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的「理想國」就是惡托邦
「烏托邦」一詞，來自於英國人文主義者托馬斯·摩爾的《烏托邦》（Utopia）一書，而這一思想淵源於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
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設計了一個真、善、美相統一的政體，即可以達到公正的理想國。柏拉圖的理想國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烏托邦，其統治者必須是哲學家。這種信念構成了柏拉圖政治哲學體系的核心。他認為，哲學家是最高尚、最有學識的人，這種賢人統治下的賢人政體就是最好是政體。
柏拉圖的理想國、摩爾的烏托邦、培根的新大西洋島、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莫里斯的烏有鄉（有趣的是，中國的毛派網站即取名為「烏有之鄉」）是西方五個關於完美的社會、法制及政治體系的想像（如果加上中國詩人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就有六種模式）。美國建築師普西沃·古德曼（Percival Goodman）甚至運用建築師的想像，繪製了五個人間樂土的建築樣式。
烏托邦看上去楚楚動人、光鮮亮麗，卻是蛇蝎美人、白骨紅顏。你若是遠觀，可見江河濤濤，清風明月；但你若是褻玩，則水落石出，五步追魂。英國思想家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將柏拉圖列為開放社會的第一個敵人。他認為，柏拉圖背叛了老師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警告政治家防範因其權力、才能、智慧而忘乎所以的危險，並且反復告誡人要認清自己——人是何其脆弱渺小；柏拉圖卻賦予哲學家以國王的地位，讓哲學家擁有魔幻般的權力，這是何等的退步！
烏托邦必然走向集體主義，吞噬個體的自由。波普爾認為：「人類的生活不能用作滿足藝術家進行自我表現願望的工具。恰恰相反，我們必須主張，每一個人，如果他願意，都應該被賦予由他本人塑造他的生活的權利，只要這樣做不過分干預他人。」
然而，柏拉圖開啟了唯美主義、完善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源頭，這些激進主義必然引導人們放棄理性，而代之以對政治奇跡的孤注一擲的希望。「這種非理性的態度源於迷戀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夢想，這種態度也是一種浪漫主義。它也許在過去或未來之中尋找它的天堂般的城邦，它也許竭力鼓吹『回歸自然』或『邁向一個充滿愛和美的世界』；但它總是訴諸於我們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懷抱著建立人間天堂的最美好的願望，但它只是成功地製造了人間地獄——人以其自身的力量為自己的同胞們準備了地獄。」
即便是為柏拉圖辯護的政治哲學家沃格林，也承認柏拉圖設想的「愛的共同體」在現實中很難實現，因為真正友愛的人很少見，柏拉圖將理想國的成員視為「神或神之子」，「只有當因為某種奇跡這種半神的存在居住在城邦之中，其生活才能由《國家篇》所再現的法所規範」。人性本罪，打造烏托邦如同修建巴別塔。
既然有了烏托邦，也有了與烏托邦相對抗的思想體系，即反烏托邦。反烏托邦的思想家用一個反義詞形容烏托邦——Dystopia，這個希臘語的字面意思是「不好的地方」，與理想中那種完美的境域完全相反。
1868年，約翰·密爾在英國下議院發表演講時，首次使用這個詞語，他指責政府的愛爾蘭土地政策說，「把它稱作烏托邦也許過於褒獎，我看稱其為Dystopia才恰如其分。我們常用烏托邦指稱某些太美好而難以實現的事情，但這個現行的政策實在不好，它根本是行不通的。」
學者康正果將這個詞語翻譯為「歹托邦」，並用「歹托邦」來闡釋毛澤東思想的邪惡本質。而更朗朗上口的譯名應當是「惡托邦」——它可用以形容極其惡劣的社會形態及意識形態。
惡托邦必由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具有卡里斯馬魅力的獨裁者以及「自願為奴」的民眾這三部分組成，三者缺一不可。過去的二十世紀，可稱之為惡托邦肆虐的世紀，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惡托邦思想體系裹挾數十個國家、數十億民眾，其策動的戰爭、政治和經濟運動、種族和階級屠殺，造成數以億計民眾悲慘死亡。在此兩大系統之外，更有大大小小的獨裁者和獨裁政權，從這兩大系統以及民間宗教、巫術、迷信中汲取靈感，打造出形形色色的極權暴政。歷史學家和文學家有責任記錄下已經發生和正在上演的這一幕幕的悲喜劇。
