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佩克《白色疾病》
用另一種囚禁的生活來描繪某一種囚禁的生活，用虛構的故事來陳述真事，兩者都是可取的。
-丹尼爾•笛福
疾病、捷克與中國
無論貴賤貧富，生老病死是所有人都會經歷的人生。死亡是人類最恐懼卻無法避免的結局——像秦始皇那樣尋求長生不老藥死後身體卻像臭魚一樣腐爛，像史達林那樣將古拉格的囚犯看作是數字卻死在自己的屎尿中，可見，即便權傾天下，照樣無從躲避死神的陰影。而疾病是導致死亡的最重要原因，所以疾病也是文學家書寫和詠歎的主題。有人如實描寫自身真實的疾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癲癇病，魯迅寫肺病；但也有人寫虛構之病，即「作為隱喻的疾病」——「疾病是生命的陰面」，美國文藝評論家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寫道，「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
二十世紀世界文學中，有三部以「作為隱喻的疾病」為主題的傑作。第一本是加繆的小說《鼠疫》。小說以小城奧蘭為背景，講述了當地居民在鼠疫氾濫時的種種表現。鼠疫是一種存在主義式的生存境遇：「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瘟疫；沒有一個人，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免除得了的。」鼠疫給人們帶來流放感、隔離感和遺忘徵，也讓愚昧成為最高的統治術：「最無可救藥的邪惡是這樣的一種愚昧無知：自認為什麼都知道，於是乎就認為有權殺人。」第二本是薩拉馬戈的《失明徵漫記》。突然之間，所有人漸次失明，人們只能看到如同牛奶一樣的白色，於是秩序崩潰、殺戮不止——其實這才是生活的常態和真相，只有在一個失明了的世界中，「一切事物才顯示出真正的樣子」。第三本就是捷克作家恰佩克（Karel Čapek）的戲劇《白色疾病》——這本被遺忘已久的驚世之作，並不因為其隱喻的歐洲法西斯主義的潰敗而失去其價值，因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中華法西斯主義在二十一世紀強勢登上歷史舞台，這本傑作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中國的本相。
恰佩克是一名百科全書式的東歐知識分子，他是記者、小說家、劇作家、童話和科幻作家（英文單詞「機器人」一詞便出自他的作品）、散文作、園藝家和攝影家——他的頭銜還可以一直延伸下去，他擅長的文化和藝術門類數不勝數，堪稱歐洲最後一代「文藝復興人」。他也是克里瑪所說的「布拉格精神」的體現者，或許，比起浮華的巴黎和冷酷的柏林來，堅韌且自由的布拉格更有資格成為歐洲的首都。在人口和國土面積的意義上，捷克是一個小國，但在文化和精神的意義上，它卻是一個大國，用捷克語寫作的一流作家不亞於英語作家。恰佩克在1937年發表劇作《白色疾病》，立即膾炙人口，在歐洲多國公演並迅速被改變成電影，但此時離他辭世僅有不到一年時間——恰佩克從二十一歲起便為一種名為僵直性脊椎炎的慢性疾病所苦，1938年12月又染上流行性感冒，繼而發生的腎臟炎跟肺炎更讓其病情雪上加霜。12月25日，恰佩克死於肺水腫，年僅四十八歲（僅比此刻的我年長一歲）。在其去世之後沒幾個月，納粹德國的鐵騎即佔領了波西米亞與摩拉維亞，蓋世太保要逮捕的敵對分子的名單上有他的名字。
《白色疾病》隱喻的是即將征服大半個歐洲的法西斯病毒——染上這種疾病的人，如同染上升級版的麻風病，身上的皮膚充滿白色斑點，渾身發出惡臭，一年之內必死無疑。有趣的是，書中寫道，這種白色疾病來自中國，為一名姓鄭的醫師在北平所發現，可稱之為中國疾病、北平疾病或鄭氏疾病：「鄭醫師是一位有名的內科醫生，事實上就是他第一個在北平醫院的幾個病歷中寫到這種病毒。」
恰佩克當然不會預料到，他去世之後八十三年，中國的武漢肺炎病毒會蔓延全世界。但在他筆下，來自中國的白色病毒同樣讓人聞風喪膽：
這是一種會如雪崩般侵襲全世界的病。在中國，幾乎每年都會出現有趣的新疾病——這是貧窮所造成的。然而這些病到現在並沒有像鄭氏病那樣成功。這就是今日我們面對的疾病。現在已經有約五百多萬人死於此病，約一千兩百萬人生命受到重大的打擊，全世界至少還有三倍以上的人在世界上到處流竄，渾然不知身上某些地方出現了毫無知覺、大小不過小豆子左右的大理石斑。
