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狐
記得李勇先生在星島發表過一篇文章,說如今海外報刊抨擊文革火力十足,那是因為文革受害者多數是知識份子,他們都有海外關係,四人幫倒臺後紛紛利用關係移居歐美港澳,於是聲罪致討,口誅筆伐,贏得全球同情;然而鎮反運動發生在中共建政初期的一九五一年,那時西方國家記者已被驅逐殆淨,受害者多係國民黨潛伏人員以及中下級黨政軍特人員,他們多數沒有海外關係,所以外界鮮少知聞,然而鎮反運動無論在死難人數與殘忍程度上都遠遠超過文革十年。
俞濟時只顧逃命置萬千潛伏人員的安危於不顧
鎮反運動究竟殺了多少人,這恐怕是永遠的秘密了。這場慘絕人寰殺人潮的推手毛澤東在五十年代中期坦承,殺了七十萬,關了一百廿萬,管制了一百廿萬。老毛此言是依據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一九五四年一月的一份報告,稱鎮反運動全國共捕262萬餘人,其中「共殺反革命份子71.2萬餘名,關了129萬餘名,先後管制了120萬名,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萬餘人」。以槍決71.2萬人這一數字來計算,它已達到當時全國五億人口的千份之一點二四的水平了。這個數字已超逾毛澤東下達的千份之一指標。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老毛致電中共上海市委說:「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翌日電告華南分局:「你們已殺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於是,四月廿七日上海市公安局實施大逮捕,一晚上就捕了8359人,僅四月三十日一天就未經公開審訊槍斃了284人,以後即每隔數日槍斃一批,少則二、三十名,多則一百四、五十名,到十一月初,半年時間已處決二千人;廣東省四月份即處決一萬零四百八十八人,華東區殺十萬零八千四百餘人,中南地區殺人近二十萬。當今大陸歷史學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楊奎松教授指出:幾乎所有地區槍決人數都大大超過了當地人口數千份之三的比例。
據一九九九年九月,共軍總政治部直屬的解放軍出版社推出的《新中國剿匪紀實叢書》透露,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在華東、中南、西南、華北、東北、西北地區分別殲「匪」(按:中共席捲大陸後,仗著成王敗寇的定律,把國軍留在大陸的殘部、保安部隊以及敵後遊擊隊統統視為土匪,而以大部隊圍殲之)41.6萬、115萬、85萬、2.9萬、7.9萬、6萬人,合計258.4萬人。這個數字,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薄一波在鎮反報告中提及「清算了二百多萬土匪」是吻合的。
據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電台廣播,1949年至1952年有280萬人被毛澤東處死,1953至1957年有350萬人被殺。在一個月內處死的最高數字則是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透露的:皖浙蘇魯四省一個月之內死了117.6萬人;在華中和華南,一個月內則死了150萬人。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從1951年2月至1952年5月間,至少有三百萬人被中共殺害。
綜合以上資料,在鎮反運動中被槍決的國府潛伏人員、原黨政軍特中下級幹部以及被俘反共遊擊隊在押官兵不少於六百萬人。
鎮反運動是怎麼搞起來的?究竟中央憑什麼證據「按圖索驥」封艇拉人呢?
曾任上海市政協秘書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的九旬老人范征夫最近發表了一篇有關鎮反的回憶錄,他說:
1951年4月27日,市委決定,全市統一運動,逮捕拒不登記交代的漢奸、特務、反革命份子。我作為副區長也參加了行動。那時上海一個區有一個警備團,區公安局和警備團全出動了,還有工人、學生中的骨幹份子參加。一個區為一個單位,按圖索驥,部署抓人。我拿到市裏下發的常熟區應捕人員的名單一看,咦,裡頭不少人不就在兩年前我交上去的名單裡嗎?
