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之後，英語民族與歐洲大陸分道揚鑣
一九四零年，納粹德國的裝甲兵團橫掃歐陸、閃電戰所向無敵。號稱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陸軍的法國羞辱地投降了，希特勒制定登陸英國的計畫，期望創造繼凱撒征服、諾曼征服和英國光榮革命之後第四次對不列顛的征服，他在一次演講中狂妄地聲稱：「衰敗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主義必將壽終正寢。」
然而，短短五年後，希特勒在柏林總理府地下室自殺身亡，第三帝國灰飛煙滅。二戰後，迎來了美國的黃金時代，美國繼承英國的使命，帶領西方盟國，對抗蘇聯及遍佈全球的共產極權體制，最終在一九九一年贏得冷戰的勝利。英美模式不再是「例外」，經歷了二十世紀七〇年代開始的、遍及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英美式的民主、自由、憲政成為一種極具吸引力的觀念秩序。
清教徒承繼喀爾文教義，信奉個人主義，自由先於平等。圖/翻攝自維基
宗教改革以降，英國（後來的美國）與歐洲的現代化模式有了本質的區別。就核心價值和觀念秩序而言，歐陸奉行啟蒙主義，不斷削弱基督教，迷信福利國家，政府介入經濟運行和個人生活，平等先於自由，實行絕對的多元主義，即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英語國家尤其是美國，則繼承宗教改革傳統和清教徒觀念秩序，信奉個人主義，自由先於平等，堅信多元之上有「一元」的超越價值（上帝的主權），政府不干預自由市場經濟，即右翼的保守主義。
在近代化的過程中，歐洲各國政府都深陷於腐敗和低效率的泥沼中。統治階層都希望在面臨外國威脅時能增強其軍事能力，但增強的方式是錯誤的：私人壟斷公共職位、稅收承包制、內部信貸、軍事企業化。在法國和西班牙等歐洲強國，強有力的派系成員在政治上、社會上和財政上牟取暴利，在國家提高王室對軍事的控制權時，他們使國家的很多領域進一步「非理性化」。貧富懸殊加劇、民怨沸騰，這就形成了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背景。
英國沒有出現這種情形，英國有一個常設議會嚴密監督政府核心部門的運行——常規性的議會、更自由的新聞媒體、更有影響力的公共輿論，彼此相互增強，都作為監視人，監督中央行政管理機構顯赫圈子裡的人，防止他們以國家整體爲代價而牟取暴利。英國自治的地方政治共同體組成國家代議制，這是一種與歐洲大國不同的國家形成模式留下的永久性制度遺產。
在廣義的西方文明內部，若以清教徒觀念秩序之強弱來判斷現代化路徑及國家模式之優劣，可梳理出此一明顯的位階次序：美國是清教徒觀念秩序最強大的國家，儘管也面臨左派思想的腐蝕，但其清教徒觀念秩序充滿活力，川普執政讓美國再度偉大，更準確地說是讓美國的此一觀念秩序再度高舉。次之是其他英語國家——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它們的觀念秩序和政治經濟狀況像鐘擺一樣已向左擺動，但尚未脫軌，正在緩慢回歸之中。再次之是日本——地理上身處亞洲，精神上卻是歐洲國家。再次之是法、義、比、西、葡等拉丁歐洲（天主教歐洲）。再次之是德、奧等德語國家或日耳曼國家。最後則是俄羅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東正教國家——俄羅斯自彼得大帝改革三百年來，至今仍未爭取到「歐洲國家」之名分。
判斷現代化路徑及國家模式之優劣，還可從其是否成功抵禦二十世紀的極端主義觀念秩序（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及各種宗教極端主義）來判斷：擁有清教徒觀念秩序的美國，具有最強的抗體，極端主義從未成為其主流思想；天主教國家的抗體明顯較弱；東正教國家更弱。法國是大革命的發源地，德國和義大利是法西斯主義的發源地，俄國則是共產革命的發源地。
本書中的歐洲模式，即英美清教徒觀念秩序之外的現代化路徑，大致可分為五種：法國、法國之外的拉丁世界、德國及日耳曼民族、俄國及東正教圈、日本。
日本：比歐洲更歐洲
日本學者坂野潤治在《未完成的明治維新》一書中指出，明治維新永遠「未完成」，因為從維新事業剛開始時，就存在四個不同的方向：西鄉隆生主張「強兵」和對外戰爭，大久保利通主張「富國」和「殖產興業」，木戶孝允主張制定憲法，板垣退助則主張開設議會。
