒子樂信·瓦旦殘酷殺害。這個政權的邪惡簡直到了無以名狀的地步。
當時的日本政府希望透過培養樂信·瓦旦，作為補償及懷柔政策，另一方面也將其作為人質加以控制。樂信·瓦旦首先進入角板山蕃童教育所就讀，取日本名“渡井三郎”。一九二一年，他從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本來可以在台北行醫，享受現代城市生活，卻毅然返回泰雅族部落，誓言為族人服務，成為原住民族籍的第一位公醫。
此後，樂信·瓦旦歷任駐守高岡、角板山、象鼻、尖石等地區的公醫，一方面從事現代醫療並且傳授族人助產知識，對在原住民居住地區推展近代醫療貢獻極大。另一方面，他常居於日本人與族人之間協調，全力爭取族人享有近代文明生活方式。他也以政府官員與前山總頭目之子的身份，幫助自相殘殺的不同部落之間以“埋石之約”的方式獲得和解。
一九二九年，樂信·瓦旦奉總督之命入贅日本四國望族日野家族，改名為“日野三郎”。他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為族人爭取權益。一九四零年，他成為前往日本參加「開國二千六百年慶典」的唯一“高砂族”代表。一九四五年，又被聘為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日本戰敗後，中國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台灣的歷史迎來新的一頁。十月底，當部落的民眾前往歡迎國軍的時候，眼前的景象卻讓他們大失所望。林昭明族老回憶說，國軍“就像傭兵一樣，一個地方惡霸的傭兵”。前來接收的官員將公家機關的物品掃蕩一空，連醫療所的藥品也被拿走賣到平地，使山區的族人缺乏醫藥救治。
在政權交替的混亂與危險的局面中，樂信·瓦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擔任第一屆省參議員，並且改漢名「林瑞昌」，成為與國民政府接觸的第一位原住民族知識分子、醫生以及政治領袖。
樂信·瓦旦一生不同階段的四個名字，隱喻著台灣原住民在時代激流之中身不由己的境遇以及奮力抗爭。
樂信·瓦旦一生不同階段的四個名字，隱喻著台灣原住民在時代激流之中身不由己的境遇以及奮力抗爭。(圖：取自桃園觀光導覽網)
他未經審判而被殺害，手上的指甲都被拔除
國民政府遷台初期，林瑞昌與大部分台灣民眾一樣，對國民政府這個“祖國”抱有樂觀期待。然而，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國民黨政權的猙獰面目暴露無遺。他發現，這個政權比清帝國和日本帝國更殘暴，遂竭力勸導族人勿參與反抗政府的行動，以免作無畏的犧牲。事件過後，新竹縣政府還向他頒發獎狀，以表揚他維護治安有功。
林瑞昌誤以為「功在黨國」，可以向當局提出一些溫和意見和建議。他於一九四七年六月向三峽鎮公所提出「台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請書」，卑微地請求取回祖居地，內稱“我們台灣族（高山族）是台灣原住民族，往日住在平地”，他控訴清國、日本的侵犯、壓榨，期盼“八年抗戰，日本投降，光復了台灣，可享受三民主義民族平等之德政……光復了台灣，被日本追放後山的我們，應復歸祖先之地祭拜祖靈，是理所當然之事。光復台灣，我們也應該光復故鄉，否則光復祖國之喜何在？”
林瑞昌認為，日本已投降，台灣已光復，四十年前日本人逼迫離鄉的大豹社泰雅族人也應當光復故土，重返故鄉，並劃妥分配族人應有的土地區域，“如能復歸墳墓之地，在平地同樣課稅亦忍痛接受”。他是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的先驅。他受過現代教育，從現代人權包括土地所有權的角度向政府提出該要求。然而，三峽鎮公所認為，時空環境已變遷，大豹社舊址已多為漢人居住，大豹社返回故地的問題過於複雜。縣政府則以“若山胞再返故居地，現有居民生活必致無法解決”而未准其陳請。這讓林瑞昌對國民政府大失所望。
