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的二二八紀念日， 立委范雲在臉書批評，發生於41年前的同一天的林宅血案仍未追究責任歸屬，甚至國安局仍未回應促轉會調查報告，而范雲的批評也為媒體所廣泛報導，至於國安局則澄清有關林宅血案全部檔案，均已移送檔案局，對於范雲的批評「予以尊重，沒有評論」云云。
在更早之前，國史館在同月20日出版3大冊《江南案史料彙編》，對於1980年代震驚國內外的「江南案」披露了更多的面向，相關學者則指出相關檔案仍然有蒐集不完全和相關單位未完全移交檔案的問題。顯示出情報機關在面對轉型正義上仍存在著抗拒和拖拉的現象。
立委 范雲日前在臉書上批評國安單位有阻礙調查嫌疑。圖/取自范雲臉書。
情報機關面對轉型正義的抗拒態度
事實上，情治系統對於轉型正義的抗拒始終不斷，例如在檔案解密上，如調查局自行將戒嚴時期「機密檔案」保密年限延長30年。又如國安局刻意將對內政治監控方面的相關檔案跟反情報、對外情蒐混為一談，又以保護情治人員為由，聲稱開放解密會危及國安，而百般拖延，甚至必須總統直接施壓才不情願的開放解密。使得立委林昶佐對此頗為不滿，直言:「政府內有很多資料、檔案，如果國安局過去不是這麼抗拒，早就還很多政治受難者清白，讓真相被相關人員、家屬了解。」
但是情治系統仍然不斷透過媒體放話，為當年承辦案件的情治人員抱屈，認為轉型正義打擊士氣，當初都是聽令行事云云。或者透過某個匿名的情治人員在網路為開放檔案解密讓線民不信任政府會危及國安的論調辯護。也難怪網友看不下去批評「洋洋灑灑寫了一堆『線民不信任政府說』，怎麼看起來反而比較像是情治單位不願意檢討、不敢面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
更有甚者，據報導，前國安局長邱國正被問到有無毀壞林宅血案兩個關鍵電話資料竟然回說「胡說八道」，雖然副局長胡木源事後緩頰說是「轉述」國安局承辦官員的「前輩說法」，但是後續的許多報導和調查證明國安局的確有隱匿及湮滅證據阻礙調查情事。而國安局也不再提起「前輩說法」云云，至於如何讓當年這些「前輩」更積極的接受相關調查單位的訪談和告知更多的資訊以利調查，國安局則不置一詞。
以上種種，顯示出如調查局、國安局等情報機關面對轉型正義的態度，無疑是有值得非議之處。
情報界人士對於轉型正義的心態
曾有論者提到軍方面對軍中冤案和轉型正義的態度並未完全導正，許多軍方資深人士看待這些議題並不認為當初的作為需要反省，只是迫於輿論和政治的壓力而不得不稍事敷衍;而資淺的軍士官則認為與己無關而未能認識改正的必要性；至於認為有必要真誠反省、改正的軍方開明者則受制於前述內部氛圍而難以發聲。
前述論者對於軍方心態的觀察也適用在情報界看待轉型正義的態度，特別是情報界面對外界要求改變的壓力不若軍方所面對的壓力那麼強烈跟直接，使得情報界維護黨國遺緒跟抗拒轉型正義的力道依然強勁。
其實，在過往的情治系統內部，也同樣出現過情治人員本身成為受害者的情況，例如具有情治背景的作家唐柱國(原名粟明德)在《最高機密:高級諜報員首度公開國民黨情報秘史》一書就曾提到國防部保密局在1950年遷台初期曾爆發當時局長毛人鳳和時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的蔣經國對於情治權力的鬥爭，毛人鳳為對付蔣經國在保密局的心腹葉翔之而特意構陷、捕殺葉翔之部屬，而蔣經國也利用杜長城事件整肅毛人鳳勢力，不少保密局人員則捲入其中成為受害者。即使在往後的數十年中，如軍情局仍有不少幹部因為被指控行政疏失、任務失敗等理由在未經公正的調查和正常法律程序審理的情況下受到「家法」處置而在局內遭到或長或短的拘禁，失去人身自由。但是這一切都因為情報機關本身的內部組織文化跟「團體即家庭，同志如手足」之類的「局訓」而覆蓋起來未能真正反省和檢討。
