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情報機關的轉型正義議題再次成為輿論焦點，轉型正義研究者和立委范雲等人紛紛批評國安局在轉型正義上並未完全配合，如蘇慶軒、吳俊瑩於《蘋果日報》投書批評國安局在檔案上多所遮掩，他們指出:「國安局的檔案，局長、副局長以外的各級公務員姓名、消息來源、線民姓名皆用白色方塊遮掩，且為了掩護當年的線民，還遮蓋了這些人獲取情資的時間、地點與手法。」反之，被監控的當事人所有資訊則一覽無遺，形成諷刺的對比。
而立委范雲和台灣教授協會則於5月10日召開記者會呼籲總統蔡英文全面公開戒嚴時期監控檔案，要求國安局不該阻撓檔案公開，與會的台灣教授協會會長許文堂更批評「情治單位的掩蓋等於縱放，如果現在情治單位要保障的是威權時期監控及迫害人民的線人，如何能期待情治單位會保障現在人民的安全？ 」
情報機關的轉型正義問題較軍方更為嚴重
其實不僅是檔案開放的問題，情報機關在許多領域的轉型正義問題較日前為促轉會批評仍保持大量兩蔣銅像等威權象徵的軍方更為嚴重。
不僅是仍在許多情報機關公開展示的兩蔣銅像、題詞、紀念照等威權象徵，還有更多更為明顯的轉型正義問題，例如：
一、在戒嚴時期承辦政治案件的歷任情報機關首長(如調查局長、國安局長等)和底下的中高階官員的責任仍未釐清，而這些情報機關顯然是不願意檢討自身在戒嚴時期的作為，更不願意面對這些前輩、老長官在當年政治案件的責任。
二、前述相關人士雖然多已經退休、離世，但是在情報機關內部文化的氛圍制約下，許多受到其提拔的資深幹員在看待轉型正義的態度上，仍然受到這些前輩跟內部文化的影響。
三、由於情治系統舊有勢力持續壟斷情報事務，並作為在政治上和執政者討價還價的籌碼，這也是近年來國安局、調查局等情報機關在轉型正義的態度上遭到嚴厲批評，卻依然故我的原因。
四、隨著社會要求轉型正義的呼聲高漲，仍深陷黨國遺緒的情報界和台灣社會的隔閡甚至歧見仍未消弭，也讓中國見縫插針得以對情報界進行統戰。
之前筆者曾在拙文〈面對房間裡的大象 正視情報界的國家認同問題〉和〈如何看情報機關面對轉型正義的爭議〉論及這些問題，遺憾的是直到目前為止，情報界內部其實對於轉型正義仍然抗拒，更遑論真誠反省和面對，除非情報界內部願意改變其態度，這些問題在中短期看來似乎沒有解決的機會。
主政者的責任
除了情報界自身的心態問題之外，主政者的態度也是可議的，雖然在要求國安局等情報機關開放檔案上，主政者是展現出一定的誠意跟作為，但是在民間要求相關情報機關更進一步揭露當年涉及承辦政治案件的情報機關首長、中高階官員和線民的訴求上，卻未得到主政者的主動具體回應。
究其原因，恐怕是情報機關的敏感性質，讓主政者在面對是否要更進一步要求情報機關配合轉型正義上投鼠忌器的原因，之前論者對於主政者在面對軍方轉型正義態度的批評：「鄉愿怕事，無可無不可，這是在轉型正義的路途上挑軟柿子吃。」恐怕也適用在主政者處理情報機關轉型正義的態度。
必須處理情報機關和台灣社會在轉型正義的分歧
針對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情報界轉型正義議題，已在前述論述情報機關的態度，而主政者跟相關主事者則是在擔心影響情報界的忠誠度和要求進一步追究轉型正義責任的民間呼聲兩者之間首鼠兩端。
或許有人認為，以「事緩則圓」、「讓時間解決」在不觸動情報界內部黨國遺緒的情況下，維持情報界和台灣社會主流在轉型正義議題分歧的「現狀」，避免引發強烈的政治後座力和情報界的反彈。
但是筆者並不認為這個作法可以作為長久之計，這個作法在二十一年前的第一次政黨輪替時或許還有不得不如此的政治現實考量，但是在二十一年後的今日，特別是民主深化的台灣社會，這樣的作法是否過於保守，實在有商榷的餘地。
更何況，不觸動情報界內部黨國遺緒讓情報界跟台灣社會主流的分歧、鴻溝逐漸擴大，不僅是延誤情報界順利轉型為真正守護民主社會的現代情報機關，也只是讓深受內部黨國遺緒影響的情報界和台灣社會主流的分歧越來越大，正如在軍方所面臨的情況一樣，使許多抱持黨國懷舊情緒而反感今日台灣民主社會的資深官員成為中國統戰的目標，近年來的情況已經證明這個擔憂並非多慮。
面對情報界轉型正義的解決之道
情報界的轉型正義議題正如軍方所面臨的情況一樣都是台灣社會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而且必須更積極的處理。
面對情報機關的檔案開放爭議，先前民間研究者張文隆主張促轉會直接召開聽證會，讓情報機關進行報告，並邀請各方立場代表出席判定是否能夠解密的建言是值得參考的作法。
而筆者則不厭其煩的再次提出先前在〈如何看情報機關面對轉型正義的爭議〉的數點淺見以作為拋磚引玉：
一、將情報圈外人士出任情報機關首長的作法常態化，帶入外界的新思維進入情治系統，逐步的鬆動舊有的黨國遺緒。
二、將情治系統過往涉及轉型正義的檔案解密常態化，並且引入更多民間專家在賦予保密責任和約束的前提下參與檔案解密的審查過程。
三、在新一代情治人員的養成、訓練上引進人權教育、轉型正義的相關思辨，讓新一代情治人員意識到機關內部文化跟黨國遺緒的問題，為未來情治系統的內部革新鋪路。
四、擴大台灣民間對情報事務知識的討論和認知，打破情治系統舊有勢力對於情報事務的壟斷。對於未來深化情報界轉型正義和後續的情報事務改革打好基礎。
除此之外，筆者還要再提出一個建議，那就是鼓勵包括轉型正義研究者在內的民間人士和退休、現職資深和新進情報人員在不涉及機敏問題的情況下進行對話，就轉型正義等議題做坦率的意見交流，讓不同世代的現職、退休情報人員和轉型正義研究者在內的民間人士兩個社群之間了解彼此的歧見，進而探索情報界和台灣社會消弭隔閡乃至於和解的可能性，讓情報界得以重新建立社會大眾對情報界的信任和敬意。
結語
在今日深陷政治兩極化的輿論和政治環境的台灣社會，再加上主政者缺乏強烈的政治意志，情報界在轉型正義上的牴觸、反彈和台灣社會對於情報界的質疑、批判的僵局恐怕仍然會持續下去，但是吾人仍然必須思考如何打破這個僵局，才能讓情報界不再深陷過去的陰影，真正轉變為台灣民主的守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