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ight Gome（夜來臨）是塞繆爾·約翰遜（thSamuel Johnson）時鍾上的題詞，它也是對當今整個人類最恰當的箴言。……對我來說，黑夜早已來臨。當中國大陸陷共時，它就已經來了。到了台灣以後，我曾認為看到了黎明時的曙光，然而卻又變得更黑更暗了。但是在這沉沉黑暗之中，我似乎看到了能將我引向安全的靈光。既然黑夜已如此之長，那麼黎明還會遠嗎？
吳國禎—美國最看好的台灣省主席
對於今天的台灣人以及華語文化圈人士來說，吳國禎這個名字已然無比陌生，這是歷史的不公。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留美歸國的菁英人士中，吳國禎是學歷最高者之一——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也是仕途最為順遂者之一——從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到外交部副司長、漢口市長、重慶市長、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政績斐然，被稱許為中國最具施政能力的行政官員。
正是在台灣省主席任上，吳國禎力圖將台灣建設成民主典範，與執意建立世襲專制制度的蔣氏父子發生激烈衝突，繼而流亡美國並公開批判蔣氏父子在福爾摩沙打造了一個「警察國家」。學成歸國後，吳國禎為中國的現代化奮鬥了二十多年，卻被迫再度離開中國。他壯志未酬，他的失敗不單單是其個人的失敗，更是台灣錯失了一次走向民主法治社會的歷史機遇。
有一次，學者殷惠敏意外地在芝加哥郊外的一家私人博物館中發現了吳國禎與老朋友、《芝加哥論壇報》老闆、美國保守主義重要推手麥考米克之間的若干通信，這些通信中透露出許多重要史料。從這批被塵封半個世紀的歷史資料出發，殷惠敏順藤摸瓜，遍考有關史料及著作，寫出了《誰怕吳國禎？》一書，為吳國禎洗雪冤屈，也讓一段長期被掩埋的台灣史浮出水面。
《誰怕吳國禎？》可以跟吳國禎的自傳《夜來臨》以及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裴斐（Nathaniel Pegger）和韋慕庭（Martin Wilbur）對吳國禎的訪談稿整理而成的《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吳國禎》兩本書參照閱讀，吳國禎孤身對抗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英雄形象呼之欲出。
吳國禎是國民黨高層極少數具備反省能力的官員，他在自傳《夜來臨》中分析了國民黨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潰敗的原因：就國內而言，共產黨精通宣傳統戰，國民黨腐敗無能；就國際環境而言，蘇聯給予共產黨大量武器和經濟援助，美國卻未能給予國民黨足夠的援助也未能制定長遠的對華政策。一九四九年六月，吳國禎在美國媒體發表文章，預測共產黨在六個月到一年時間內佔領並統治全國，進而實行蘇聯式的統治，時人稱讚說，「那是歷史上預測未來如此準確的少數例子之一」。吳國禎卻毫無驕傲之感，痛心疾首地反思說：「那是由我們的苛政造成的，只能怪我們自己。在那個醒目的‘我們’中，蔣介石肯定知道裡面也包括他和國民黨。」
吳國禎也是較早意識到台灣的重要性的國民黨高官：「我們要做的事是取得一個堅實的立足點，在那裡建立一個好的、人民支持的政府，與專制的共產黨政府形成一個對比，這樣它就可能成為中國所有開明力量的集合點。台灣就是我們的選擇。」在國民黨潰敗前夕，他對下一步如何治理台灣早有了通盤考量。
在陳儀、魏明道、陳誠主政台灣均失敗之後，蔣介石任命吳國禎為台灣省主席。蔣當然有其自私的考量，首先是因為他對吳頗為信任，吳當過蔣的秘書，二十九歲就出任漢口市長，施政能力一流。