兩年前我進入剛剛解放的大上海,參與對常熟區的接管,當時我住的地方,靖江路(現為桃江路)39號,是國民黨總統府軍務局局長俞濟時的上海寓所。俞濟時是蔣介石的外甥,當過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中將軍長,據說在山東孟良崮被我們殲滅的國民黨王牌整編第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還曾是他的部下。
1949年初蔣介石宣佈辭去總統職務,第三次下野,1949年4月26日俞隨同蔣介石來上海暫住,將一批機要密件放在俞家。不料解放軍很快就發起強大的渡江戰役和解放上海戰役,蔣介石一行驚魂未定,於5月7日匆匆從上海乘兵艦出走,倉皇中丟下了放在俞家的這批密件。我們住進去時,頭兩天也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人和東西。直至第三天,俞家看管房子的人不告而別,這才引起了我們注意。我叫來兩名警衛員,一起仔細搜查,先在陰溝洞裡掏出了一把左輪手槍和數十發子彈,後來又在汽車間一批舊傢俱中發現了六隻小型公文箱。打開一看,是1948年到1949年1月間國民黨總統府的一部份機要密件,內容極其機密、極為重要。內中包括國民黨各特務系統報給蔣介石的上海失守後在上海各區及安徽蕪湖、江蘇徐州等地的潛伏人員名單,配備了多少電臺、武器,負責人是什麼人什麼身份,寫得清清楚楚。
我立即向區接管專員張文通彙報,張要我親自整理,開列文件目錄清單,不要讓其他同志接觸。我整理好後即向市軍管會、主管副市長潘漢年同志電話彙報。潘漢年同志在通話時指示:這批資料非常重要,你立即送華東公安部梁國斌副部長親收。
當天下午,華東公安部即派來一部車,將這六箱東西裝上,張文通和我兩個人隨車,到了華東公安部。梁國斌副部長核驗後出具收據,按清單點收交接完畢,我們才算鬆了一口氣。梁國斌同志當時就說:「這批材料對我方對敵鬥爭非常有用。」現在一看名單,果不其然!意識到當年上交的檔案起了作用,自然很是高興。
那次統一抓捕,因為保密工作做得好,部署周密,行動堅決果斷,該捕的人員基本全捕獲,非常成功。當時抓捕的除了上述的漢奸、特務、反革命份子外,還抓了一批地方惡霸,什麼「南霸天」、「北霸天」之類。
俞濟時貪贓賣官致使江陰要塞不戰而降
俞濟時是陸軍上將俞飛鵬的姪兒、行政院院長俞國華(1984-1989)的堂兄,黃埔一期畢業,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團中校營長、上校團長、中央憲兵司令、國民政府警衛旅旅長、警衛軍師長,軍委會委員長侍衛長、國民政府參軍處軍務局局長、總統府第二局局長等,負責機要工作廿六年,屢膺重寄,卻在緊要關頭只顧自己逃命而置萬千潛伏人員的安危於不顧。
蔣介石至死也不知道華東地區潛伏人員因俞濟時顢頇無能、失職僨事而全軍覆沒,到了臺灣猶重用他出任總統府第二局局長、國策顧問,還頒給中華民國最高勳章——一等雲麾勳章與忠勤勳章,受其牽累枉死的十多萬潛伏人員在九泉之下一定都不會瞑目 。
共軍渡江前打入國軍江陰要塞擔任工兵營營長的唐秉煜在二十多年後曾發表〈江陰要塞起義始末〉一文說:
江陰要塞司令孔慶桂,乘擴建、修復要塞炮臺工程之際,油水撈足,為恐別人暗中告發,便主動辭去要塞司令職務。其實蔣介石也正打算在江陰要塞換一個黃埔系少壯派的司令,接替年邁體弱的孔慶桂(按:辭職也難逃天羅地網,南京失守後孔慶桂被捕,在「戰犯管理所」關押十七年,一九六六年才被「特赦釋放」),這樣孔的辭職正合蔣的心願。但這個位子由誰來出任呢?於是展開了一場明爭暗鬥的角逐,戴戎光就是其中之一。
要塞地下黨研究認為:國民黨軍隊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換一個陌生的要塞司令,非但我們的策反陣地不能鞏固,反有失去的危險,這是一場爭奪與反爭奪的鬥爭,如能按我們的意願選擇司令,對於我們控制要塞、進行策反活動是極有利的。因此,我們決定積極幫助戴戎光爭奪要塞司令的活動。
戴戎光是蘇北阜寧人,是黃埔第六期炮科畢業生,曾留學日本,是參謀總長顧祝同培植的親信,決定由他保薦戴擔任要塞司令。戴不但和我們是同鄉,且有世交關係,其本人與我二哥君照是中學同學,其弟戴曙光是共產黨員,與唐秉琳也是同學。
