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舉辦「中國的佛教公共外交」講座，由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劉宇光主講（我很奇怪政大為什麼要耗費公共資源邀請中國的御用學者前來演講，對大學師生進行洗腦）。
劉宇光在演講中指出，中國會利用境內佛教信徒總數多過東南亞國家等說法，合理化「佛教大國」的自稱，並積極發展「佛教新祖國」的概念，除對內進行宣傳，還要將內宣的基礎化為經營「公共外交」的工具。
據劉宇光表示，中共清楚孔子學院是失敗的大外宣工具，因為「說到底是中國的東西」。於是，中共在眾多宗教裡，選中佛教作為對外拓展影響力的工具，除了因為中國的傳統佛教早已建制化外，還有佛教信徒具跨國性，可以補足孔子學院跨國性不足等問題。
中共對佛教是兩面利用，對內而言，中共強化「佛教徒是中國人的宗教」的意識並與民族主義掛鉤。中共為部分佛教提供生存空間，實際上卻是「我讓你活着，你要為我服務」的思維。對外而言，中共將佛教轉化成經營對外關係、進行公共外交的工具。劉宇光以位在海南島的「南海佛學院」為例指出，中共在此開設宗教教育機構，目的不是培養國內宗教人才，而是吸納柬埔寨、老撾等東南亞國家的僧侶，藉此培養跟東南亞國家的宗教關係，並利用東南亞國家中，宗教對政界的影響力，進行遊說並促進雙邊關係。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印順和尚，同時也是中共黨員。圖/取自網路
佛教是哪一年傳入中國？
歷史學家陳寅恪說過：「自晉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此雖通俗之談，然稽之舊史之事實，驗以今世之人情，則三教之說，要為不易之論。」作為外來宗教，佛教居然能與中國本土的儒、道三分天下，不能不說是一件奇事。尼德蘭漢學家許理和（Erik Zürcher）甚至用「佛教征服中國」來形容佛教的傳入，但與其說是「佛教征服中國」，不如說是「中國征服佛教」——由「士大夫佛教」、「王室佛教」和「庶民佛教」共同構成的「中國佛教亞文化」成為儒家思想有力的補充。印度的「四大」與中國的陰陽五行說並行不悖，佛教多元化的有情世間、國土世間與中國以地球為中心的世界觀亦相安無事，「這標誌著中國的前科學明顯開始一分為二」。
佛教究竟是哪一年進入中國以及以什麼方式進入中國，恐怕永遠都是一個歷史之謎。據文獻記載，卒於公元前六年的劉向，就已說他讀過佛經。東漢初年，帝王之家信佛已有正史記載。漢明帝在永平八年（公元六十五年）派遣蔡愔等人往西域求佛法。永平十年，蔡愔偕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以白馬載經像返國，漢明帝建白馬寺並譯四十二章經。
佛教在東亞廣泛傳播是在漢末分裂和戰亂期間，政治災難為接納新的觀念準備了接口。《後漢書·董卓傳》載，「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朝聞道，夕死可矣，但道在何處？儒教日趨式微，其安全和穩定的前提並未實現，對儒生優越性的信仰已灰飛煙滅，士大夫失其制約，導致行為的放蕩與精神的空虛。道教和玄學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儒教之不足，它們雖有一定的鎮定作用，卻無法提供終極性的安慰。而且，魏晉南北朝道教好煉丹，特別追求「外煉」，《世說新語》中有很多這樣的故事，非富貴之家沒有能力「外煉」，那時的道教具有濃厚的貴族宗教色彩，影響了其在下層民眾中的傳播。儒、道之缺陷，為佛教的傳播留下巨大空間。
佛教在中國興起有兩個有利條件。一是帝王崇信；二是外來僧人多能投合本土的風尚，一開始就被視為神仙方術之一種。兩漢之際，由符命、圖讖所製造出的整個學術氛圍，極有利外來宗教之傳入。換言之，佛教本身的教義並不與儒家發生劇烈衝突，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不斷吸收中國傳統思想和道德倫理。
佛教在漢族中原的盛與衰
