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義
今年是世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五十五周年暨四人幫覆滅四十五周年。海內外的歷史學家按例要對這一場迫害兩憶人、致死兩千萬人的人間浩劫作一番回顧與研究。於是中共中宣部出面，下達紅頭文件，指示大陸有關學術、傳媒、出版、宣傳機構「可以研究文革」，但必須嚴守「控制、審查、降溫、限量」這八字方針，「絕不可讓境外敵對勢力掌控文革研究的話語權」。
上述紅頭文件的主旨是希望人們忽視、淡忘那一段血淋淋的痛史，以便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讓后世子孫不再了解那個十年荒誕、血腥歷史的真相。
這使人想起良心作家劉賓雁在他辭世前不久沉痛地留下的一段名言：「世界上很少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統治者把一部歷史變為謎語，來訓練子民們的智力。在中國近几十年歷史中，也很難找到一個時期，統治者如此成功地把許多史實隱瞞起來或肆意顛倒，使國人久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
這位流亡美國的中國著名作家還指出：「這五十多年來歷史的唯一尚可稱道之處，便是中國人作為人的覺悟。他們不再是那么愚昧無知、那么輕易上當受騙了。然而中共當權者如今正在以加倍的努力來阻止人民在政治上的覺醒，其鬼蜮伎倆之一便是讓人們遺忘歷史。」前述中宣部紅頭文件就是在這樣的思路下出台的：
一百多名功高蓋世的文臣武將被打入牛棚
文革究竟是怎樣爆發的？那些位高權重、養尊處优的中共當權派是怎樣在一夜間淪為階下囚的？五十五年來一直是歷史學家心頭的重量級謎團。北京《中華兒女》雜誌社派駐香港的「中華文化出版社」二○○三年七月出版的百萬言巨著《文革祕檔》披露了神祕的謎底，在其第二輯第612-613頁刊載了如下祕聞：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北京發生一起署名為「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的傳單案，江青、陳伯達等利用這一事件制造了「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
傳單案于十一月二十日在天津破獲，作案者是天津市一個煤球廠的工人。他將自己書寫、刻印的八十餘份傳單投入北京市外交部街一帶的郵筒。但陳伯達、謝富治等卻認為此事必有後台。
一九六八年四月廿八日和八月十九日，陳伯達、謝富治接見趙登程(原空軍某軍副軍長。時任公安部領導小組和核心小組成員，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三辦公室副主任)等時，陳伯達說「破案」是起點，不是終點，老板在後台，後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幹不出來，不是僅僅一個人搞的，可能有一個組織。
八月廿四日，趙登程制定了一個《對反革命「非常委員會」專案在京的作戰方案》。他們對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周慈敖刑訊逼供，迫使周慈敖胡謅出朱德等數十位中央和地方領導人的名字，并按照審訊人員的意圖，說了一個「中國(馬列)共產黨」的組織名稱。辦案人員如獲至寶，立即上報。林彪、江青一夥說這個黨「里通外國」，「要搞政變」，並編造朱德是「偽黨中央書記」，陳毅是「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是「當總理的角色」，「常委」有：陳毅、李富春、徐向前、葉劍英、賀龍、廖承志、楊成武等九人﹔「委員」有王震、蕭華等十六人。一九六七年六月曾祕密召幵代表大會等等。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前所長、趙紫陽的智囊嚴家祺教授與其夫人高皋合著的《中國文革十年史》中也有相似的記敘。此書披露﹔散發傳單的是一個十五人的組織﹔「常委會」的成員增加到余立金、伍修權、王炳南等數十人﹔案情包括一份由朱德、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聯名簽署的給蔣總統的電報，希望他們的老長官蔣公配合「制止危險局勢的發展」。
聰明伶俐如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之流，未必愚蠢到真正怀疑朱德陳毅李富春等中共領導人「要搞政變」，但由于他們揣摸到暴君毛澤東亟欲排斥高層異己的陰暗心理，便逢君之惡、故意以一份跡近荒唐的民間傳單為「證據」，而將一百多名功高蓋世的文臣武將打入牛棚。他們之中大多數人在經歷批鬥、酷刑後獲釋，但賀龍、彭德怀、陳毅等元帥被迫害致死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該案牽涉到基層幹部所造成的枉死，就不計其數了。
那份催命符式的「傳單」究竟是怎樣炮制出來的？時隔近卅九年，2006年三月十五日筆者終于在台北大安區复興南路一座不起眼的中古樓宇里找到了傳單的始作俑者、已故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局長葉翔之麾下杰出的心理戰專家唐柱國先生。他說原設計定名為「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接著眉飛色舞地回顧了那戰績輝煌的一幕：
我們設計的「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案，更直接加劇了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
那時毛澤東正多疑到了病態的程度，眼中的老共幹個個都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全是睡在他身旁的定時炸彈。他所信任的一批十足的小人如江青、康生、陳伯達等，揣摩著毛的意思，派人到處「內查外調」，要找「證據」證明那些「老家夥」都不是東西，無論過去、現在都在密謀倒毛。
我們為「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編制的「綱領」，細緻、成熟到足令中共信以為真的程度，但「人事安排」名單卻有明顯的破綻。這個案子如果發生在台灣，隨便哪一位檢察官都能判定真偽，但是當時大陸的政治環境特殊，康生他們每得到一件這類東西，便如獲至寶，拿來做整老共幹的利器。
這個案子由國民黨的天津地下組織設法「放」出，竟然造成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成「專案組」，去逼問「涉案」的朱德、陳毅、李富春等大員。文革之后，中共出版的有關書籍，還把這列為要案。其實這個「案」從構思到成形，只花了本人一個晚上的時間。
於是，朱德李富春陳毅等百多名中共高干中招被囚。直至中共九大以后，朱德等領導人分別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迫于形勢，公安部衹得將這一假案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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