一九四八年，林瑞昌受聘為省政府諮議，遞補第一屆參議員及當選第一屆臨時省議員，成為唯一擔任省級民意代表的原住民。他在議會上提出增加原民民意代表名額，以爭取原民參政權的主權，並要求日本人遺留的農村企業應由原民優先承領，改善經濟，以及設置簡易師範、儘速培育原民師資。他也提出原鄉自治，將三十個山地行政地區成立「山地行政管理局」。
國民政府遷台初期，立足未穩，尚刻意籠絡台灣本省人和原住民，對林瑞昌的“僭越”之舉稍加寬容。一九五零年，蔣介石在角板山歡度來台後的首次生日，作為參議員和在地主人的林瑞昌，就走在蔣介石後面、蔣經國旁邊。那張有名的新聞照片似乎顯示，國民黨政府對林瑞昌還是頗為信任的，否則不可能允許他出現在離蔣介石咫尺之遙的地方。
一九五零年，蔣介石在角板山歡度來台後的首次生日，作為參議員和在地主人的林瑞昌，就走在蔣介石後面、蔣經國旁邊。
然而，國民黨變臉又比誰都快。林瑞昌在參與過兩次省議會的大會後，即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遭到保安司令部以涉入「高砂族自治會」案為名逮捕——要求原住民享有一定的自治權，在那個時代成為大逆不道的罪名。
緊接著，林瑞昌以「高山匪諜案」的叛亂罪名被判處十五年重刑。後來又被參謀總長周至柔改判死刑，蔣介石核示「如擬」。台灣的轉型正義只推動了一小半，只有受害者及其家屬受到一定的賠償，從未追究加害者罪責。從蔣介石、周至柔到炮製冤案的基層情治人員、司法官員等，至今全都逍遙法外。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六名原住民領導人被判決死刑確定。他們分別是：阿里山鄒族的雅巴斯勇·優路拿納（湯守仁）、吾雍·雅達烏猶卡那（高一生，吳鳳鄉鄉長)、汪清山（嘉義縣警察局巡官，歌手高慧君的外祖父)、方義仲(達邦村村長)、高澤照(桃園縣警察局巡官)以及角板山泰雅族的樂信·瓦旦（林瑞昌)。同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在被驗明正身之後，這六位原住民社會的領導人被發交台北憲兵隊，綁赴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
因案被波及的林昭光，在景美看守所遙遙望見伯父最後一眼，那一天是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下午，正是執行槍決的日子：“我在西所二樓，他們在東所，我看到他們被抓出去槍斃。他們來的時候，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們上卡車……”
林日龍講述祖父死難的過程時，特別提到當時家人前去收屍時，發現幾名遇難者皆為臉部撲地，顯然是被憲兵從卡車上直接踢倒在地，子彈從後腦和後背射入，死狀慘不忍睹。家人還發現，林瑞昌被捆綁在背後的雙手上，十跟手指的指甲全都被拔掉，可見其生前遭遇到可怕的酷刑折磨。我也遭遇過共產黨的酷刑折磨，險些被折斷手指，當然知道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暴政一樣邪惡。
國民黨當局不准家人將殘缺的屍體帶回，他們只好就地焚化。林瑞昌的長子林茂成將父親的骨灰帶回部落，卻因為親族與族人的畏懼，沒有辦法安葬，只好每天安放在家中的佛櫃裡。直到一九九三年才安葬於林家祠堂。