天涯海角，哪裡都有惡托邦
我喜歡收集和研讀各類批判惡托邦的著作。我閱讀過的此類著作，就文體而言，有小說、詩歌、戲劇、傳記、新聞報道及歷史研究，百花齊放、不一而足。我陸續撰寫此類著作的書評，數年之後，結集成這本《惡托邦祭：獨裁是一種病》。
這本書分為五卷，每卷介紹六本同一主題的書。第一卷名為《奴役之地》，六本書都以中國為素材，以不同的方式揭露中國這個奴役之地、神棄之地及「悲慘世界」：老舍在上世紀三零年代出版的寓言體小說《貓城記》，預言中國將變成一個自相殘殺的貓人國，作者卻未能預見到自己在文革中投湖自盡的悲慘結局；哈金的小說《瘋狂》以六四屠殺為背景，揭示了善良的人在這個國家都瘋掉了的事實；澳大利亞記者林慕蓮的《重返天安門》和中國流亡學者吳仁華的《六四屠殺的內幕揭秘：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從不同側面呈現六四屠殺不為人所知的真相；七零年代生的小說家盛可以在寓言體小說《錦灰》為中國勾勒出陰暗淒慘的未來；中國最優秀的調查報道記者袁凌的《青苔不會消失》則以各種「低端人口」為主人公，戳穿了「大國崛起」的謊言。
第二卷名為《共產地獄》，介紹六本關於其他共產國家的著述：蘇俄作家普拉東諾夫的《切文古爾鎮》，以地圖上沒有的小鎮發生的故事，影射蘇共暴力土改之殘暴，被封凍半個世紀後才出版；英國歷史學家奧蘭多·費吉斯的《耳語者》，用原始檔案還原史達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加害者與受害者界限日漸模糊；歐威爾的《1984》是二十世紀反烏托邦文學的最高峰，談論的人太多，我不談《1984》，選擇歐威爾關於西班牙內戰的回憶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因為西班牙內戰是歐威爾從左派轉向右派的關鍵節點；羅馬尼亞流亡作家諾曼·馬內阿在《論小丑：獨裁者與藝術家》中，為獨裁者西奧斯庫畫像，並解釋小丑成為領袖的原因是人民厭惡自由；從北韓逃亡到南韓的「脫北者」姜哲焕的回憶錄《平壤水族馆》，寫出北韓民眾命若游絲、命賤如魚的境況；國際報道記者菲利普·席斯金在《不安的山谷》一書中，記錄了中亞若干帶有「斯坦」後綴國家沉淪於後共產主義暴政的慘狀。
第三卷名為《世界盡頭》，集中六本揭露「第三世界」（亞非拉）國家的各類獨裁暴政的書：波蘭作家卡普欽斯基的《皇帝：一個獨裁政權的傾覆》，寫衣索比亞皇帝塞拉西長達四十年統治的興亡；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的《公羊的節日》，寫多明尼加共和國前獨裁者特魯希略的暴政及其覆亡；委內瑞拉作家烏斯拉爾·彼特里《獨裁者的葬禮》，幾乎就是委內瑞拉獨裁者畢森特·戈麥斯的個人傳記；英國記者安德魯·麥格里高·馬歇爾的《泰王的新衣》，揭露了高高在上、半人半神的泰國王室骯髒不堪的內幕；我還特別介紹兩本台灣的著作——台灣當代文學鬼才宋澤萊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和台美人楊小娜的小說《綠島》，台灣是美麗之島，亦是亞細亞孤兒，台灣人卻奇跡般地走出白色恐怖、走出悲情城市，鳳凰涅槃，成為亞洲民主的燈塔。
第四卷名為《精神囚籠》，討論六本焦點集中在「自願為奴」的民眾以及各種充當暴政幫兇的專業人士的著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在《河灣》中指出，非洲大陸的災難不是西方殖民者帶來的，而是源於非洲本土的「自我殖民主義」；捷克天才作家恰佩克在戲劇《白色疾病》中，探討了比傳染病更可怕的是「烏合之眾」的怯懦與蒙昧；德國學者英戈·穆勒在《恐怖的法官：納粹時期的司法》一書中指出，德國的司法系統主動充當「希特勒的自願行刑者」，他們大部分都躲過了戰後的「除垢」，卻為轉型正義留下重大隱患；羅馬尼亞作家赫塔·米勒在小說《心獸》中，描述了共產黨時代羅馬尼亞的日常生活，人們被恐懼壓垮，羅馬尼亞成為歐洲自殺率最高的國家；匈牙利作家道格什·久爾吉的《1985》，是《1984》的續集，寫「老大哥」死後的精彩故事；阿爾巴尼亞作家卡達萊的《夢幻宮殿》，以奧斯曼帝國為背景，呈現了一個連做夢的自由都沒有的地方，那個地方與地獄相差無幾。
第五卷名為《反抗者說》，是本書的亮色與希望所在。先介紹兩本與劉曉波、劉霞夫婦有關的詩集：孟浪主編的《同時代人：劉曉波紀念詩集》和劉霞的《劉霞詩選》，詩歌是反抗者的慰藉，詩歌是黑暗中的燭光；接下來，鄭重推薦湯瑪斯·瑞克斯的《丘吉爾與歐威爾》——兩位對抗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英雄的人生相映生輝；大衛·霍夫曼的《終結冷戰：一個被遺忘的間諜及美蘇對抗秘史》，寫史上最偉大的「賣國賊」、將蘇俄科技情報呈送給美國的工程師托卡契夫（Tolkachev）的故事；村上春樹的《1Q84》，以宏大的篇幅和奇詭的想像，揭示了邪教興起的秘密以及如何用文學抵抗邪教；威廉·道布森的《獨裁者的進化》，主人公並非獨裁者，而是反抗者，這本書是寫給反抗者的武功秘籍——面對進化的獨裁者，反抗者更要與時俱進、鍥而不捨，用胡適喜歡引用的古詩來言志法就是，「日拱一卒無有盡，功不唐捐終入海」，以及「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自我價值的確立，是對抗惡托邦的法寶