日本迫不及待地「脫亞入歐」，不到三十年時間，就在軍事層面實現了這一夢想——甲午戰爭爆發前一年（一八九三年），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在第五屆帝國議會發表演講，特別強調日本已然躍升軍事強國：「從軍備的角度來看，我們擁有十五萬常備兵，在將士訓練和器械精銳方面幾乎可以與歐洲強國的軍隊匹敵。海軍也有將近四十艘軍艦，將來只要國家軍費允許，我認為軍艦數量還會繼續增多。」果然，日本很快擊敗清帝國和俄羅斯帝國，成為新興強權。
然而，日本的現代性綱領，否定其他文明（主要是基督教文明）的普遍主義主張，強調日本的集體主義精神的獨特性，追求純粹的日本精神，漠視逐漸融入新的國際體制中。日本唯一看重的是實際的（即權力或經濟的）利益。這使得日本很快走上軍國主義的歧途。
太平洋戰爭的慘敗，反倒讓日本獲得了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契機。戰後，日本的憲法和民主制度是美國強加的。戰後的日本常被焦慮感所困擾，比較直接的根源就在於以民主等原則為基礎的國家憲法，這些原則是從西方演化而來，與位於傳統社會中心的集體主義格格不入。與美國建國綱領中鏗鏘有力的英語相比，日本憲法中連語言都是對英文原版的逐字逐句的機械翻譯。儘管如此，戰後被美國全面規訓和改造的日本，比「老歐洲」更美國化，比英國更親美。日本的政府和執政政治人物，如吉田茂、石原慎太郎、安倍晉三，在政治經濟光譜上比歐洲的政府和執政政治人物都更右翼。日本是非基督教文明、非地理上的歐美、非以白人為國民主體的國家中，在民主與法治上的典範。
日本現行的《戰後憲法》為美國將軍麥克阿瑟制定。圖/維基百科
但是，日本從美國和西方移植來憲法、民主制度和科學技術，卻拒絕西方現代文明的根基——基督教文明及清教徒觀念秩序。日本基督徒的數量不曾突破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遠低於作為「亞洲四小龍」的台灣、香港、南韓和新加坡。作為文明根基的清教徒觀念秩序的缺失，是日本現代化之路上最大的困境。這也影響了日本的外交政策：日本對中國等亞洲鄰國的人權和民主化不聞不問，無意於充當亞洲民主化的倡導者和領頭羊。
法國和天主教世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是殺人放火
頗具東歐精神的作家卡內提（Elias Canetti）認為，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群眾象徵，法國人的群眾象徵就是革命。在俄國革命之前，人們一提起「革命」這個詞語就會在前面加上「法國」。「革命」是法國人最大眾化的紀念品，在世界面前標明了法國人的特點——直到俄國人以其革命在法國人的國家意識上打開一個令他們不愉快的缺口。
法國大革命是沉重的失敗，是巨大的創傷。革命者們成功的推翻了舊制度，卻未能建立持久的新政體，甚至連理論上的新體制也並未確立。柴契爾夫人曾在法國大革命兩百週年之際指出：
英國的保守主義之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第一次對法國大革命提出了有洞察力的批評，他也是我的意識形態導師。所以，對我這個英國保守黨人來說，一七八九年的事件代表的是一種永久的政治幻想。法國大革命是一次旨在推翻傳統秩序的烏托邦的嘗試——它是一群自負的知識分子以一些抽象的概念為名發動的。它的失敗也並非偶然，而是因為自身的缺點和罪惡：它便最終演變為清洗、大屠殺和戰爭。在許多方面，它都促成了一九一七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然而，英國的自由傳統是經歷幾個世紀才發展成形的，最明顯的特點是連續性、尊重法律及平衡桿——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就體現了這些特點。
誠如美國歷史學家戴維森（Ian Davidson）所說，革命者留下了斷頭台、恐怖統治和世界上首個現代化警察國家的精妙制度，他們還發明了「大規模戰爭」的概念，其特徵為動員全民參與，大規模集中經濟資源與官僚資源，不達勝利決不罷休。這種「大規模戰爭」成為拿破崙橫掃歐洲的關鍵因素——比拿破崙個人的軍事天才更重要。但是，大革命帶給法國政治和社會的災難性後果一直影響至今：永無休止的政治動蕩，無休無止的政權更迭，以及縱橫交疊的暴力衝突，這也正應了毛澤東的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就是殺人放火。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法國的革命者們在就新的法國政府進行辯論的過程中，拒絕考慮英國的模式和英國的經驗。但法國經歷的每一次動蕩之中，很多重要人物在遭遇困難和危險時都去英國避難，因為那裡的局勢更加安全和穩定。《人權宣言》和多達十部的憲法都不能保護他們：從垮臺的國王查理十世到拿破崙三世，從保守派的歷史學家基佐到左翼歷史學家勃朗——他在英國完成了十二卷的《法國大革命史》。