按照任用慣例,國民黨的師長以上高級將領都是由蔣介石在保薦名單上的第一名圈定,並經過蔣介石的「面審」才能決定任命現否。因此,能否在保薦單上名列第一是被獲准的關鍵,而戴戎光雖經顧祝同保薦,名字卻排在後面的第五名,是絕無可能被蔣介石圈選的,但這份保薦單只有通過軍務局長俞濟時的簽呈才能呈交蔣介石。
我們知道戴戎光競爭司令需要錢,故在江陰「農民銀行」領了一筆守備總隊的經費,約有三十兩黃金,由唐秉琳到南京親自送給戴戎光,表示「要塞的官兵都歡迎你去當司令,要用錢,我們提供。」戴戎光甚為感激。他的大老婆連說:「真是及時雨啊!司令正在活動哩!」隨即又通過吳廣文和梅含章的關係去活動保薦名單的問題。那時梅含章任陸軍總部兵工廠的三科科長,吳廣文也是該處科長,他們和當時任兵工處副處長的王德容同是黃埔八期的同學。梅含章在一九四三年曾參加「中國青年將校團」秘密組織,擁蔣反何(應欽)準備搞「清君側」,被人誣指密告為「謀殺領袖,顛覆政府」,遭蔣介石逮捕關押。
在梅的整個被押期間,吳廣文一直照管其家屬生活,直到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查明「將校團」係「忠蔣反何」的組織,方予「無罪釋放,另行安排」。梅因此對吳廣文是感激不忘的。當時,保薦名單即將上送蔣介石,吳廣文請梅含章通過他的學生即在軍務局任上校參謀的朱永堃重新造名冊,把戴戎光的名字列在第一名,考語也寫得最好;戴又用重金厚禮取得俞濟時的默契認可,第二天由俞簽呈報送蔣介石。果不出所料,蔣介石照例在首名上畫了個圈,戴戎光便圈成了司令。
戴戎光被圈選之後,極為高興。按慣例,蔣介石要召見「面審」,看一看戴戎光是何許人也。戴戎光找來諳熟接見儀式的行家摸清蔣介石的癖好喜惡,把原來油亮的分頭剃成光光的和尚頭,以示「武將風度」;他瞭解蔣介石不喜歡軍人鑲金牙戴金戎指,戴戎光就把上門牙的一顆鑲金牙去掉,以示「清廉樸素」。
戴的這一套果然深受蔣介石的喜歡。召見時,蔣介石詢問戴戎光對江防守備的「腹案」如何,戴將早已準備好的「腹案」滔滔說了一通。蔣介石鼓勵他固守江防,戴表示「不負校長重任」。就此一見,也就更加效忠蔣介石。
戴戎光走馬上任,對我們當然很感激,也很信任。
他一到要塞,就要把陸軍總部兵工處的班底拉到要塞。他請吳廣文當要塞參謀主任,王德容當要塞參謀長,梅含章接任唐秉琳的守備總隊長,唐秉琳調任炮臺總台長,調我擔任工兵營營長,這樣既拉了班底,又藉以銘謝。但對於吳廣文、王德容來說實際是有職無權。為此,唐秉琳特地向吳廣文傳達了上級黨組織的指示,乘要塞擴編可以抓住實力,又與吳廣文逐步策動王德容轉向革命中來。
吳、王欣然來到了要塞,我們的革命活動力量頓時加強,使策反工作更可加速順利進行。一九四八年底,吳廣文接任梅含章的守備總隊長的職務,積極在守備總隊進行了策反,控制了守備總隊。王德容原是陸軍總部兵工廠副處長,照他黃埔八期和陸大十五期的資歷,早可以擔任更高的職務,但他為人正直,有點清高,不願拍馬逢迎,在軍隊裡很不得志,一直擔任副職,對國民黨漸由失望發展到強烈不滿。有一次,我、吳廣文、唐秉琳在一起,有意問王,「如果共產黨打過來怎麼辦?」
王把作戰地圖的垂簾一拉說:「那就歡迎他們過來!」並表示支持和參加地下黨組織的策反活動,根據他本人的表現和要求,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去蘇北向華中工委彙報工作時,提出了王德容入黨的請求,當即得到了組織上的批准。一九四六年初,游動炮兵團剛剛建立,並從臺灣調來一個營的部隊和裝備,要塞地下黨研究議定,一定要把這支隊伍抓到手,於是積極活動讓王德容去掌握這支力量,在取得戴戎光的首肯後,王德容擔任了游動炮兵團團長。從此,江陰要塞的主要——炮兵總台、守備總隊、游動炮兵團和工兵營都在地下黨的直接控制之下,落實了華中工委要我們「掌握實力,架空要塞司令」和「抓上層」的這一指示。
結果,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共軍渡江時,國軍江陰要塞未發一槍一炮未損共軍一船一木,非但為共軍順利渡江護存了大量渡江交通工具,而且調轉炮口摧毀了駐守江北八圩港橋頭堡的國軍第廿一軍(王克俊)第一四五師的陣地;戴戎光本人被活捉時,發現身邊的高級軍官全係中共地下黨員,立即癱倒在床上。這是俞濟時貪財僨事的又一例。
軍統上校關夢齡賣身投共戕害同志
國民黨在東北的潛伏組織又是怎麼被一網打盡的呢?
