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塊墓碑下面的泥土裡， 都埋葬著一位有思想的知識青年……我騎著腳踏車幾次在馬場町紀念公園徘迴，然後去了六張犁公墓。
一九五0年代初，被判死刑者於新店溪畔的馬場町執行槍決，一九五四年後改到安坑刑場(現爲新店區第三公墓)。1998年，時任台北市長陳水扁決定在槍決現場馬場町和棄葬現場六張犁，設立「白色恐怖紀念公園」，分別在2000與2002年完成。然而除了受難者團體每年舉行肅穆的「秋祭」外，對市民來說，馬場町公園不就是烤肉或騎腳踏車的好地方；而六張犁除了家屬、故舊、研究者造訪紀念，有多少人知道那段歷史？至今仍有超過六成的墓碑，還沒有家屬相認。
從馬場町到六張犁？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馬場町紀念公園僅一座土丘象徵墳塚之意，塚外鐵鍊圈圍，前置鐵牌：「馬場町土丘具歷史紀念意義，請到此活動民眾切勿進入。」熙攘市民來來往往，或許並未注意，土丘代表什麼意義？廣場大道地面石板上寫著「一九五0年代為追求社會正義及政治改革的熱血志士，在戒嚴時期被逮捕。」卑微簡單的土丘，碑文也未詳述出白色恐怖時期這段歷史真相，多少人在此被槍決？他們的名字？
延續228後的清鄉，一九五0年代國民黨對台灣社會的左翼思想展開整肅行動，白色恐怖致使台灣一整個世代的左派知識菁英幾乎被消滅殆盡。今談到「轉型正義」，長期以來政府重視的是歷史上幾樁大事件，二二八事件、之後的美麗島事件，然貫穿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為時長、受害人數多，因不是具體的事件，不易置於敘事架構裡；或因黨國時期加害者仍在世？或擔心因意識型態不同而引起族群對立？政府的轉型正義始終做半套，不願翻攪那個蒼白的年代。然在禁聲的恐懼中，誠如柏楊所說：「白色恐怖是民族災難」，李敖、柯旗化也都認為白色恐怖時期「台灣就是一座監獄島」，黨國體制化的創傷記憶，不自覺地壓抑在民族集體潛意識中，對台灣民族性格的形塑、對社會的影響非常深遠。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體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除了檔案解禁，從國家的角度又給了歷史、給了台灣人什麼樣的交代？
未經審判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待遇猶是天壤之別？
被冷棄的遺屍，被忽視的歷史，直到二0一五年六月，台北市議員簡舒培、李建昌在六張犁墓區召開記者會，這片地景才初步映入民眾視野，議員們表示：「六張犁亂葬崗是白色恐怖政治死難者僅存的埋葬地點，自然有其歷史意義，但長期缺乏關注，墓區形同廢墟，對照鄰近於二0一二年被列為市定古蹟並編列預算補助的前國防部長白崇禧墓園，兩者待遇可謂天淵之別。」
白崇禧是黨國體制加害者的共犯啊！1947年3月24日白崇禧呈報蔣介石：「正待加緊追繳清剿。一切善後尙須審慎處理。」、「國內台籍各團體人民代表僅憑風說提出種種要求，尚懇鈞座勿輕許諾。」足證白崇禧在228事件來台後表面在宣慰，真正是督導軍隊來鎮壓及清剿台灣人。其實，白氏來台灣之前，在南京已經接見很多位台灣旅滬人士，聽到他們的哀求，原以為可以信任白氏。然白氏於3月24日發給蔣介石的報告將整個「二二八事件」定性為「野心者有計畫的暴動」，比離開南京前，蔣介石對事件的認知為「不幸事件」要嚴重多了。
白崇禧欺瞞台灣人，一方面扮白臉，實則是幫兇。亂葬崗與白崇禧的墓園對比下，轉型正義問題在哪？沒有審判，沒有正義。
轉型正義是公民社會的人文關懷，不應分本省人和外省人
事實上六張犁亂葬崗三個墓區中所埋葬的政治受難者不只是台灣人，第一墓區以黃榮燦最為知名，四川重慶人， 一九四五來台後來任教於台灣師大藝術系，教授素描、水彩和版畫。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黃榮燦創作了一幅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控訴了警方查緝私煙的蠻橫與惡行，作品發表於中國的《文匯報》， 一九五二年時年才三十六歲的黃榮燦被以「從事反動宣傳」的罪名，在馬場町遭槍決。
黃榮燦創作了一幅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控訴了警方查緝私煙的蠻橫與惡行。圖/翻攝自網路
轉型正義關乎價值重建與體制翻轉，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繁多，本省、外省皆有，因此不論是台灣人，還是來自中國的外省移民及其後代都該凝視歷史傷痛而誠懇對話，若民眾普遍有生根台灣的民主視野，有權力的政治人物自不敢選擇遺忘，而文學、藝術、電影等文化創作者，則敢於翻攪民族集體潛意識之底層，勇於面對國族認同之辯證，而直指白色恐怖殖民體制之反省批判，進而願意誠懇面對歷史，將許多感人的故事透過創作表現出來，經由審判，正義才得以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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