其他歐洲的天主教國家，大都經歷了形形色色的革命及暴政，如意大利的法西斯運動，西班牙的弗朗哥獨裁。一六七九年，英國政治家亨利·卡博爾在英國下議院的演講中指出，歐陸的天主教世界及其政治模式與英國存有根本性差異：「羅馬天主教強化了常備軍和專制權力的觀念，早先的西班牙政府、現在的法國政府都是這種教宗制根基的支持者。」
作為天主教世界神經中樞的梵蒂岡教廷，在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慘劇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美國歷史學家大衛·I·科澤（David I. Kertzer）查閱了大量梵蒂岡解密檔案後，得出觸目驚心的結論：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得以掌權並維護其統治地位，梵蒂岡起了核心作用。教廷及意大利天主教會與法西斯當局親密合作，延伸了警察鎮壓民眾的觸手。法西斯政府將猶太人當做二等公民，教會不僅沒有提出反對意見，還為墨索里尼採取嚴苛措施提供了強大的理論依據。
教廷與日本皇室一樣，是對二戰期間的人道主義災難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兩大機構。日本的天皇制度經過美國佔領當局的大幅改造，成為類似歐洲王室的「憲法之下的君王」。然而，梵蒂岡的教宗制至今仍保持中世紀封閉而僵化的、金字塔式的專制結構——今天，教廷又如同當年擁抱法西斯一樣擁抱中共獨裁政權。
德國及日耳曼民族：黑森林中的黨衛軍
德國經過了「半個宗教改革」——從地理範疇上看，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國北部取得了成功，路德宗教會成為統一後的德國的國教；但德國南部尤其是巴伐利亞地區，仍然是天主教獨大。在宗教改革的深度上而言，馬丁·路德的神學存有若干致命的缺陷，如強調對國家政權絕對順服、聖俗二分的「兩國國度論」以及「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使德國的宗教改革比起日內瓦、尼德蘭和英國來，乃是半截子的宗教改革。這種狀況使得德國的現代化陷入某種持續痙攣般的姿態：忽而突飛猛進，忽而一瀉千里，忽而浪漫，忽而暴戾。當法西斯主義興起之後，德國的路德宗教會和天主教會都毫無抵抗之力。
卡內提指出，英國人喜歡想像自己在海上，德國人喜歡想像自己在森林中；很難把他們在國家情愫方面的區別表達得比這更簡潔。德國的群眾象徵是軍隊，軍隊又宛如森林——德國特色的「黑森林」。軍隊不只是一大群人，軍隊是行進著的森林。在近代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像德國一樣，對森林保持著如此鮮活的感受。筆直而平行的樹木，它們的密度和數量，使德國人的心中充滿了深切而神秘的歡樂。時至今日，德國人仍在尋找他們祖先居住過的森林，他們感到同樹木是一體的。森林成為軍隊的預表，說明德國精神的核心是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的：
對德國人來說，軍隊和森林無論如何是融合在一起了，儘管他自己不認識這一點。儘管在他人看來，軍隊是枯燥、單調無味的，但是在德國人看來，這種枯燥和單調卻是森林的生命和光輝。他在森林中並不害怕，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所有這些樹木的保護。他以樹木的剛毅和正直作為自己的準則。
卡內提認為德國人對森林的憧憬形成集體主義。圖/取自 https://flic.kr/p/H4xVjc
