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個月前，加拿大聯邦法官作出一項將改變加拿大情報界的決定，那就是認可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在國外進行調查，即使這些調查將違反當地國家法律，換句話說，加拿大聯邦政府已經給安全情報局在國外從事非官方身份的諜員情報活動開了綠燈。
這對於身為五眼聯盟（Five Eyes）成員當中情報能力僅強於紐西蘭的加拿大，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改變，特別是長年限縮在國內反情報任務為主的安全情報局更是如此，這也意味著身為加拿大主要情報機構的安全情報局將在國際諜報戰場扮演更為吃重的角色。
關於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的簡介
加拿大情報機構正如其他五眼聯盟成員一樣，在訊號情報、軍事情報、反情報等等方面各有專責機構，如「通訊安全局」（CSE）負責訊號情報、「情報處」（Intelligence Branch）負責軍事情報等等，但是以安全情報局的角色最為重要。
成立於1984年的安全情報局實際上是從「加拿大皇家騎警安全局」(RCMP Security Service)改組並從皇家騎警獨立出來的單位，是根據1981年當時總理老杜魯道(Pierre Trudeau)提名的「麥唐納委員會」(McDonald Commission)的建議進行改組，該委員會主張應該將情報單位自皇家騎警分出並且不具有警察權，該委員會認為過去皇家騎警安全局雖然具有警察權但是出現濫用及侵害民權的情況，以及該單位人事長年被騎警系統所把持，使得眼界跟水準都過度僵化，無法因應未來的情報挑戰。因此加拿大聯邦政府於1984年頒佈《加拿大安全情報法》，組建安全情報局並賦予其規範及執行勤務的權限。
安全情報局在成立之初是隸屬司法部管轄，在2003年之後改隸屬於公共安全部，該機構主要負責加拿大境內的反情報及反恐任務，但是可以公開派駐人員到國外跟情報合作對口單位進行正式接觸。該機構的性質類似於英國軍情五處（MI５），是注重加拿大內部安全更多於關注國際情勢。
除了在機構內部設立地位獨立的督察長作為內控機制之外，該機構重大行動都必須在聯邦法官核可之下才能進行。
安全情報局給世人的印象，一直都不如鄰國美國的同行來的鮮明，對於台灣社會來說更是如此。造成這種存在感薄弱的原因，除了安全情報局的低調作風之外，也在於安全情報局的情報蒐集受到本國法律及政治環境的嚴格制約，在國際諜報活動上相當保守。
加拿大國安圈內對於建立對外情報機構的爭論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是否該開始在國外從事諜員情報活動？更明確的說，加拿大是否需要建立一個像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或英國軍情六處（MI6）一樣的對外情報機構？
這個爭議在加拿大情報界乃至整個國安圈子長年以來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話題，如外交官出身的加拿大歷史學家丹尼爾·李弗摩(Daniel Livermore)在2009年發表〈加拿大需要一個對外情報機構嗎？〉(Does Canada need a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專文分析加拿大建立對外情報機構的利弊；到了近日則有更積極的討論，今年６月１１日三名曾在加拿大情報界任職的退休官員彼得·瓊斯(Peter Jones)、艾倫·R·瓊斯(Alan R. Jones)、勞里·斯托薩特 (Laurie Storsater)在《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共同發表〈我，間諜：加拿大需要一個對外情報機構嗎？〉(I, spy: Does Canada need a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以情報界的視角談論建立對外情報機構的可能性，他們建議比照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或英國軍情六處（MI6）建立一個專責對外情報蒐集機構。
該文作者之一的彼得·瓊斯（Peter Jones）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表示：
「加拿大的盟友們偶爾會抱怨說，我們連（外國情報）機構都沒有，所以我們的貢獻不夠。我認為情況並非如此。… …我可以想見，加拿大建立起外國情報收集能力只會改善與盟友的關係。」
從前述談話中可以看出加拿大的情報盟國，特別是五眼聯盟對於加拿大加強對外情報蒐集能力，尤其是諜員情報的期待。
在近年來中國、俄羅斯及伊朗等國加強對西方的挑戰所衍生的情報威脅，使得安全情報局公開指名中俄等國對於加拿大的滲透「達到了冷戰結束以來的最高水平」。
因此今年初安全情報局就積極說服加拿大聯邦政府司法部、法律顧問及聯邦法庭為對外情報蒐集作出更大幅度的鬆綁及認可，並且如前述那般得到相關主管部門的同意。
加拿大新聞工作者撰寫《大熊貓的利爪》一書，描述中共如何滲透加拿大並干預內政。圖/翻攝自網路
爭議：加強安全情報局的能力或另起爐灶？
在聯邦法官同意之後，加拿大情報界發展對外情報蒐集的方向看似應該已經暢行無阻，但是事實上仍然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由何者擔任對外情報蒐集的專責機構？是加強安全情報局的對外情報蒐集能力？還是另外建立一個新的專責機構從事對外情蒐？
對此，包含情報界人士在內的各方看法不一，如前安全情報局官員菲爾·古爾斯基（Phil Gurski）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主張加強安全情報局的對外情報蒐集能力而不是另起爐灶，他以安全情報局為例，該機構在1984年成立後仍然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完全發揮機能，建立新的專責機構勢必面臨同樣的困境；而也有論者認為將反情報、對外情報蒐集都集中在安全情報局，可能會讓安全情報局的權力過大而變成難以監督的「超級情報機構」。
以目前的情況看來，似乎仍以加強安全情報局的對外情報蒐集能力的可能性較大。
加拿大擴大對外情報蒐集的利弊
加拿大加強安全情報局對外情報蒐集能力的作法，對於加拿大的利弊得失也同樣為各方所爭論，從正面來看，除了前述讓加拿大在五眼聯盟的盟友如美國、英國及澳洲視為增強合作決心的表現，也有助於加拿大在2020年伊朗擊落烏克蘭752航班及2018年前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遭中國當局逮捕等涉及加拿大公民安全的國際危機，掌握更多有利解決危機的資訊。
但是從負面來看，加拿大的對外情報蒐集能力增強是否只是變成支援美英等強勢情報盟友的附屬角色，而影響加拿大的情報自主？此外，加拿大的對外情蒐活動是否會讓加拿大跟中國、俄國及伊朗，尤其是中國產生更多外交衝突，同時讓身處這些國家的加拿大公民被視為「加拿大特務」遭到牽連迫害？
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跟安全情報局逐步強化對外情報蒐集能力，這些利弊得失的爭辯勢必還會持續下去。
結語
對於台灣而言，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強化對外情報蒐集能力，似乎只是五眼聯盟情報圈的內部事務，不過加拿大各界討論情報政策的成熟度、安全情報局遵循法律規範的法治原則等方面，無疑是台灣社會討論情報事務的借鑑。
回過頭看安全情報局的對外情報蒐集前景，加拿大的多元族群社會，特別是日漸增加的中國裔、香港裔移民社群，無疑是一個潛在的諜員情報資源，倘若安全情報局能夠克服文化壁壘，持續積極發展這些移民社群的情報潛力為其所用，假以時日，加拿大在國際諜報戰場上會是不容輕視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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