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都春秋

【局外人】韓國改革「國家情報院」給我國的啟示

韓國總統文在寅在日前訪問該國情報機構「國家情報院」,並且針對在去年12月《國家情報院法》重新修訂之後國家情報院的改組,對於國家情報院初步改革成果給予肯定。

 

國家情報院改革的背景

 

眾所周知,「國家情報院」是由朴正熙時期的「韓國中央情報部」,再被全斗煥政權改組為「安全企劃部」,到金大中上台時重新編組的「國家情報院」。在這數十年來經歷多次改組、名稱變遷的變動,但是其兼負國內反情報、政治偵防跟對外情報活動的任務一直未被重新調整,以台灣的情報機關比擬,就是國安局加上調查局的組合,雖然讓國家情報院有莫大的資源跟條件從事國內反情報跟對外情報活動。但是過大的權力讓國家情報院變得難以控制,甚至被當權者控制之後,成為魔戒般的讓當權者不受控制的工具,即使韓國國會設有情報監督委員會都難以進行有效的外部監督。

 

正因為如此,國家情報院配合保守派暗中介入國內政治的弊端始終遭到外界的不斷指責,如2012年大韓民國總統選舉時,國家情報院在時任院長的元世勛指示之下介入其中,暗中詆毀進步派候選人文在寅,並支援保守派候選人朴槿惠即為一個眾所周知的案例,而國家情報院更因此案被追查出涉嫌雇用駭客非法監控韓國社會及在野黨人士的醜聞引起輿論譁然。

 

更有甚者,曾擔任國家情報院前後任院長的李炳基、李炳浩、南在俊三人涉嫌任職期間利用國家情報院的特殊活動基金賄賂前總統朴槿惠以及前總統李明博也被揭露任內收受國家情報院秘密資金遭到起訴,使得國家情報院的形象為之重創,讓進步派政權對於國家情報院改革得到更多正當性和民意支持。

 

韓國前總統李明博涉嫌收受國家情報院賄絡被逮。圖/網路

 

這次韓國進步派政權的改革是延續1990年代初期進步陣營提出的改革主張,將「國家情報院」的國內反情報跟政治偵防任務交由警察廳(相當台灣的警政署)新成立的「安保捜査處」,而「對外安保情報院」今後僅專責對外情報活動。

 

而文在寅總統在2018年7月即宣示將對國家情報院進行徹底改革,誓言使該機關不會被政治所利用,也不會只向單一主政者效忠,讓該機關確實的做到政治中立跟為國家、國民而服務。

 

文在寅政府對於「國家情報院」的改組

 

韓國進步派政權自去年決定重組其主要情報機構「國家情報院」為「對外安保情報院」,並於去年12月完成修訂《國家情報院法》,在今年1月開始施行。由執政黨「共同民主黨」議員金炳基主持的《國家情報院法》修正案的重點如下:

    (一)國情院名稱變更為「對外安保情報院」。

    (二)廢止「對外安保情報院」的對共捜査(政治偵防)權。

    (三)國會情報委員會跟監査院的外部監督強化。

    (四)監察室長(督察長)由外部人士擔任。

    (五)内部監管機制的強化。

    (六)加重情報人員以非法方式介入政治活動的罰則。

 

目前除了第一點改名為「對外安保情報院」尚待一段時間調整之外,其他改革要點都開始逐步推動雖然國家情報院內部組織仍然維持先前的三次長體制,分別為第一次長(負責北韓跟國際)第二次長(反恐、反情報)、第三次長(網路戰),但是底下的國內事務都大幅調整、移交警察廳負責。

 

不僅如此,在組織改革上還有兩項重要措施,那就是增設具律師資格的法律顧問作為國家情報院內外行動合法性的諮詢;以及增設人權監察官作為國家情報院內外行動是否違反人權跟調查國家情報院及前身安全企劃部、中央情報部時期違反人權事件的「積弊清算」。

 

此外,國家情報院將強化關於AI人工智能、大數據的分析能力以及衛星影像情報等相關技術,作為未來的發展方向之一。

 

韓國保守派的反彈

 

文在寅政府針對國家情報院的改組和任務調整的作法,引來韓國保守派的反彈,認為是弱化國內反情報能力跟造成警察獨大的問題,甚至更指責這是文在寅政府此舉是搞秋後算帳跟向金正恩「交心」,刻意弱化韓國的反情報能力。

 

而保守派媒體如《朝鮮日報》也批評警察廳對於反情報的能力非常生疏,冒然的將國家情報院反情報任務移交警察廳,恐怕將嚴重影響韓國反情報能力,並且讓北韓的滲透有更多可乘之機。

 

可以想見的是國家情報院內部存在著更多反彈聲音,是否能夠克服前述這些阻力、質疑,讓國家情報院成為專職對外情報機關的改革能夠成功,是考驗著文在寅政府的政治手腕及智慧,國家情報院在這場改革中的後續走向仍然值得吾人持續觀察。

 

從韓國國家情報院改革反觀台灣

 

對於台灣來說,韓國國家情報院的改革似乎是事不關己的他國事務,但是對比韓國對於其情報機關的改革力道,以及過去所建立的國會情報監督委員會等監督機制,台灣都遠遠不及;就拿跟國家情報院性質相近的國家安全局來說吧,試問台灣朝野政黨、公眾對於國家安全局的改革方向、如何改革、未來前景等議題是否有所想法跟討論?迄今仍然未見到相關的討論在台灣政壇跟社會上開展。

 

雖然在今日的政治環境下,期望比照韓國的作法,例如討論強化國安局等情報機關的監督機制,乃至於引進更多人權監察專責人員、法學背景的諮詢人員作為情報機關的守門人似乎是非常遙遠的理想,但是關心台灣情報事務的有識者仍應該從這些國外的他山之石省思台灣情報機關的改革之道。

 

結語

 

考量到主政者求穩不求變的態度,可以想見未來難以見到實質改革情報界的政策,更不用說如同文在寅政府改組國家情報院的重大變革。

 

雖然如此,此次韓國進步派政權對於國家情報院的改革及面臨的爭議,對於有識者思考台灣未來的情報改革都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方向跟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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