其次是因為吳頗受美國信任，為了重新得到美國軍事支持並爭取美援，蔣必須重用吳。當時，美國方面提出，「以孫立人掌軍事，以吳國禎掌行政，此事可使馬歇爾完全改變態度。然後美國對華政策之推進，方可減少困難」。若美方這一目標實現，讓蔣介石為丟掉中國負責並流亡菲律賓，則台灣的民主化可以提前三十多年實現。
第三，蔣對實權派的陳誠已不再信任，希望以吳代陳，吳是手上沒有軍權的書生，比陳更好控制。陳誠在壓力之下被迫提出辭呈：「為剿匪關係，不應辭。為台胞關係，不忍辭。為個人關係，極願辭。為外交關係，只有辭。」陳誠日後當上了名義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總統，其實毫無實權。
吳國禎擔任台灣省主席僅一年時間，即已贏得台灣民眾的信任和愛戴。在經濟方面，他很快組建了一個優質的經濟班子，平抑島內飛漲的物價，爭取美國援助，策劃經濟發展方案。在政治方面，他鼓勵台灣人參政，大力啟用本地人擔任供職，任命的廳局長三分之二為台灣人、省府政務委員中台灣人為絕大多數，比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早近三十年；他更推動地方自治和地方選舉，在縣市各級落實一人一票的直接民選，在省參議會中，他贏得了「民主先生」的美譽。
吳國禎擔任台灣省主席僅一年時間，即已贏得台灣民眾的信任和愛戴。
吳國禎為何與蔣介石分道揚鑣：蔣介石是自私之人
然而，隨著吳國禎的改革措施日漸深入，他遇到越來越大的阻礙和反彈。反對力量的源頭來自於蔣氏父子。
吳國禎很快辭職、赴美並在美國公開批判蔣政權。吳氏並非與蔣爭權奪利的軍閥，他在國民黨內沒有根基、派系和軍權，此前追隨蔣二十多年，為何此時此刻不惜流亡美國、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也要說出台灣的真相呢？
流亡美國初期，吳國禎謹言慎行，沉默不語。面對台灣當局對他的攻擊辱罵，他寫了一封給蔣介石的信，並未替自己辯護，而是提出廢除一黨專制、廢除政治委員制、改組特務、保障個人自由、出版自由及廢除思想控制等六條建議。在他看來，一人之榮辱輕如鴻毛，台灣之安危才重如泰山。但他深知，信一旦發出，他與蔣政權即形同決裂。信已寫好，但他沒有決心寄出去。他和妻子都是基督徒，兩人幾乎徹夜祈禱，請求上帝的指示。
次日是禮拜日，吳國禎與妻子去教堂禮拜。那天，上帝借著牧師之口向他們說話。牧師波斯雷並不認識吳，也不知道吳正要作出一個人生中的最重大決策，他那天的佈道題目是《為了上帝和國家》，他的話宛如對吳所說：「當我們所愛的國家犯罪時，我們不僅可能，而且必須無所畏懼、直言不諱。這種批評不是出自恨而是為了愛，進行批評的人是作為朋友而不是作為敵人來談及所愛的國家。」這段話仿佛是回答吳國禎在禱告中對上帝提出的問題。吳國禎得到了答案，從教堂回家就將信寄出了。
吳國禎與蔣氏父子的關鍵分歧在於：他希望建立一個法治和民主的政府，蔣氏父子卻要強化在中國早已習慣的、無法無天的特務統治並企圖在台灣建立一個世襲專制國家。當年，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時，就與吳國禎發生過衝突。蔣經國痛恨「大奸商和大銀行家」，認為「這批人確實可以拿來一個一個的殺。但是法律將我的手段捆住了，倘使沒有法律的拘束，那麼，我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能」。
吳國禎名義上是省保安司令，副司令彭孟緝是其下屬，但彭不聽他的話，只對在省政府沒有任何職務的蔣經國言聽計從，奉蔣經國的命令隨意抓人，甚至抓了省議會議員也不知會吳國禎。於是，吳國禎與蔣經國的衝突越來越大。
吳國禎長期以來與宋美齡關係良好，宋美齡出面斡旋，派心腹孫秘書傳話說，若是由於蔣經國，為何不同蔣夫人聯合起來，要求陳誠將蔣經國拿掉？吳未作答覆。他自承自己只想到為國家服務，宮廷鬥爭式的密謀不是他的本性。最後，孫秘書當面要他表態時，他的答覆是「疏不間親」，這是非常智慧的回答——老蔣固然信任他，但這種對外人的信任，怎麼能與對親身骨肉蔣經國的信任相比呢？