從一名軍統上校的筆記可知,並非中共公安機關神通廣大、手眼通天而是被捕軍統人員怕死乞活,賣身投靠,導致萬千顆人頭落地。
《一個軍統上校的自述》,是前國民政府國防部保密局長春督察處處長關夢齡的遺稿,由一九四八年長春被圍寫到一九六一年底,全部七百頁手稿,都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撰寫的。這部手稿不是奉命之作,所以記下了四五十年代不少史料以及當事人的心理活動。
關夢齡死後,手稿流入民間輾轉傳閱,一九八○年落在部隊作家李占恒手裡。李氏六十年代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做過獄卒。出於獵奇心理,他翻查了長春公安局的敵特檔案,走訪了關夢齡親屬與生前友好,在保持原作內容的原則下,作了些核對及文字整理工作,一九八五年籌備付印。
由於政治原因,這部書稿到處碰壁不能出版。直至臺灣記者邁進人民大會堂、數十萬臺胞湧入大陸,這部書稿才得以問世。
李占恒在後記中以懺悔的心情提及共幹在戰犯管理所中「體罰、侮辱戰犯、貪佔戰犯財物以及比戰犯回憶文章更多更具體更嚴重的錯誤」。為了彌補那不光彩的行逕,為了求「心靈上的一點點安慰」,他決意將關氏遺稿整理出版。
關夢齡是滿族人,祖籍遼寧新賓——努爾哈赤的發祥地。父親是東北軍空軍司令部的軍械主任。九一八事變後,隨父遷居北平。一九三四年他十九歲,在北平電話局當出納員。
兩年後,同鄉馬博權逃出日寇虎口,說他哥哥在遼南當義勇軍團長不幸被日寇俘虜,用開水活活澆死。關夢齡為報殺兄仇恨,毅然離開北平,跟隨馬博權奔赴察北,加入漢奸王英為日寇組建的隊伍,一步一步從二等兵熬起,俟羽翼豐滿,反正投向重慶方面。
一九四二年,關夢齡畢業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局)主辦的「西安查緝幹部訓練班」,受委為軍統局陝西安康查緝所所長,綜管十一個縣的走私漏稅工作。
抗戰勝利後,關夢齡以接收人員身份回到北平。一九四六年在「北平肅奸委員會」總務科科長任上,因貪污案被上司戴笠關押。一九四七年二月獲釋後,發往軍前效力,歷任第七兵團諜報組組長、長春警備司令部督察處督察長、國防部保密局長春站軍事聯絡組組長等職。
一九四八年十月,共軍包圍長春,圍城司令員蕭勁光與國府的新七軍副軍長史說達成協議,新七軍放下武器,中共則允許新七軍尉官往遼南開墾,不願參加者聽從自便。關夢齡便化裝成尉官,混入尉官隊,企圖乘隙潛回北平向保密局北平站報到。
十月廿一日,尉官隊被共軍押往吉林市北大營。當時看守不嚴,被俘軍官都可自由上街,找路條上火車都不成問題。但關氏心理崩潰,十月廿六年自動去省公安處自首。後監禁於公安處招待所、長春市公安局看守所、長春市監獄、遼寧省公安廳看守所、瀋陽軍區撫順戰犯管理所等地。
一九六三年,關夢齡服滿十五年徒刑,被安置在撫順園林處當工人。一九六九年,撫順市清理階級隊伍,挖出一個「聚眾收聽黃色歌曲竄改革命樣板戲」的地下俱樂部,首犯是園林處一個年輕工人,他舅父是關夢齡舊友,曾在家設宴與關敘舊。就這樣,關被指為地下俱樂部的黑後台。五月廿七日,市體育館召開批鬥大會,關被押去陪綁。他不堪淩辱,終於投湖自殺。人們在公園湖裡撈到他的屍體;腳捆著石頭,手抓著爛泥。