瓦歷斯·諾幹（吳俊傑）在《樂信·瓦旦：殖民、族人與個人》一書中記載，在這一輪撲殺行動中，林瑞昌及其培育的菁英，全數遇難。這一行動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四年的“山地青年案”為止，使得中、北部泰雅族、賽夏族、鄒族菁英幾乎完全被剷除。台灣原住民的人權運動就此中斷。直到三十年之後的一九八四年，“台灣原住民權力促進會”成立，一九九四年原住民運動推展到要求“還我土地”、“正名”和“自治”三種權利。而這些訴求顯然呼應了一個世代，樂信·瓦旦提出的族群發展方向。
他的兒子，他的孫子，也都一生為公義而戰
我們繼續往山上走，第三層的紀念園區即為樂信·瓦旦墓地。林日龍介紹說，旁邊還有一個日式兼中式的林家祠堂。很多台灣原住民因受西方宣教士影響而成為基督徒，但因樂信·瓦旦從小受日式教育，娶日本女子為妻並入贅日本望族，從而接受日本佛教的信仰模式。因此，其後人大都也跟隨先輩的信仰。
林日龍介紹說，祖父過世後，祖父的骨甕在家裡擺了近四十年才下葬。墓地建立之際，台灣尚未完全實現自由民主，兒子林茂成設立墓碑，不敢書寫父親的本族名字“樂信·瓦旦”，只能寫漢文名字“林瑞昌”。他們家族每年追悼祖父的時間，特別避開中國的清明節，選擇祖父遇難的日子。
樂信·瓦旦的慘死，並沒有結束這個家族的悲劇。與二二八或白色恐怖時代其他受難者家庭一樣，死者的家人長期受到國民黨的監控和迫害，在社會各個領域遭遇種種有形無形的歧視，如同不可接觸的賤民，苦不堪言。林日龍告訴我，祖父遇難後，漢名為林玉華的日籍祖母整天以淚洗面，在祖父被捕審訊期間過世——這位溫柔賢惠的日本女子，滿懷浪漫的想像，遠嫁到台灣來時，從未想到如此殘酷的命運會降臨到這個家庭。她的故事，可以寫成另一篇傳奇與悲劇。林日龍的父親林茂成是家中的長子，不得不放棄在台大醫學系的學業，返鄉扛起家計。
天無絕人之路。林日龍說，他的老家為現今的復興郵局，財產被充公後，一家人搬到更偏遠的羅浮山區居住，所幸透過公地放領獲得約一公頃的土地種植橘子、養豬，因橘子外銷日本逐漸改善家境，父親林茂成得以將四個弟妹撫養長大。他的二叔、三叔都從醫學系畢業，擔任醫師，繼承了祖父妙手回春的事業。
林日龍又說，祖父被捕後，親友、族人唯恐受到波及，不敢與他們家接近。台大醫學系肄業的父親，先在復興鄉的國小教書，之後被調至大溪、福安、內柵，最後調到八德茄苳國小，由於離家越來越遠，因此離開教職，之後到苗栗縣南庄鄉工作，但始終被當成異議份子，身邊始終有情治人員的影子。
最離譜的一個細節是，當年副總統謝東閔遭包裹炸傷案，林茂成一度被調查，被訊問是否接觸過化學物品。可見當時的氛圍何其壓抑恐怖。台灣解嚴之後，林茂成開始致力於為父親平反，常年奔波在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活動中，並親眼看到轉型正義的曙光。林茂成在幾年前去世，很遺憾沒有看到這個紀念園區落成。
林茂成和林日龍父子，以及樂信·瓦旦的其他後人，都投入巨大的時間和精力為樂信·瓦旦追求遲到的公義，這不僅是這個家族的事業，也是泰雅族和原住民的事業。如今，行百里者半九十，台灣的轉型正義還剩下最後幾步，卻異常艱難。
林日龍告訴我們，他一邊從事繁忙的政務，另外也沒有停止轉型正義的相關工作，他目前正在推動“大豹社事件”歷史真相的復原，在“大豹社事件”中，數千名族人幾乎被滅族，那是一個與北美的印第安原住民一樣慘絕人寰的歷史故事。
政治學者吳叡人亦指出：“樂信·瓦旦的悲劇，如今正逐漸成為一則當代的英雄史詩，以一種庶民的確信的方式，被複製、傳誦與傳唱，洗滌人們的靈魂，並且給予他們以勇氣、希望與愛。這或許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詩的正義。”在司法層面的轉型正義尚未實現之際，對死者而言，這種“詩的正義”，或許是一種必要的安慰。
（本文收入作者即將出版之新書《不屈服的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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