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文學的長河,流向了非英、美等主流國家的新視野。此時,第二世界(如東歐文學)以及第三世界文學(非洲、中南美洲、亞洲),漸次浮上了世人的眼前,並發展出獨具豐富的地域色彩、民族關懷、傳統依戀和文化期待的「殖民文學」!在此機緣下,綜觀歷史的複雜脈絡和記憶的創作題材,成為同屬相同境遇底的台灣人,值得寄予關懷和細心閱讀的重要寶藏。
戰後的世界局勢,除了反抗受到壓迫的被殖民者外,也不斷地在重整自身文化的「表達」和「言說」。語言,或許會是談到「殖民文學」時,最常被提及的「悲痛經驗」!因為,被抹去的自身語言,對第二或第三世界的國家來說,彷彿就是被否定了的自己,張口難言… 在每次的種族大清洗下,文化與國族的重新認同,都是讓「殖民文學」不易延續的主要關鍵!
簡言之,「殖民文學」與「主流文學」的壁壘分明,來自於「在地化」和「國際化」之間的相互對撞。相反地,如何從文學的源頭出發,找到通向世界巔峰的文化共鳴,成為了殖民文學需要橫渡的湍急挑戰,迎向全新的境界!對此,泰戈爾就有著極深的體悟與感觸。1878年,印度哲人泰戈爾赴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留學,1880年回國專門從事文學活動。然而,他始終堅持用孟加拉文創作…
泰戈爾的詩歌最為著名。他的詩歌主要是用孟加拉語寫成,在孟加拉語地區,他的詩歌非常普及。不僅如此,在翻譯為英文後,已傳遍全世界!記得,於電影《返校》中的一段詩句:「樹葉有愛時/便化成花朵/花朵敬拜/結出果實」即是取自泰戈爾的《漂鳥集》。描繪出因為「愛」,而滋養了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命,幻化成在黑暗時代下倖存的「新希望」…
在泰戈爾的詩歌中,主要描寫生命與自然,來傳達生命本身和它的多樣性就是歡樂的原因。同時,他所表達的愛(包括愛國)也是他的詩歌的內容之一。《返校》裡的後一句:「埋在地下的樹根/使樹枝產生果實/卻並不要求什麼報酬」暗喻土地母親的「愛」,是身處殖民地上的泰戈爾,所拚命追求的「動力」!雖然,其時深受英國所殖民,他依然相信祖國最終必獲獨立!
如果說,泰戈爾在接受到西方的文化後,了解到許多不同文化間的區別,並在作品中同時加入了東方和西方文化的描寫,是為了反思時代下的生命意義。那麼,諸如:《沈船》、《戈拉》這兩篇長篇小說,正是反映印度的婚姻不自由與封建制度下的陋俗,和欲消除控制印度社會的宗教偏見,達到各民族的真正解放,才能繼續向前躍進!在殖民文學的進程上,泰戈爾將西方的世界觀,帶回故鄉,盼用文學的力量,建立「新秩序」,以更宏觀的視野,踏上國際舞台…
另一方面,同樣的時空下,台灣也在「殖民地」的身分認同上,遭受挫敗和掙扎。關鍵在於,由日治時期轉銜至國民黨統治的政權更替下,原初積累了五十年的台灣文學,因為在「語言」的變更下,無法留存下來。這些文化瑰寶,於是斷送在歷史的遺留中,飛灰湮滅。也因為,繼之的作家,會用「中文」書寫的不多,所以台灣在殖民文學的厚實度上,才會落後國際頗多…
葉石濤,是戰後少數轉型成功,改用「中文」繼續創作的台灣文學家。與泰戈爾不同,他並沒有到國外留學的經歷。不過,葉石濤汲取了大量的經典文學,連結台灣土地和人民的真實生活,並期許自己要與人民站在一起,以更宏觀的視野,把台灣的文學,帶向國際舞台。其中,〈葫蘆巷春夢〉、〈羅桑榮和四個女人〉、〈獄中記〉、〈紅鞋子〉、〈西拉雅末裔潘銀花〉等作品,皆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葉石濤曾說過:「台灣作家必須敞開心胸,開拓更大、更多的台灣時空,去建立起屬於台灣的文學…」我想,這是作為一名「殖民地」作家,在處理殖民文學上,影響最深遠的一句話!關於台灣文學的進路,因殖民文學本就具有「弱勢」、「悲痛」的既定印象,而難以掙脫束縛。然而,台灣恰巧位處世界角力的交叉點上,在歷史的洪流中,本不該被遺忘… 這正是葉石濤所一路堅持的。
橫渡殖民文學的長河,是人類在連結土地和認同的過程中,留下的生命印痕!泰戈爾在體認到英國的文化後,深知保存印度文化的重要性,堅持以孟加拉文寫作,為故鄉的生生息息,揮灑出最美妙的樂章,流傳後世。葉石濤則在經歷戰後的混亂與失序後,一心為建立台灣文學而奮鬥,這種堅定的信念,使其脫離了名利之爭,寫下根植於土地的人民心聲,享譽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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