關夢齡任國民政府長春警備司令部督察長時,曾私包庇共諜。有人向他密告,說王恒烈與其表兄高心魯利用長春東興糧棧作掩護,進行地下活動。雖然證據確鑿,關夢齡卻因高心魯是他盟兄弟,私交甚好,把密告信與證據付之一炬,佯裝不知。造物弄人,關夢齡淪為階下囚後,高、王二人恰是長春公安局的審訊人員,上下易位,但高、王並無報恩的表現。
保密局潛伏東北幹員被關夢齡出賣捕殺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瀋陽易手時,關夢齡在筆記中寫道:「蔣家天下去了一半,再從共產黨手裡拿回來就不容易了。在目前情況下,爭取活命是我最大的幸運,蔣介石是指望不上了。」所以,他的同袍如項廼光、于浩等化裝逃出長春,他卻去省公安處自首。他的想法是:
(一)「要做件非常的事。軍統特務像我這樣的職務,絕不會有自首的,我開個例叫共產黨看看,真的把我這個先例殺了,今後誰還敢自首呢?」
(二)「到瀋陽,到北平都被捕的可能,如果將來被共產黨抓到用小繩綁上,那就不夠面子了。自己送上門去,該死該活來個痛快。」
(三)「如果寬大政策欺騙了我,共產黨就不會成功。」
(四)「我到共產黨那方面去,依我的特務工作能力再來對付國民黨——軍統中統我都有辦法。給共產黨做工作可以得到意外的職位。」
關夢齡憑什麼「給共產黨做」呢?
他當年從一名二等兵熬到軍統上校,任長春警備司令部督察長時,一道命令可以把這座五十萬人的中型城市的交通封鎖,並督導軍警憲特人員大搜查大圍捕,自然有其超越常人的本領。他在獄中,光憑獄卒的交談,就能把長春市公安局科長、股長、看守長、獄卒們的籍貫、年齡、住址、家庭狀況說得一清二楚;他在獄中能一字不差地背誦毛澤東為中共建黨廿八周年所著的八千字長文《論人民民主專政》。他出獄後,在園林處勞動,不戴手錶,隨時能報出鐘點;到職沒幾天,對全處二百員工的姓名、家庭情況就了若指掌,連臨時工也不例外。
關夢齡渾身是眼睛,渾身是耳朵,待人熱情,跟誰都合得來,難怪國府大員戴笠看中他的才華,讓他不到三十歲就晉升上校。關夢齡身在國民黨機要部門,把大批絕密人事資料儲入腦子中,最後便以此向中共邀功,使國民政府國防部保密局在東北地區潛伏的人員,被中共一網打盡,以後再也不能恢復元氣。這是國府任人重才不重德的結果。
與關夢齡同時被捕的長春警備司令部少將參謀長安震東、督察處上校偵審主任陳牧、中校督察主任陳壽嵐、上校秘書主任印匡時、少校督察員郭子襄、中校偵審主任翟丕翕、中校情報科長楊紹林,乃至警備司令部參二科的小特務李中侯,都迅速被處決,可是參與殺害中共地工人員四十多名、收集共軍第六縱隊機要文件三百頁、另有間接血債一百多條的軍統骨幹份子關夢齡,卻只判了有期徒刑十五年。判決書說關「血債纍纍,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但念其「能檢舉別人,並協助人民政府捕獲反革命罪犯,有積極立功贖罪表現」,所以留下活命,坐牢十五年便釋放了。事實上,關夢齡對國民黨的傷害,遠甚於對中共的傷害,因他檢舉而被殺的軍統人員,十倍於長春易手前被督察處殺害的中共地下黨員。具體例子如下:
一百萬字檢舉書害死萬千潛伏特務
(一)他自首後第七天,就主動向吉林省公安廳舉報國防部保密局長春站哈爾濱潛伏組名單。這個組自一九四六年建立以來,一直沒有暴露,直至十月十九日長春易手時還在發報。關夢齡的叛變使哈市潛伏組組長蔡某在電報局立即被捕,設在道外破爛市的電臺以及窩主俱被搜獲。