獨裁是一種病，不單單是獨裁者一個人的病，更是全社會的一種集體病症。
大部分獨裁都需要烏托邦來為之塗脂抹粉，因為單靠暴力的獨裁統治無法長久維持——單靠暴力，只是山大王而已。毛澤東不同於梁山草寇，就是他以烏托邦思想為誘餌，讓全民如醉如癡、隨之起舞，即便被餓死，亦無怨無悔。
與獨裁暴政結盟的烏托邦，就是嗜血的惡托邦。惡托邦根植於人類根深蒂固的罪性。那些缺乏穩如磐石的個人主義精神的人，不是自由人，乃是奴隸和奴才。他們必須依靠烏托邦、幻想、謊言和神話來生活。英國作家毛姆說：「編造神話是人類的天性。一旦那些傑出的人在生活中出現令人不解的事，就會令人們狂熱地緊抓不放，編造出一系列他們自己非常篤信的神話。這可被視為浪漫主義對平凡無奇生活的反抗。」
美國作家拉塞爾·班克斯在《大陸漂移》中寫道：「當人委身於具有比自我更大力量的東西，如歷史或神、無意識等東西的時候，人勢必極為輕易地失去當下事件的脈絡，其人生失去作為個體的獨特性。」俄國學者謝·卡拉-莫爾紮在《論意識操縱》中亦指出：「社會意識操縱頗似一場人數不多、組織嚴密、武裝精良的異族軍隊反對龐大居民的戰爭，只是這居民對戰爭並無準備。有時甚至還說，意識操縱是對本國人民的殖民化。」
獨裁和偶像崇拜的盛行，不是因為獨裁者和教主們有多麼英明、偉大、光榮、正確（相反，他們大都都是小丑、流氓、平庸之人，才智都在中人以下），而是民眾深陷於奴隸或奴才的精神狀態，用魯迅的說法就是「奴在心者」，用弗洛姆的說法就是「服從的民眾」。蔣介石和毛澤東死掉的時候，那些披麻戴孝、痛不欲生、呼天搶地的人們，就是獨裁者掌權至死的群眾基礎。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若干因為反對共產黨的暴政而流亡西方的所謂中國民運人士，因為痛恨共產黨的暴政，就轉而將蔣介石和國民黨視為救星，在台灣除了黃復興黨部成員外很少有人使用的「先總統蔣公」的稱呼，卻被他們念茲在茲、一句也不能少。在他們的口頭和筆下，蔣介石幾乎就是耶穌轉世，本可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可惜遭到美國出賣，這才不得不轉進台灣，勿忘在莒、生聚教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些人不能過沒有領袖和偶像的生活，從崇拜毛澤東、將毛主席像章扎進胸口的肌肉中到崇拜蔣介石、恨不得成為慈湖的衛兵，轉換毫無障礙。他們在西方生活了幾十年，卻始終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自由與獨立。
在兩岸三地及海外華人社會，偶像崇拜比比皆是。從溫家寶、習近平、馬英九、韓國瑜等政治人物，到馬雲、馬化騰、郭台銘、蔡旺旺等商界人物；從南懷瑾、鍾南山、楊振寧及莫言（背後是諾貝爾情結）等文化界和科學界人物，到李洪志、星雲、證嚴、妙天等宗教人物，無不受到民眾之山呼萬歲、頂禮膜拜，足以表明華人社會的「去魅」工作尚路漫漫其修遠兮。
即便在所謂「進步」陣營中，很多貌似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權活動人士和社運人士也不能脫離偶像崇拜的誘惑：在中國，很多人在推特上將以異議來謀財的艾未未稱之為「艾神」；在台灣，「太陽花學運」期間，有媒體將學生領袖林飛帆稱為「帆神」。儘管此類稱呼不無玩笑和戲虐成分，但此種「玩笑」背後蘊藏着某種危險的潛意識：庸眾企圖將某個活生生的人打造成神，並由這樣的「神人」幫助他們解決所有的難題——似乎只要由「神人」開口念一聲「阿里巴巴」的咒語，財富之門就漸次打開。這種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與健康、健全的現代公民意識格格不入。
最邪惡的，不是那些張牙舞爪的獨裁者，而是每個人內心深處的造神衝動、下跪衝動。唯有一群自由人，才能構築起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的公民社會；唯有一群自由人，才能徹底告別讓生靈塗炭的惡托邦。
但願我的這本書成為一道橋樑，讓作為讀者的您走向三十本「偉大之書」，更走向「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自由壯闊的人生。
（本文僅代表作者意見，若有任何指教，歡迎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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