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與臺灣民主國有關的詩人，一般大概會想到寫下「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丘逢甲。事實上，還有一個比較不為人知的人物，那就是臺南的許南英。
許南英生於1855年（清咸豐五年），他的家族在臺南是具有相當資產的仕紳，得以讓他循科舉士大夫的道路求取功名。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許南英考中會試，取得大清帝國的任官資格。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聘入臺灣通志總局，參與協修《臺灣通志》。死後，他的詩詞被編輯出版，書名《窺園留草》（「窺園」是他父親留給他的庭園宅第，位於臺南延平郡王祠附近，今不存）。
以同時代的詩人而言，他或許不及王國維那樣的頂尖作者，但還是有些值得一看的作品，比如以下這首哀悼明鄭臺灣覆滅的七言律詩：
傷心澎海豎降旗，誓死齊聽絕命詞。
赤祚遺藩終草莽，朱家無地葬胭脂。
天亡經塽留孤島，人似英皇泣九疑。
淒絕萬千新故鬼，月殘聽唱九池詩。
（〈五妃墓〉，《窺園留草》頁13）
另外，從他的詩句中也可以看到臺灣當時的社會背景，比如「旌旗簇擁天妃過，茶果香花夾道迎」應該是描述臺南天后宮媽祖出巡、「一棒鑼聲初入耳，有人奮勇上孤棚」當指中元搶孤（〈臺灣竹枝詞〉，《窺園留草》頁10）。當然，也有一些看不出背景為何的作品，像是「燈光射壁人留影，雨點敲窗鬼作聲」（《窺園留草》頁18），就不知道究竟是碰到什麼毛骨悚然撞鬼經驗？
倘若大清帝國在臺灣的統治持續下去，許南英應該可以過著府城清貴的生活，在他的「窺園」中讀書寫詩、終其一生。不過，1895年清廷割臺，臺灣輿論大譁，「臺民何辜，致遭歧視」，遂以「臺灣民主國」的名義宣布獨立，組織民兵準備抵抗前來接收的日軍，由原臺灣巡撫唐景崧出任大總統。作為臺南仕紳的許南英，也擔任了民主國的籌防局統領，協助守衛臺南。
然而，正如同我們所知，唐景崧總統在日軍抵達臺北前就棄職潛逃，大總統職務轉由劉永福在臺南繼任。6月17日，日本政府在臺北舉行始政式，宣告日治時期開始。隨後，日軍南進，逐步消滅民主國在中南部的抵抗。8月28日，日軍在彰化八卦山戰役獲勝；10月9日，攻嘉義。10月11日，掌握制海權的日軍另遣部隊從屏東枋寮進行兩棲登陸作戰，東港、鳳山迅速淪陷，南北夾攻，臺南已陷合圍。
至此，其勢已無可為，總統劉永福逃回清國。被留下的臺南仕紳推舉英國牧師巴克禮(Thomas Barclay)出城向日軍投降，臺灣民主國滅亡。依照許南英之子許地山的說法，因為劉永福離開時帶走了軍餉，所以身為籌防局統領的許南英，只好以私財支付遣散費給部隊，給這些奮戰到最後一刻的士兵一個交代（好長官，亦可想見其財力非凡），然後再從安平港搭船離開，以躲避日軍的追捕（〈窺園先生詩傳〉，《窺園留草》頁237-238）。從此，許南英成為臺灣民主國的流亡者。
這起事件，給許南英留下了永難忘懷的精神烙印。他流亡海外的下半生，有許多詩作都是在哀悼臺灣民主國的覆亡，並訴說對唐景崧、劉永福棄職潛逃的憤恨，在此無法一一列舉，只節錄他在民主國滅亡週年所作的以下詩句：
血枯魂化傷春鳥，繭破絲纏未死蠶。
今日飄零遊絕國，海天東望哭臺南。
（〈丙申九月初三日有感〉，《窺園留草》頁37-38）
然而，平心而論，唐景崧、劉永福或有可責，但把這筆帳完全算在他們頭上也不公平。他們都是清國在臺灣的派駐官員，並不是本地人，無須期待他們對臺灣會有深厚的鄉土情感。何況，早在日軍進城之前，擁有「清流雅望」的清國高官張之洞，就拍發電報授意唐景崧：
「若至糜爛過甚時，可將總統印付與劉淵庭（劉永福字淵庭）；公在臺南設法內渡，聽劉與土民為之。」（《張文襄公選集》，頁218）
換言之，唐景崧逃走這件事，不只是他一個人的決定，背後可說是大清帝國的意思；至少，也是基於帝國高官授意。至於劉永福不是朝廷嫡系出身，而是被清廷收編的地方武裝勢力。對於朝廷而言，劉永福本來就是一個可割可棄的棋子。像許南英這樣的地方仕紳，更不待言。
張之洞的話說得很明白：「即使（劉永福）終歸身殉，總可殺倭賊數千；斷不能令倭賊唾手而得全臺」（《張文襄公選集》，頁220-221）。等到臺灣民主國滅亡在即，張之洞甚至對劉永福的求援電報作出這樣的答覆，充分體現出清流政客的厚黑功力：
「守臺之舉，出自閣下義勇；鄙人並未置詞…至協濟餉械，疊奉諭旨嚴禁，萬不敢違。」（《張文襄公選集》，頁228）
持平而言，劉永福在這種彈盡援絕的情況下堅守數月，已經很不容易，臺灣人是真的沒有理由再對他多加責難。至於許地山說他捲款潛逃，應是得自父親轉述，事實全貌未盡可知，只能算是一種說法。或許，劉永福也有他自己的故事版本，亦未可知。