吳國禎從一開始就反對在台灣建立子承父業的世襲專制政權，這是他在美國受的教育形成的信念。一九五二年，國民黨當局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部，由蔣介石兼任團長，蔣經國為首位主任。吳國禎對雷震說：「偌大一個組織，未經立法院立法，只由總統一紙命令，蔣總統即為團長，蔣經國即為團主任，主持一切，這是什麼作法呢？除了”家天下”之外，別無其他解釋。」後來，他從美國寫信給蔣介石直言不諱地指出：「鈞座之病，則在自私。在大陸則只顧個人之政權，在台灣則於苟安之後，又只圖傳權於子，愛權勝於愛國，愛子勝於愛民。因此遂走上一人控黨，一黨控政，以政治部控制軍隊，以特務控制人民之重大途徑。」因為「蔣經國學習蘇聯經驗，與民主政治格格不入」，他提出具體建議：「鈞座應立即英斷，派遣經國兄來美入大學或研究院讀書，俾其能對於民主政治深切瞭解。」然而，蔣介石哪裡聽得進去這樣的建議呢？
蔣氏父子本來就是流氓，流氓一旦翻臉，就起了殺心。吳國禎剛提出辭職，國民黨特務就試圖製造車禍將其從肉體上消滅——他的司機發現，兩個前輪與主軸連接處的螺絲帽上的安全帽都不翼而飛。按車的性能來說，一個安全帽掉落機率已很小，兩個都掉落更不可能。就在吳國禎與妻子去機場的路上，蔣經國還想再次實施暗殺計畫，為宋美齡所阻止。
蔣氏父子允許吳國禎夫婦離開台灣，卻將其十五歲的兒子扣做人質，這是中國專制王朝慣用的做法。吳國禎跟老朋友、外交部長葉公超交涉，要求發給兒子護照。葉公超告之，這不是外交部可以做主的事情。吳國禎只好在美國媒體發表《你們的錢已在福爾摩沙建立了一個警察國家》一文，此文一出，美方向台灣施加壓力，吳國禎的兒子終於拿到護照，得以搭機赴美。
吳國禎赴美後公開批判國民黨專政體制，曾登上TIME封面。圖/翻攝自網路
吳國禎與胡適：誰違背了知識的真誠？
如果說在《自由中國》案中，胡適及早抽身（辭去名義上的發行人頭銜）以及在雷震被捕之後未能公開為之大聲疾呼，是胡適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生涯中的一個瑕疵；那麼，在吳國禎案中，胡適出爾反爾、奉旨寫信和撰文批判吳國禎，堪稱其一生中最大之污點，這一污點將直接影響胡適的歷史聲譽和歷史評價。
胡適在信中引用一名美國訪客的話稱台灣為「桃花源」，進而指責吳國禎無政治感、無常識、無道德感，污衊自己的國家和政府。胡適拿出的一個主要證據是，在清華大學畢業後曾留美、留德的台灣糖業公司總經理沈鎮南，卷入匪諜案件，其死刑判決書上有吳國禎的印章——那麼，吳國禎不也參與了他所批判的特務政治嗎？這份證據顯然是保安司令部向胡適提供的「炮彈」，胡適當時是旅居美國的局外人，不可能看到絕密的卷宗。胡適毫不懷疑就加以引用，為什麼不對其進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呢？
吳國禎的回應是，當初國民政府公佈其省主席的任命時，一開始沒有公佈他兼任省保安司令，而這是他早先從蔣介石那裡得到的承諾。總統府的回應是：「目前時局異常，該部門肩負著警衛與保安職能，應該由一個軍人而不是文官擔任。」吳反駁說，如果省主席不兼任保安司令，跟法律違背，且造成職權混淆。於是，蔣被迫同意這一任命，但又提出一個奇怪的條件：將行政管理權交給副司令彭孟緝，而且吳國禎將其私章交給彭，由彭以吳的名義執行命令。吳的其他工作已經展開，被迫接受這個方案。「接受這種妥協性安排時，我是真誠行事的，也相信其他人包括蔣介石也是如此。但那時我絲毫未料到這竟是一個暗礁，我虔誠的改革之船終將觸礁沉沒。」吳承認自己在這件事上是「道德懦夫」，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由此喪失了批評蔣政權的資格。
吳國禎批評蔣氏父子的世襲政治，胡適在信中則認為，在任何情況下，蔣經國都不可能成為蔣介石的接班人。胡適提出的理由是：「在政界，他在政府沒有一席之地，不能發揮重要作用，他確切的位置是他父親忠實的聽差；在軍界，他不受歡迎，而且他絕對沒有憲法或組織上的管道，能成為他父親的接班人。」胡適的這些理由都是不成立的，他要麼是無知，要麼是說謊。胡適並未像吳國禎那樣進入政府核心圈，始終在學術界對政治做遙遠的旁觀者，對宮廷權鬥更霧裡看花。胡適先於蔣介石去世，沒有親眼看到蔣經國接班的過程，否則，他再讀自己當年的文字，豈不羞愧莫名？
