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上週以「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來形容臺灣之後，德國《明鏡》(Spiegel)雜誌網站昨天也刊登了一篇談及《經濟學人》此文的評論，標題為《金錢或是自由：德國對中國的致命依賴》(Geld oder Freiheit: Deutschlands fatale Abhängigkeit von China，作者Henrik Müller為多特蒙德工業大學教授)。
這篇評論指出：長期以來，歐洲都認為中國的開放與經濟發展，遲早會促進政治與社會的自由化，但事實卻與預期大相逕庭。德國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市場，已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長此以往，終將被迫面對在自由與金錢之間擇一的根本難題。直到2019年，才開始出現為時已晚的反思。歐洲是否還有足夠的時間挽回局勢？後世的史家將作出評判。
Müller教授這篇評論值得一看，但我想要補充一點：我不認為德國人、歐洲人，乃至於其他西方人，當初在擁抱中國市場的時候，真的那麼單純地相信「中國的開放與經濟發展，遲早會促進政治與社會的自由化」(Chinas Öffnung und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würden früher oder später zu einer politis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Liberalisierung führen)。這種想法，是西方擁抱熊貓派的立論基礎，大致上是認為隨著經濟發展而壯大的中產階級，將會建立一個具備足夠能量的公民社會，進而從內部進行和平演變，終結專制政權。
不過，這也是一種經不起檢驗的想法。歐洲的歷史早就證明，經濟發展也好，中產階級的擴大也好，都不見得會孕育出自由社會與民主政治。隨著工業化而茁壯的中產階級，完全可能會在大棒與胡蘿蔔的雙重伺候下，熱情洋溢地為極權主義唱讚歌。借用哲學家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原德國猶太人，納粹期間流亡海外，戰後出任海德堡大學教授）的說法：納粹這種現象，本身就是一種小資運動與普羅中間階級的暴動(eine kleinbürgliche Bewegung und ein Aufstand des proletarisierten Mittelstands，S50)。
所以說，姑不論北京的經濟政策本來就不是以建立強大的中產階級為取向，縱或有之，也完全沒有理由認為這樣就能走向民主化。這些西方國家本來就有相當精深的極權主義研究，也不乏熟諳世局的政治人物，難道他們真的會通通不知道，不斷把資金與技術往一個極權政體送，不斷滋養它的國力，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嗎？
我不認為如此。當然，那種一派天真的人肯定有，而且也很多，但若主要的政策決策者都是這樣「好傻好天真」，這些國家恐怕早就倒閉了。在我看來，他們不是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而是明知卻漫不在乎。反正，雙方實力差距太大，等到威脅成為現實的時候，大概也是下一代的事了，害不到作決策的人，趕快先享受東方「低人權優勢」的發展紅利再說。更何況，歐美國家遠在天邊，等到猛虎下山咬人的時候，也是亞洲人先倒楣。
換言之，「和平演變論」的真正意義，並不是要透過和平演變實現民主化，而是要給擁抱熊貓派一個跟極權政體合作的大義名分，「我不是去資助政權，而是去實現民主化」，諸如此類。有時候，他們也會作點好事，比如營救一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遺孀之類，為自己的立場添加說服力。雙方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結果就是和平演變無望，養虎貽患有份。等到極權政體在他們提供的資金與技術下修煉成魔，開始威脅世界秩序的時候，這些擁抱熊貓派就會表示情況不如預期、實在非常遺憾，只差沒用無辜的眼神眨著水汪汪的大眼睛。
事實上，不是所有人都贊同這個禍留子孫的把戲。比如說，曾經經歷二戰、冷戰的美國外交元老George F. Kennan，在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之年）11月25日的日記當中，就提到美國根本不應該再跟中國建立任何更密切的官方關係，務必要敬而遠之，並且應該防止產業界對中國市場發展出依賴性(p653-654)。然而，在後冷戰和平的紙醉金迷下，抱持這種想法的人無力扭轉局勢。於是，歷史就照著我們所知的路徑前進，而雙方圖窮匕見的時間點也一定會到來。說起來，後冷戰時代的繁華，就是建立在一個無以為繼的發展模式之上，並以預支後繼世代的和平安穩為代價。
當然，以上這套對於歷史的解釋，有相當程度只是我個人的推測，不一定完全正確。決策者內心的主觀意圖是很難證明的事，他們究竟是處心積慮的陰謀，抑或一派天真的愚蠢？要找到足以清楚分辨的外在證據非常困難。畢竟，決策者倘若心懷「有意為之」的想法，也不會主動留下記錄，這是馬基維利主義的基本功。
總之，這個世界就是有許多難以證明的事，律師辦案有時候也會遇到證明的極限，就當成一種姑且聽之的猜想吧。但無論如何，即使這個猜想並不全對，我想，總也比「一批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深政客集體受騙上當」的解釋版本來得可信些。在此，我想引用史家陳寅恪的兩句詩，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
「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秤勝屬誰？」
本文轉載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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