這段話若放在今天會被歸類為「辱華」，美國雪城大學一位卓越教授因稱呼「中國病毒」被中國留學生告狀而被校方停職，就連川普總統使用「中國病毒」也被攻擊為「種族歧視」。但恰佩克的時代還沒有「政治正確」這種東西，他得以放心大膽地寫道：「把中國變成歐洲的殖民地，把整潔跟秩序帶去那裡，那就天下太平了。我們有這病是因為那樣的落後國家還是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什麼都沒有只有飢餓與貧窮，顧不上什麼衛生之類的，痲瘋病就是這樣來的。」這不是「歐洲中心主義」，而是實話實說。對於捷克人來說，中國不是什麼好東西，捷克人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慣用語，把壞的天氣以「中國」作為形容詞。讓恰佩克不曾想到的是，中國這個「赤納粹」政權，拒絕像日本那樣「文明開化」，卻要反過來要殖民捷克、殖民歐洲乃至殖民世界——所以，捷克議長在台灣立法院大聲疾呼：「我是台灣人。」這比當年甘乃迪那一句「我是柏林人」更加擲地有聲。
極權主義、戰爭與和平
一戰前，捷克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恰佩克因為身體的疾病，沒有被征募加入奧匈帝國的軍隊，不曾在一戰戰場上衝鋒陷陣。但這場歐洲有史以來規模最大也最為殘酷的戰爭及其餘波，對其影響甚大。恰佩克由此成為一名堅定的反戰主義者，在《白色疾病》中甚至以極端化的情節表達其政治立場：格蘭醫生發現了治愈白色疾病的秘方，但他只願意醫治一無所有、走投無路的窮人，拒絕醫治掌權者。他要求前來採訪的記者們向外宣布，只要政府願意停止戰爭，他就會醫治所有患者。他的做法似乎違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 Oath）——醫生應當醫治所有病人：「無論何適何遇，逢男或女，民人奴隸，余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福。」不過，這種立場若放在戰爭陰影下的歐洲就比較容易理解了——比疾病可怕千百倍的，乃是戰爭。
劇中的反派主人公，是作為獨裁者的元帥。因為「白色病」只對五十歲以上的人具傳染性，年輕人有一種神秘的免疫力，而戰爭的主力正是年輕人，所以元帥在自己染病之前，對此疾病不屑一顧，更不願對格蘭屈服。
這個飛揚跋扈、唯我獨尊的元帥，顯然映射現實中的希特勒。元帥在演講中如此煽動民眾說：「現在只有一條路：毀滅這個難搞的小國，它長期以來威脅到我們的和平；破壞這個渺小又而根本沒有法律制度的不入流國家；我們要毀了它，無論誰在保護它。而現在，其他強權要來亮牌了！我只會說，我們誰也不怕！」如同希特勒對捷克和波蘭的恐嚇。
群眾大聲呼喊：「我們不怕！元帥萬歲！戰爭萬歲！」
元帥揮手說：「我就知道，你們是跟我站在一起的。我已經將我們優異非凡的軍隊送上戰場。我要向全世界宣告，讓他們看到：我們不想要戰爭，但是我們會贏得戰爭！」歐威爾說，獨裁者的「新語」中有這樣關鍵的句子——「戰爭即和平」。
《白色疾病》是捷克版的《戰爭與和平》：並未親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恰佩克，決絕地反對戰爭並追求和平。二十世紀的戰爭是由極權主義所驅動的，在此種「全民戰爭」中，不再有士兵與平民、前線與後方之差異，與之相伴的是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
正是在此意義上，瘟疫隱喻著戰爭。蘇珊·桑塔格指出，戰爭被定義為一種緊急狀態，犧牲再大，也不過分。極權政府對待瘟疫的方式，也是戰爭式的——把那些特別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來的「他者」，像現代戰爭中的敵人一樣；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將錯誤歸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認為是疾病的犧牲品。犧牲品意味著無知。而無知，以支配一切人際關係詞彙的那種無情邏輯來看，意味著犯罪。納粹宣稱，血液中混有其他種族血統的人，都像是梅毒患者。歐洲猶太人一再被類比為梅毒，類比為必須予以切除的癌瘤。疾病隱喻也是布爾什維克論戰時常用的手法——史達林和托洛茨基都將對方形容為癌細胞，索忍尼辛亦在《癌徵樓》一書中講述了身患癌徵的異議分子的悲劇命運。
中共更將納粹和蘇俄的話術發揮到淋漓極致之境界。2020年9月8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關鍵時刻的關鍵抉擇——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關閉離漢通道重大決策綜述》的文章，文章如是說：
回望這場驚心動魄的戰「疫」歷程，關閉離漢通道無疑是危急關頭最重要的決策。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統攬全域、果斷決策，全國上下同心、眾志成城，歷經七十六天，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取得決定性成果，全國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