德國地處歐洲的心臟地帶，並非東歐國家，在精神上卻比東歐國家更「東方化」。冷戰時期，德國是第一個啟動「東方政策」的西方國家，這絕非偶然。日本讀賣新聞常駐德國記者三好範英在《德國風險》一書中指出，德國雖然位處歐洲的中心，並不完全認同西歐的價值觀。在觀念上德國人更崇尚東方，包括俄國和中國。德國人認為西歐過度表象和淺薄，不及東方的深邃和神秘。三好範英舉出德國知識分子中最西化的托馬斯·曼為例——托馬斯·曼在一戰期間寫下的《一個非政治人物的反思》裡，把「具德國性的」定義為「文化、靈魂、自由與藝術，而非文明、社會、投票權或文學」，以此與西方對照。這些歷史遺產讓德國和東方保持著某種心性上的聯繫。
德國總統、早年從事人權活動的牧師高克（Joachim Gauck）曾指出，德國長期以來在文化上認為自己有另一種特殊的處境——一種例外主義（即「德意志特殊道路」）——因此認為，符合普世價值的看法並不一定符合德國的需求。但是到頭來，這種態度反而讓納粹主義引發了大災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悲劇。然而，德國似乎並未徹底完成轉型正義和精神上的去威權主義化，梅克爾政府的「脫歐入中」政策正在將德國拖入兩次世家大戰之後最大的危機之中。
俄羅斯：融入歐洲長路迢迢
早在蘇聯解體之前一個月，美國法學家伯爾曼（Harold J. Berman）在美國埃默里大學舉辦的「基督教精神與民主」的國際學術會議上指出，在無神論與基督教的鬥爭中，無神論失敗了。無神論之所以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從俄羅斯人那裡奪走了屬靈的美和力量，奪走了他們所渴望的超越性元素和個人救恩元素：
共產主義的土崩瓦解，從根本上說是道德上的崩潰、精神上的崩潰。蘇維埃社會主義宣揚大公無私、誠實正直、社會責任感，但卻在行鑽營私利、弄虛作假、貪污腐敗之實。在我看來，它所信奉的基本美德觀，以及由此導致人的自負，缺乏對超然秩序、個人救恩和永生的信仰，是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倘若誠實只是一種美德，而非上帝的誡命，便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神聖性，一旦其無利可圖，就會為人所拋棄。
伯爾曼深信，要在蘇聯各共和國實現真正的憲政，最大的希望就在於正在發生的基督教信仰的復興，而且這也是問題的核心所在。更重要的是，與復興同時並行的，還必須有東正教的改革，東正教不可能也不必要變成另一種新教，但東正教不能迴避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吸收。如果沒有經歷馬丁·路德和約翰·喀爾文意義上的宗教改革，甚至連天主教的格里高利改革的沒有，俄羅斯東正教則只能永遠停滯在「前現代」狀態。
當初，東正教與斯拉夫民族的結合，產生了一個悲劇性的結果：空洞高韜的「愛鄰舍，也愛仇敵」的教導，並未軟化沙皇體制的暴虐，更無法抵禦風捲殘雲般的共產主義思潮和革命。近代以來俄羅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的敗壞，東正教會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其組織結構和觀念秩序的缺陷難辭其咎。不僅俄羅斯如此，整個東正教世界也都如此。羅馬尼亞思想家帕塔皮耶維奇指出，東正教傳統無法幫助原蘇聯東歐國家建立一種依據不帶個人色彩的規則運作的公共行事風格，「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馬其頓、俄羅斯、希臘——所有歐洲的基督正教國家都有一個特點：體制不健全。這是因為基督正教具有彈性，它注重的是心靈冥想，而冥想的依據主要不是文本，而是農民的口說傳統。所以我們這裡有一種透過謠言運作的模式，資訊不足，爾虞我詐……」
從彼得大帝改革至今，俄羅斯仍未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員。一九九七年，俄羅斯被西方七國集團接納，成為其第八個成員。二〇一四年，俄羅斯占領克里米亞半島及在烏克蘭策動代理人戰爭，被七國集團凍結會籍。俄羅斯站在西方的門檻上，回首眺望著東方，雙頭鷹真能首尾兼顧嗎？
非英美的諸多西方現代化路徑，因不具備清教徒觀念秩序而步履維艱。它們不是非西方世界效仿的榜樣。昔日誕生了宗教改革的歐洲，今日不僅背棄宗教改革的遺產，還試圖拋棄整個基督教文明，卻讓自己陷入更重大的危機之中。歐羅巴，歐羅巴，何時回頭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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