(二)檢舉以七馬路北糧米加工廠作掩護的保密局長春站潛伏組組長吳殷強,以及居住在長江路的東北剿總第二處長春潛伏組組長徐克成。
(三)檢舉混在新七軍尉官解放團中遷徙到吉林的軍統骨幹安震東、張致溫、孫國、王士廷、李雄飛等人。
(四)帶領中共公安幹部到鬧市抓人,有些是套取住址交給公安局,晚上再去抓;有些則當場扭住逮捕。就這樣被捕的有國防部新聞局長春通訊處主任杜某、吉林省鐵路黨部主任秘書宋至誠、長春警察局保警大隊長柏經緯等。他還動員同獄的翟丕翕等也上街認人抓人。
(五)監禁十五年間,他寫了一百萬字的檢舉書,光是在戰犯管理所寫的軍統東北區資料,就有八百一十五頁。在看守所和監獄內,多次編寫中統、軍統內幕資料,分成沿革、人事、活動、組織和經費等章節。不但如此,關夢齡又向中共建議將印匡時、劉文白、李秉一、翟丕翕等前國府的大特務,集中在一間屋子提供資料,由他執筆整理,供鎮反、肅反運動之用。
(六)在天津易手前夕,檢舉軍統特務岳梓宇的兩處潛伏地點、軍統局在北平印製中共佔領區偽幣的金城印刷局,以及軍統天津潛伏組組長于書紳的住址。
(七)在獄中勸說哈爾濱市社會局局長劉榮第揭發舊日同志,勸說長春市立醫院醫生叢佩芝交出匿藏的手槍並檢舉父親。
(八)韓戰爆發後,長春進行防空演習,同獄的地主兒子楊森說:「美國飛機來了,好哇!快扔幾顆原子彈吧,謝天謝地!」關夢齡立即舉報,同獄七人遂遭槍斃。
(九)關夢齡寫了四本共三百頁特務技術教材,向年輕的中共公安幹部傳授情報、偵察、逮捕、審訊技術,還建議中共警惕由香港、北韓滲入的美蔣特務,防備天主教樞機(紅衣主教、南京總主教)于斌利用天主教神父、教徒謀反。此後,中共在大陸各省市雷厲風行整肅宗教界人士,監禁龔品梅主教,在聖母軍案中受株連入獄者數以萬計,與關夢齡未必完全無關。
(十)在未決犯中為中共做「獄偵」一九五○年臺灣派遣的特務梁金釗在長春被捕,關夢齡奉命戴鐐移監同室,騙取梁氏信任,從梁口中套出隱藏在山東原籍的手槍地點、另一潛伏人員的上海住址。關還在同獄的楊文昌和栗宗元之間挑起糾紛,使他們互相舉報,更多人因此入了閻王殿。
關夢齡還給長春電影製片廠出品的反特影片《無形的戰線》充當顧問,向該片編導伊明講授特務技術,潛伏站的組織、通訊、經費,特務的走路、穿衣、坐車習慣,以至戴笠的走路姿勢等,又把軍統特務的活動規律、術語寫成教材。一九五一年鎮反運動大張旗鼓展開時,此片的宣傳作用很大,因而受到中共公安部的嘉獎。
此外,關夢齡主動向中共表示,要以同袍之情給赴台的軍統要員項廼光、岳梓宇等寫信,用電波向對方勸降。
馬英九部屬比兩蔣時代更加腐敗昏憒
更值得留意的是:關夢齡居然想「到臺灣去做人民政府的地下工作,先到西昌再往雲南,轉道香港去臺灣,回軍統特務機關,無論如何要給人民做一些事。我可以說是迫於環境假自首,這樣可以說得過去」。他還寫了報告呈交公安局,只是一直沒有回音。
雖然關夢齡盡力表態,他在獄中也常受刑罰,無端罰站通宵、上鐐上銬,甚至大小便被迫撒在褲中。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死後,獄警命令犯人不准動,稍一動彈立刻就上腳鐐;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獄方下令人人交代罪行後,還吩咐「戰犯」人人寫一份請求處死的申請書。