此類中共官方論述，若直接放入《白色疾病》一書，作為元帥之演講，亦天衣無縫。中國數位極權主義的深度與廣度，超過了歐威爾在《1984》中勾勒的極權帝國；中共黨魁習近平如《冰與火之歌》中「夜王」一般的殘暴狠毒，也超過了恰佩克在《白色疾病》中虛構的那名元帥。
對中共而言，防疫就是戰爭。戕害乃至屠戮尋求自由的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香港人，也是「外科手術般」的戰爭。中共成立以來，即永遠處於戰爭狀態。中共以全體人民為敵，又綁架人民讓其內鬥，所謂「挑動群眾鬥群眾」，於是大部分中國人一身兼有受害者和加害者的雙重身份。
庸眾、先知與尚未來到的美好
格蘭醫生未能拯救世界。在全劇結尾，格蘭醫生向民眾發出呼籲：「不！不要有戰爭！不應該有任何戰爭！」但民眾沖著他叫喊：「他說什麼？叛國賊！懦夫！用油汙把他全身抹髒他全身！」格蘭醫生繼續高呼：「必須需要有和平！讓我過去……我要去找元帥……」但群眾叫喊說：「他侮辱元帥！把他吊起來！揍死他！」
一陣混亂與騷動，人們對叛徒拳腳交加。之後，人群散開來。地上躺著格蘭醫師跟他的公事包，他的可以救命的藥瓶也碎成一地。群眾中有一人跪在格蘭醫生身邊檢視：「等等，諸位民眾。他已經一命嗚呼了。」旁人回應說：「有什麼好遺憾的。區區一個叛國賊。榮耀歸於元帥！」
先有愚民，再有獨裁者。元帥根本不必下令殺害格蘭醫生，民眾就率先充當「自願行刑者」了，奴才往往比主人更壞。如果安徒生童話《國王的新衣》有續篇的話，接下來的情節一定是：忠於國王的民眾衝上去將那個說出國王什麼也沒有穿的真相的孩子撕成碎片。這一幕，宛如魯迅筆下群眾爭先恐後吃反抗者的人血饅頭的情境。
此一「庸眾殺害先知」的情節，在人類歷史上不斷重演：民眾通過民主投票的方式處決蘇格拉底，共產黨槍決了反對毛澤東暴政的林昭還要向其家人收取五分錢「子彈費」，劉曉波「被癌徵」而死且被挫骨揚灰、拋灑大海……在台灣，害死鄭南榕的兇手之一的侯友誼，居然高票當選人口最多的新北市市長且被媒體評為執政滿意度最高的「百里侯」，那些投票給侯友誼的人，也在某種程度上產於殺害了鄭南榕。只有有漢娜·鄂蘭所說的「惡之平庸」存在，無論在專制制度還是在民眾制度之下，先知在故鄉都是不受歡迎的，甚至會被庸眾所加害。以「愛人如己」而論，誰能比得上耶穌基督呢？然而，最終決定殺害耶穌的，不是羅馬帝國的總督彼拉多，而是耶穌的猶太同胞。
恰佩克當然知道，這就是必須正視淋漓的鮮血的慘淡人生。從來沒有歲月靜好的烏托邦。《慕尼黑協議》簽署之後，恰佩克寫道：「既然我信仰契約或類似事物中的某種義務與所謂的誠信，那麼看起來，在這裡我已無事可做，我將會是個滑稽的人物，我的世界已消亡……」蓋世太保的黑手沒有抓到他，致命的疾病和死神先到一步。他至少不必像茨威格一樣，幾經顛沛流離之後仍然不免自殺的結局。
相比於格蘭醫生的厄運，如恰佩克那樣病逝，或如恰佩克的作為鄉村醫生且參加反抗運動的哥哥那樣被蓋世太保殺害，或許是一種幸運。活著，還是死去，是哈姆雷特的天問，恰佩克在寫作《白色疾病》之際，已然向死而生。與恰佩克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文學生涯頗有交集的捷克作家、戲劇家弗·萬楚拉因涉入暗殺納粹黨衛軍頭子海德里希事件而遭酷刑後殺害。捷克詩人塞弗爾特在《世界美麗如斯》一書中深情地寫道：
今天無疑難以想象，無數一步步走向死亡的人當時心裡在想些什麼。在生命的最後幾秒鐘他們在想些什麼，要說些什麼。我自己都不知道如果我處在這種情況，我會怎麼做。然而，我似乎甚至敢於斷言萬楚拉是怎麼做的。他的整個一生已經對此做了提示。在這最後時刻，他的表現就正像我們瞭解的他那樣。沉默，蔑視。即使他看到槍口怎樣在舉起來對準他的心臟，他也依然正直，勇敢。
這種「沉默、蔑視、正直和勇敢」，正是捷克這個被不同的邪惡帝國多次佔領、瓜分、凌虐的小國仍可鳳凰涅槃、劫後重生的精神源泉。這也是今日的台灣人最需要的公民品質。
人類可以戰勝白色疾病、武漢肺炎，人類也可以戰勝納粹德國、中華帝國主義。《白色疾病》的結尾是幽暗陰晦的，但恰佩克在隨筆集《園丁的一年》中，卻對未來給出的樂觀的期許，最美好的事物在等待著我們：
你可以說我們的園丁是為了未來而活的。今年的玫瑰開了，我們會想，到了明年，它會開得更好；這棵小針松再過個幾十年，就會長成參天大樹了——如果我還能再活幾十年的話；五十年後，這片樺樹林會變成什麼樣子？我真想親眼瞧一瞧啊！說真的，最美好的永遠在前方等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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