中國歷史上信奉乃至癡迷佛教的帝王的代表，為南北朝時的梁武帝蕭衍。梁本為南朝強國，卻因為梁武帝佞佛而險些亡國。天監三年，梁武帝下了一道驚世駭俗的詔令《舍事李老道法詔》，明確宣布「老教為邪、佛教為正」，將在江南傳承已久的道教斥為邪派，尊佛教為正統。梁武帝本人四次捨身出家，為中國帝王佞佛之最。
梁武帝成年後方接觸佛教，在其《述三教詩》中說：「少時學周禮，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晚年開釋卷，猶月映眾星。」儒教是入世哲學，是統治方略，對死後世界沒有做出解釋。道家推崇修真羽化，看起來是美好的希望，本質上仍是延長人的現世，對來世沒有幫助。佛教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對現世、來世的哲學關係作出奧妙解讀，並構建出往生的美妙希冀，這對梁武帝是非常解渴的。同時，梁武帝對文治武功卓絕且大力推廣佛教的印度阿育王極為推崇，專門組織人力翻譯《阿育王經》。在梁武帝看來，阿育王既是統治孔雀帝國的強大人王，又是推廣佛法的人間佛聖，兩重人格合二為一，是所有中國皇帝沒有達到的境界。
梁武帝本人四次捨身出家，為中國帝王佞佛之最。圖/取自維基百科
梁武帝傾力資助佛教導致國庫空虛，郭祖深形容：「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佞佛政策間接引發侯景之亂。叛軍攻佔建康，梁武帝被軟禁在深宮中，憂憤成疾，口苦乾渴，索蜂蜜水，未得實現，絕食而亡。佛教並未幫助其實現良治。
當隋唐兩代的皇帝為新一輪的統一帝國著力嘗試之際，佛教的黃金時代開始了。這些皇帝甚至準備接受佛教為國教，並且將之用作帝國的文化和宗教的整合力量。
唐代中期，隨著帝國國力的強盛，出現遍設於帝國四方的寺廟。寺院之間存在一種等級制，寺院甘願臣服於帝國當局，甚至會因為帝王及高官顯貴的個人人格而變動不已。
朝廷對佛教的態度也屢屢發生波動。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武一宗法難」。「三武」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指後周世宗。
此四位皇帝敵視並打擊佛教，並非佛教教義危及政權統治，而是佛教僧眾及寺廟體系迅速膨脹造成財政問題。佛教僧侶人數眾多，為不事生產、不納稅的「出家人」，佔據大量土地，消耗大量資源，讓朝廷的財政汲取能力受到削弱，朝廷遂出手打壓佛教的發展，如艾森斯塔德所說：「在中國頻繁發生的宗教迫害通常首先是一種政治現象，卻很少是文化-精神現象。在中國，當國家或統治階層內部的權力群體對於其他群體累積起來的政治勢力與經濟勢力的憂慮有所增長，而這些群體又碰巧隸屬於一定的宗教派別之時，通常才會發生宗教迫害與宗教偏執。」
此前，佛教內部曾就佛教與世俗政權的關係有過一場爭論。法果和道安等僧人認為，佛教徒應當向世俗皇帝行臣禮，即「敬王者」；慧遠則認為，佛教徒既已出家，就不是世俗臣民，不應向皇帝行臣禮，為此，他寫了《沙門不敬王者論》。然而，佛教在中土的發展趨勢，乃是一邊倒向「沙門豈能不敬王」。艾森斯塔德認為，佛教未能在政權之外形成的一套相對獨立的組織系統：
在中國，不存在有組織的教會。唐朝的佛教寺院追密切地接近於中央教會系統，但佛教寺院仍然與歐洲的天主教會毫無共同之處。沒有一種中國宗教曾變成恰當地組織起來的自洽單元，教會或教區的概念對於中國人的頭腦是陌生的。
佛教花了一千年時間完成在中國的本土化，它動用幾乎所有的文化藝術手段，包括美輪美奐的敦煌壁畫、石刻造像、寺廟建築，甚至家喻戶曉的通俗小說《西遊記》。佛教成為中國信徒人數最多、影響中國人思維方式最深的外來宗教，在此意義上，佛教是成功的。正像基督教擁有了西方一樣，佛教傳遍了東方。
佛教與儒道相融的過程