情治背景的作家唐柱國自身亦為受害者，後出書撰寫情治單位內部的鬥爭事件。圖/取自露天拍賣網。
而退休的情報機關首長、幹部面對情報機關和社會輿論在轉型正義上的拉鋸，則未能以身為民間人士及具備情報機關工作實務的有利位置，在轉型正義上主動表達和解的態度，或者提出能夠讓情報機關跟社會輿論都能接受的建言說服公眾，甚至不乏為過往作為辯護、粉飾者，讓情報界仍然深陷在黨國遺緒和不為社會輿論信任的泥淖，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為何情報機關能持續迴避轉型正義
相較於經歷過威權甚至極權統治的其他國家的情報機關，中華民國的情報界是幸運的，既未遭到如前蘇聯KGB那樣遭到抗議者強行移除其創始者「鐵腕費利克斯」捷爾欽斯基(Felix Dzerzhinsk)銅像的羞辱;也沒有像韓國的國家安全企劃部(前身為「中央情報部」、後改組為「國家情報院」、近年重新改名為「對外安保情報院」)不斷的遭到韓國國會成立調查委員會深入追究過去迫害人權的作為，並被進步派政權數次改組、更換名稱、縮減權力的歷程；不僅如此，甚至還能在內部維持其舊有的黨國遺緒，並持續或明或暗的抵制外界要求轉型正義的呼聲。
為何如此，除了解嚴後歷屆政府在情治系統改革的投鼠忌器之外，台灣社會對於情報事務的隔閡和不了解，給予情治系統舊有勢力持續壟斷情報事務運作的機會，並作為在政治上討價還價的籌碼，這也是近年來國安局、調查局等情報機關在轉型正義的態度上為人所詬病卻不必擔心被追究責任的原因。
如何推動情治系統的轉型正義
鑒於目前主政者求穩為重的政治考量，期待情治系統的轉型正義深化、甚至更進一步的除垢化恐怕不易，但是在政治上，關心情治系統轉型正義的有心者仍然可以要求主政者在相關層面上有所作為，筆者願拋磚引玉提出下列若干提議。
一是將文人出任情報機關首長常態化，讓情治系統外的圈外人士帶入外界的新思維進入情治系統，逐步的鬆動舊有的黨國遺緒。
二是將情治系統過往涉及轉型正義的檔案解密固定進行檢討，並且引入更多民間專家在賦予保密責任和約束的前提下參與檔案解密的審查過程，避免情治系統在檔案解密上出現「球員兼裁判」成為相關調查、解密的阻礙。
三是在新一代情治人員的養成、訓練上引進人權教育、轉型正義的相關思辨，讓新一代情治人員意識到機關內部文化跟黨國遺緒的問題，為未來情治系統的內部革新鋪路。
打破舊有勢力對於情報事務運作的壟斷
除了前述的作為之外，還可以著力的是民間擴大情報事務知識的普及化、公眾議論，特別是台派獨派更該如此。
過去民間對於情報事務知識的議論僅限於很有限的研究圈，正是在民間長年普遍對於情報事務知識的隔閡、不了解，使得情治圈外的民間社會無法凝聚出足夠的共識和提供改革策略去處理情治系統的問題，也讓情治系統舊有勢力得以藉此維持舊有的黨國遺緒並或明或暗的抗拒轉型正義。
這些議題像是如何了解情報事務的相關知識、如何參照國際的案例處理情報機關的轉型正義議題、和如何改革情報機關等等都是應該大幅的進行研究和開啟相關討論。都是未來民間有心者應該開始著手進行的議題。唯有情報事務知識的普及化、公眾議論才能打破情治系統舊有勢力對於情報事務的壟斷。並且為下一個世代的政治人物對於深化情治系統轉型正義和後續的改革打好基礎。
結語
在解嚴後的三十餘年以來，情治系統的轉型正義始終遲滯，解嚴後歷屆政府或有「事緩則圓」的想法，但是只是造成力圖維護內部黨國遺緒的情治系統舊有勢力和台灣社會的脫節和隔閡日益擴大，也給予中國針對情治系統進行統戰和分化的可趁之機。如何讓轉型正義得以彰顯並帶動情報機關的反省、重建社會對於情報機關的信任和敬意，使今日的情報機關得以成為今日台灣民主社會的忠誠守護者。是台灣各界，特別是主政者、情報機關主事者及所有現職、退休情治人員都必須面對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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