吳案在美國還有一個小小的餘波：當時在美國受訓的國軍海軍陸戰隊上尉軍官宣威，對吳國禎的文章產生深深的共鳴，特意去拜訪吳國禎，決定叛逃，並向美國提出政治庇護申請。美國軍方將其逮捕，計畫將其遣送回台灣。吳國禎等召開記者會，為宣威的人權而呼籲。結果，美國國務院表態不干預此事，隨後移民局作出對宣威有利的判決，宣威得以留在美國生活。
胡適居然介入此事，致信美國國會議員說，宣威並非對台灣政治不滿，而是貪圖美國的優越生活，若美方准許他留下，會影響台灣的士氣與紀律。這封信已然接近無恥了，胡適難道不明白，個人的人權高於國家的主權，任何受過專制政府迫害或預估自己回國會受迫害的人，都有權在美國提出政治庇護申請，只有移民局和法庭才有權對其申請作出同意或否定的裁決。胡適否定宣威的基本人權，希望國會議員介入此事，既是對美國法律的無知，又否定了早年對人權的呼籲。
在吳胡的這場論戰中，作為後一輩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殷海光，寫了封不客氣的信向胡適抗議，認為胡適不該受蔣政權利用，拿特務機關提供的材料去攻擊吳國禎。同時，殷海光說，讀吳國禎的文章「如飲瓊漿」。
然而，殷海光不知道的是，胡適幫助蔣政權攻擊吳國禎不是沒有理由的。由俞國華負責分發的、類似於「總統特支費」的款項，在胡適名下，從一九五一年起，一直餽贈不斷。一九五一年兩次共一萬美元，一九五二年一次五千美元，一九五三年兩次共一萬美元，一九五四年四次共兩萬美元，一九五五年底，俞氏從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任上回台灣，再次分發給胡適五千美元。當時美國一般工人時薪兩美元，胡適在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圖書館任職的年薪不過五千兩百美元。可以說，如果不是蔣政權餽贈的巨款，胡適不可能在美國維持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拿人手軟，吃人嘴軟，獨立之人格就破產了。
胡適在中國學術界地位雖然很高，但其在美國謀生的能力卻比不上吳國禎。當時，美國大學將胡適視為「白象」——認為其名聲顯赫，卻未必有多少真才實學，所以他多年謀取不到一份教職。相比之下，吳國禎卻很快就能在美國的大學中當上教授。
在吳國禎案中，胡適出爾反爾、奉旨寫信和撰文批判吳國禎。圖/翻攝自網路
無意中引發江南案，為台灣世襲專制畫上休止符
蔣介石對待吳國禎、胡適等知識分子，如同古代帝王一樣「倡優蓄之」，更增加了情感籠絡方式。比如，日本人送來珍貴水果，他分一半給吳；吳的女兒結婚，他送去一萬美元大禮。蔣在日記中記載：「平生待人，未有如待吳者。」他企圖以私人關係收服、籠絡吳，得到吳無條件的忠心。
但是，吳國禎多年在美國生活，受美式教育，將私人關係與公共立場清楚分割，不吃蔣的這一套，對蔣的批評秉持公心，不留情面。當吳因為公共利益而觸犯蔣時，蔣立即稱呼其為「吳逆」，是「神經錯亂」的「人猿」。這背後是兩種人格特質和兩套觀念秩序的對立：吳國禎是一位現代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而蔣介石基本上是一個黑幫幫主或古代帝王，沒有進入現代政治和現代思維方式的範疇。
蔣介石對吳國禎如此，對胡適何嘗不是如此？胡適在吳國禎事件中站在蔣介石一邊，後來是回到台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為蔣政權爭取到不少西方世界的正面觀瞻，但當胡適用比吳國禎溫和得多的方式提出一些政治改革的建議以及與蔣不同的觀點時，蔣在日記中對胡的痛恨和謾罵，宛如潑婦罵街——「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胡在其眼中，仿佛又一個吳國禎。胡適若知道表面上禮賢下士的蔣介石將其視為「狐仙」、「野犬」，不知當做何感想？