清國這種態度當然非常可議。就法律上來說，你要嘛不簽約，但簽了就要遵守，不能當成是沒有現實意義的歷史文件。《馬關條約》既然規定清國要將臺灣交割給日本，清國就有義務辦理交割，不該違約阻撓交割的有序進行（至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正當與否則是另一回事）。
就道義上來說，國家即使迫於局勢割讓領土，無法再履行對當地人的保護義務，至少也應該把對當地人的傷害降到最低，不該在交割期挑動當地人與新政府發生衝突，否則無異於是要人民在不被本國正規軍保護的情況下，消耗敵軍的炮火，比單純的割讓領土更惡劣得多。
這不代表我否定臺灣民主國的抗日運動。當地人民在被本國捨棄之後，是要服從新統治者，抑或宣布獨立自行建國？都是在脫離了原本的社會契約之後的事，純屬當地人民的自由，無可非議。然而，本國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在放棄人民之餘，再驅使這些被放棄的可憐人作砲灰，遑論這還是在和約簽訂之後，不能以「戰時進行人民戰爭」作理由？
對此，簽訂《馬關條約》的李鴻章就頗不以為然，直接表示：「吾非忍棄臺議，（簽）約時日（本）言必發大隊攻奪，請早讓以保民命。」（《李文忠公選集》，頁760）。相較於張之洞，李鴻章此語毋寧才是相對正派的態度。至少，他還沒打算在締約割讓之後，再設一個局去榨取臺灣人最後的利用價值。但很諷刺的，有關1895年割臺的過程，「賊臣」李鴻章所受到的責難，卻遠比「清流」張之洞多得多。
總之，被放棄的臺灣民主國滅亡了，許南英也離開了家鄉，踏上流亡的漫漫長路。他在汕頭、暹羅、新加坡之間流轉。過了兩年，可能是迫於經濟壓力（〈窺園先生詩傳〉，《窺園留草》頁239），又回到清國作官，在福建、廣東的幾個地方當過知縣。畢竟他是科舉士大夫，有任官資格。
就此而言，他的流亡生涯不算太慘淡，至少在物質方面如此。而且，在戰事結束後，日本人似乎沒有太為難他，他仍然有數次回臺掃墓、省親、訪友的記錄，並沒有被阻止入境。但在精神上，他始終沒有走出1895年的傷痛，清國滅亡更增加了他物換星移的感慨。1916年（民國五年），他回臺南掃墓，寫下了這一闕「如夢令」：
已矣舊邦社屋，不死猶存面目。
蒙恥作遺民，有淚何從慟哭。
從俗！從俗！以是頭顱濯濯。
（《窺園留草》頁212）
不過，雖然他因為抗日而踏上流亡生涯，但他個人對日本人似乎沒有明顯的厭惡。他的詩集中，有不少與日本人的酬答之作，可見他與日本人的往來並不在少，再次顯示政治上的敵友與針對個人的好惡不見得有必然關聯。1909年（清宣統元年），他甚至還在詩中形容當時的臺灣：「日出煙銷氣象新，自南至北淨無塵」（〈臺感〉，《窺園留草》頁83），顯然對於日本在臺灣的治理成果頗有肯定。
但「肯定治理成果」是一回事，「要不要被治理」則是另一回事。他在這首詩接著表示：「他生或者來觀化，不願今生作殖民」。這個意思很清楚：我承認你的治理有可取之處，但我今生就是不願作你的臣民，若欲臣服，請俟來世。
不論是否認同許南英的選擇，都必須承認，他的態度有其真誠磊落之處。直到最後，他都沒有返鄉定居，成為終身的流亡者。1917年，他客死於荷屬東印度（今印尼）蘇門答臘的棉蘭市，據說死因是「因啖水果過多，得痢疾」（〈窺園先生詩傳〉，《窺園留草》頁246）。
如果他沒有流亡海外，他的後代大概會過著臺南世家望族的富貴生活，環境可能會跟辛永清筆下的安閑園十分相似，但隨著他的流亡，他的直系後代從此也就脫離臺灣。附帶一提，他的兒子許地山，後來擔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1938年，陳寅恪夫妻在戰亂中流亡香港，帶著三個女兒無處居住，再加上陳妻唐簣患病，處境極為困頓，幸賴許地山伸手支援，始得渡過難關（《也同歡樂也同愁》，頁138以下）。1941年，許地山猝死，陳寅恪寫了下述輓聯哀悼這位亡友：
人事極煩勞，高齋延客，蕭寺屬文，心力暗殫渾未覺；
亂離相倚托，嬌女寄撫，病妻求藥，年時回憶倍傷神。
（《詩集》，頁184）
陳寅恪的妻子唐簣，就是唐景崧的孫女。也就是說，雖然許南英對臺灣民主國的這位大總統有很深的不滿，但他的兒子卻在另一個時代的香港，援助了唐景崧的後人。說起來，人與人之間的緣分，真的非常奇妙。
參考資料：
許南英，《窺園留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張之洞，《張文襄公選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李鴻章，《李文忠公選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著，《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簣》，北京三聯2010
陳寅恪，《詩集》，北京三聯2015
本文轉載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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