為了爭取活命,關夢齡學會「在說話中歌功頌德,說共產黨好,比國民黨好得不可比擬,解放區人民豐衣足食、人民政府廉潔自持,八路軍紀律嚴明」。但暗地裡,他卻說:「沒有看出解放區特別優越的地方。共產黨說不打不罵,但戴手銬、吊起來,這是言行一致嗎?」
對於國民黨失敗的原因,他翻來覆去想不通:「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難道一無是處嗎?根本沒有做一點好事嗎?」他無可奈何地寫道:「現在共產黨勝利了,別的就不用多說了,做歷史的人會給勝利者找出來很多理由著書立說。」
關夢齡本有兩個老婆,被捕後,小老婆立即分道揚鑣了。結髮妻子守了四年,也改嫁他人。女兒關棣在外婆家長大,學京劇很有成就,曾轟動徐州市,報紙也刊登了她的照片。關刑滿後,請假回徐州看望女兒。劇團党支書要關棣跟父親「劃清界限」,因此她見了生父趕緊說:「我跟你斷絕關係。」關夢齡當著老丈人的面失聲痛哭。文革時,關隸被迫改從繼父的姓氏,但她同父親斷絕關係,也未能保往演員的職位,終於被調到工廠做最髒最累的翻砂工人,四人幫倒臺後,也沒機會重回京劇舞臺。
蔣介石在大陸兵敗東渡寶島後,曾經慨歎大批國軍高級將領陣前變節。偷生苟活,然而他至死也不知道,他倉惶辭廟時精心佈置的萬千潛伏特工都是死在自己人的矇混舞弊、玩忽職守之中。如今他的嫡系傳人馬英九仍然被手下蠅營狗苟的胥吏玩弄於股掌之上。
例如有個五十年代的情報員周國騤兩次奉派潛入大陸從事敵後工作,兩次都因情報局內奸出賣,剛登陸就束手就擒,在鐵窗中度過四十個春秋。如今八十八歲,年邁多病,乃依法向國防部後備司令部申請補發戰士授田證之補償金,詎料後備司令部的庸員謊稱周國騤被捕「查無記錄」,軍情局的小吏則吩咐周回大陸辦理「公證書」。臺灣與大陸正處於戰爭狀態,臺灣尚有數百名情報人員在大陸各省市監獄中服刑,焉有給敵人開具公證書協助他向敵國政府索償之理?馬英九每年清明節虛情假意到先總統 蔣公靈櫬前鞠躬,但他連 蔣公力行的「忠孝仁愛」之萬份之一都學不會。遙想五十八年前,蔣公毅然下令從韓國濟州島戰俘營接回一萬四千名共軍俘虜,把他們供養到老,至今仍有幾千人在臺灣安度晚年。然而馬英九卻縱容部下忽悠九死一生歸來的情報員,歷史將記下這筆賬!
在臺灣,近年連續破獲情報局、安全局乃至總統府的潛伏共諜案,可見今日的臺灣,比起兩蔣時代,更加腐敗昏憒。
像周國騤的老兵分田證,銀碼只是二十多萬台幣伸港幣五萬元而已,既然周氏擁有退伍證以及臺灣戶籍,當局實在沒有理由拒絕支付這筆養命錢。
年初有個國防部軍情局第三處(布建)副處長龐家均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情報劄記》,透露軍情局應付這批敵後歸來情報員的方針是「不要不發,能拖就拖」,原則是「能不發就不發」。
原本累積儲存的敵後情報員撫恤金47.7億元,都被前任軍情局長薛石民「上繳」給阿扁,由此換取了破格晉陞上將銜的後備司令,導致許多敵後歸來情報員領不到補發軍餉。倘若馬英九仍然縱容部屬枉法施政,明年大選時一定會有大量藍營選票流失,國民黨再次失去政權也在預料之中了。
註:此文於2011年寫,對現今台灣政權仍有正面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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