以一時的勝敗而論，吳國禎是這場政治鬥爭的失敗者，他一介書生，未能撼動蔣家王朝在台灣的統治，只能一走了之，保全性命已是萬幸。韓戰之後，美國為了對抗中共和蘇聯兩個大敵，雖明知蔣政權獨裁暴虐，也只能勉強向其提供支持，吳國禎就成了犧牲品。個人命運被國際大局勢所改變，吳國禎由此開始在美國演講、撰述和教學的後半生，逐漸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一九六五年，他應聘到喬治亞州薩凡納的阿姆斯壯州立大學擔任東方史和哲學教授。
然而，吳國禎沒有料到，在其去世前一年，他再度「敗部復活」，無意之間撬動蔣家世襲王朝的根基：一九八四年三月，作家江南前往吳國禎寓所採訪，談了兩天，共十二個小時。隨後，江南公開表示將寫作《吳國禎傳》，此事為其招來殺身之禍。
當時，蔣經國身體狀況已出現問題，正在刻意培養蔣孝武接班。蔣孝武一九八四年訪問南韓時受到接班人的禮遇，訪問日本時也受到日本首相的親自接見。就像蔣介石培養蔣經國一樣，蔣經國也如此培養蔣孝武：安排蔣孝武先在情報系統中歷練，對於警察國家來說，掌握了情報系統，就掌握了半個國家。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蔣孝武立功心切，對寫了《蔣經國傳》侮辱其父親的江南恨之入骨，如果江南再寫出《吳國禎傳》來，台灣政府將顏面何存？蔣孝武遂召集情報局長汪希苓等骨幹，策劃對江南作出「制裁」。他們決定找幫派出手，這樣可掩人耳目。本來就是軍人子弟組成的竹聯幫的頭目陳啟禮臨危受命，蔣孝武親自對其說：「事關國家利益，應該去做。」
陳啟禮赴美，成功擊殺了江南，江南再也無法完成《吳國禎傳》了。但江南案震驚世界，美國聯邦調查局迅速偵破此案，蔣經國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之下只好放棄讓兒子接班的計畫。
江南案成為催生台灣民主的關鍵所在，蔣孝武失去接班的機會，李登輝方脫穎而出，台灣沒有成為第二個三代世襲的北韓。曾勸諫蔣介石不要讓兒子主持特務工作的吳國禎，若是多活兩年，見到這個情景，一定會百感交集——在薩凡納的一次訪問，意外地引起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最後竟為台灣的世襲政治畫上休止符。這是吳國禎發起的一次絕地反擊，在放寬視野的大歷史中，勝負有不同的定義，蔣氏父子才是失敗者，吳國禎才是勝利者。一時的成敗不是永遠的成敗，吳國禎和他堅守的民主自由的價值最終大獲全勝。
作家江南曾採訪吳國禎，並公開表示將寫作《吳國禎傳》，此事為其招來殺身之禍。圖/翻攝自網路
這本書，台灣人應當閱讀，中國人同樣應當閱讀。今天的中國，很多人因為對共產黨的暴政極度失望，轉而投向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懷抱，成為「國粉」和「蔣粉」。他們期待國民黨「光復大陸」，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他們卻不願自己做出奮鬥和犧牲，親身去爭取和捍衛自由與人權。靠「明君」反對暴君，是一種扭曲的「類人孩」心態。蔣氏父子統治的台灣，其殘暴程度當然比不上毛澤東統治的中國，但絕對不是美好的「自由中國」。難道兩岸華人的宿命是只能在兩個爛蘋果中選擇「次爛」的那一個嗎？「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極為有害——在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對孿生兄弟之間游移，如同在希特勒的德國和史達林的蘇聯之間選擇一個「理想家園」，根本就是自尋死路。如果讀到《誰怕吳國禎？》這本書，「國粉」和「蔣粉」們會「睡獅猛醒」嗎？
殷惠敏《誰怕吳國禎？》，允晨文化，二零一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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