中國為佛教的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超過除了印度之外任何一個國家——或許近代以來被日本所超過。佛教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儒生們認為，這是平民百姓對新奇事物的喜好和芸芸眾生追隨某個精神領袖的傾向。早在十九世紀就對中國佛教的歷史和發展做過深入研究的西方漢學家艾約瑟寫道：「印度的佛教徒悄悄地來到中國人中間，教導中國人尊崇他們華而不實的宗教儀規和他們平靜、慈愛、思想豐富的神學。他們還向中國人傳播靈魂單獨存在、靈魂移居到動物體內的佛教教義。他們用遙遠世界的如燦爛畫卷般的美景滿足了中國人的想像，那裡處處充滿了陽光，居住著佛祖和天使，寶石、黃金把那裡裝飾得富麗堂皇。他們就是用這種方法引誘中國人對佛教頂禮膜拜的。」艾約瑟進而認為，有助於佛教傳播的各種因素值得西方的宗教史學者們和傳教士們仔細研究並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
余英時指出，作為一個極端出世型的宗教最後竟能和一個人間性的文化傳統打成一片，其間自不免要經過一個長期的複雜的轉化過程，不但中華文化本身必然因新成分的摻入而發生變化，佛教教義也不能不有相當基本的變化以求得在新環境中的成長與發展。在中國化的過程中，佛教失落了原始佛教中的一些核心教義和寶貴品質，如捨身飼虎，如怒目金剛，對正義的堅持和勇氣。這是一個漫長的中國化的過程，「道教也，佛教也，斯互相補互相攻，而其變更頗多」。佛教與道教一樣，逐漸成為中國人特有的「多神教、萬有教和無神論」信仰的一部分。
佛教淪為專制政權對民眾的洗腦和奴化的工具
佛教中土化的重要標誌是禪宗的產生。走內在超越之路的惠能的新禪宗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場革命運動，卻與西方的宗教改革大不相同。余英時指出，西方中古的基督教不但通過統一的羅馬教廷控制西方人全部精神生活，而且它與西方的俗世生活包括政治、經濟、風俗的關係也發展到無孔不入的境地。所以，宗教改革一旦爆發便立刻風起雲湧，撼動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新教領袖路德、喀爾文等人必須在教義中全面地對基督教與俗世相關涉的各種問題提出明確解答。舉凡國家、家庭、經濟、法律、個人道德、社會組織等問題，路德與喀爾文無不分別從他們所持的宗教或神學觀點發表大量論述。非如此，他們的教派無法取得社會上有力團體和一般教民的了解和支持。從這一方面看，佛教在中華傳統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遠不能和西方的基督教相提並論。而且，禪宗只是佛教的一個分支，禪宗革命實際上是靜悄悄地發生在宗教世界的一個角落之上，並沒有立即撼動整個俗世社會。
另外，作為佛教分支之一的藏傳佛教（喇嘛教），在西藏維持了上千年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在清帝國時代，藏傳佛教因為在藏區和蒙古影響巨大，深受滿族統治者重視，乃至具有準國教地位。一九五九年，共產黨軍隊入侵西藏，藏傳佛教最高精神領袖十三世達賴喇嘛率領數十萬藏人流亡至印度，卻意想不到地將這一與世隔絕的神秘宗教帶向全球化。達賴喇嘛從小接受佛教教育及西式教育，推動在印度達拉薩拉的流亡社區和流亡政府走向民主化，但藏傳佛教能否完成現代轉化仍是未定之數——達賴喇嘛本人的轉世制度如何延續即懸而未決。
中國的佛教與現實政治同構，失去了對現實的隔離度及批判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專制政權完成對民眾的洗腦和奴化。在共產黨統治下，出現拼命斂財的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和性侵成癮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釋永成，亦不足為怪。而台灣的新興佛教勢力多半受國民黨的扶持。或許，今天華語圈的佛教需要完成一場比昔日的禪宗革命更為深遠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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