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台灣過往關於解嚴前的國共情報戰歷史的文字紀錄並不多見，大部分都是媒體對於國府退休情報員的採訪，多半為片段而零星的報導，至於專書及回憶錄則僅有楊瑞春的《國特風雲：中國國民黨大陸工作秘檔（1950～1990）》、汪士淳的《忠與過》、谷正文的《牛鬼蛇人》系列、唐柱國的(原名粟明德)《最高機密：高級諜報員首度公開國民黨情報秘史》、中研院近史所的《汪敬煦先生訪談録》以及退休情報員聯誼團體「忠義同志會」自行印製少量的回憶錄總集《口述歷史》等等。
但是這些專書及回憶錄尚不足以完全呈現當時國府方面情報運作的全貌。此外，今日情報界仍然對於將情報機關過往歷史適度公之於眾的躇躊態度，使得相關人士在相繼物故之際，難以透過自己的聲音跟觀點述說自己的情報工作歷程。
正因為如此，於2018年出版的前軍情局上校楊鵬的回憶錄《見證一生》成為罕見而少有的特例。
楊鵬上校的背景簡介
此先簡述作者楊鵬的生平，楊鵬生於1922年，出身江蘇六合的士紳家庭。他的青年時代經歷多次人生的劇變，在中日戰爭期間他的父親楊潤之在擔任地下抗日組織幹部時遭組織內部人士暗殺身亡，之後楊鵬也加入地下抗日活動，並且為軍統局吸收，以臥底身份進入汪精衛政府工作。在戰後前往重慶軍統局高幹班受訓，結訓後被派往警務系統發展，曾歷任河南省周口市警察局長、南京警備司令部稽察處所長等職務。
隨著國共內戰局勢的逆轉，他跟隨軍統局於1949年撤往台灣，並加入國防部情報局(在「江南案」之後改為「軍事情報局」)，他曾經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參與國府及美方對於中國大陸的諜員派遣工作，也多次以非官方身份及官方身份前往香港、日本執行情報蒐集任務，他於1985年在派駐情報局美國北加站站長任內以上校官階退休，最終於2012年辭世。
楊鵬的回憶錄因為健康因素的關係，只寫到三分之二左右的章節而停筆，所以本書後半部分是他的長子作家楊雨亭先生等多位親人在他身故之後的紀念文集。但是楊鵬在這些已經寫成的部分完整而細膩的述及自己的早年生活及加入軍統局、國防部情報局工作的歷程。
楊鵬雖然早年投入地下抗日活動，並長年任職於情治單位，但是他對於當時時局的觀察角度是有別於主流觀點，對於國府、汪精衛政府、中共及美日的作為有著平實而入微的看法。
從情報史研究觀點看《見證一生》
楊鵬的《見證一生》一書無疑是給研究中日戰爭、軍統局等民國史領域的研究者們一個難得的個人生命史視角。不過從情報史研究角度來看，他作為一位情報員在參與1950－1980年代的國共情報戰的經歷，無論是奉命前往日本的美國中情局訓練基地受訓、參與國府及美方對於中國大陸的諜員派遣工作、變換身份到香港監視遊走國共雙方的第三勢力要人……等等，都在略去機敏細節的前提之下有著詳實的回憶，填補這塊領域的不少空白。
就筆者來看，本書有數點是可以繼續深入討論的，分別為：
一、情報局和美國合作派遣諜員潛入中國大陸。
二、國府和日本的情報合作。
三、情報局在香港的情報活動。
四、「江南案」後的情報局。
情報局和美國合作派遣諜員潛入中國大陸
首先是情報局和美國中情局(以「西方公司」名義在台灣活動)在韓戰期間至1950年代合作對於中國大陸的滲透，除了空投、小船搭載方式讓情報人員潛入之外，也派出諜員透過香港、越南、日本等第三地以返鄉名義入境中國大陸。過往這方面僅有美國方面當事人的回憶如《李潔明回憶錄》約略的提到這方面的運作，而楊鵬則是從個人視角來回顧這段歷史。
楊鵬在書中不諱言的提到當時情報高層一味配合美方的諜員派遣任務，但是卻未能查覺到諜員派遣任務多以失敗收場對己方基層人員士氣的挫折；楊鵬曾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之下對此提出建言，並勸說美國方面調整作法，他指出只要說法合理，其實美國方面是願意從善如流進行調整，反而是情報高層一味配合只知點頭稱是的態度，讓美方無法意識到出現問題，才是問題的癥結。
最終是美國方面意識到這項任務的高失敗率太得不償失主動縮減任務，才讓國府情報高層不再一味的派人作近乎無謂的犧牲。
楊鵬在本書的記述提供檔案史料之外不少立體而鮮明的個人回憶，情報局和美國在當年情報合作過程迄今仍然是有更多空白留待相關檔案開放以及研究者的深入研究。
國府和日本的情報合作
其二則是情報局和日本的情報合作，長期以來國府和日本在冷戰時期的情報合作一直是隱諱的話題，除了《汪敬煦先生訪談録》及台共出身的調查局研究專家曾永賢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曾約略談到之外，幾乎少有其他當事人主動提到這塊歷史空白。
楊鵬在本書第十八章述及他在國安局工作期間於1960年作為中美情報合作駐日代表派駐日本，直到1963年底任期結束返回台灣，他談及國府除了透過日本作為派遣諜員潛入中國大陸的跳板之外，尚有運用日本人士向中國大陸情蒐的途徑，例如吸收跟中共往來的日本貿易商人對中國大陸進行情蒐等等。
而楊鵬也提到當時國府情報單位在日本的情報合作對口為日本公安調查廳，事實上除了楊鵬在書中提到的公安調查廳之外，國府情報單位在日本的情報合作對象延伸至自衛隊、警察系統，如陸上自衛隊自行成立的體制外情報機關「陸幕調査部別班」在1970年代之後跟國府情報單位的合作即為一例，曾加入「陸幕調査部別班」的前日本自衛官阿尾博政在他飽受爭議跟質疑的回憶錄《自衛隊秘密諜報機關》對於國府跟日本的情報合作過程有著約略的記述。
國府和日本在冷戰時期的情報合作關係礙於敏感性而未能見諸公眾，加上相關檔案尚未解密以及相關當事人多已物故，楊鵬的這段回顧無疑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紀錄。
情報局在香港的情報活動
其三是情報局在香港的情報活動，楊鵬記述他曾三次前往香港執行任務，第一次是1950年以偽裝身份潛入香港的第三勢力團體；第二次是1965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二組(實際上是由蔣經國親自主持的情報協調單位)任職期間潛入香港視察國府駐港情報單位工作績效；第三次是以情報局香港站長身份於1968年潛入香港。而第三次因為遭到港英政治部逮捕，在短暫的關押之後於1972年獲釋返台。
在楊鵬三次派往香港執行任務的經歷當中，有不少可供探討之處，例如國府駐港情報單位面臨高層要求績效壓力之下，影響其情報作為，如台北方面要求國府駐港情報單位將派往中國大陸的情報人員潛入之後盡快在當地開展活動，卻不顧諜員身份曝光的風險，台北高層方面如何影響國府駐港情報單位的運作，以及後者的回應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以及直到1960年代末期情報局選派前往香港執行任務的人員都不是香港本地出身者，但是根據香港媒體在1960－70年代的報導，國府在1950年代末期即有吸收香港僑生為情報單位工作的情況，那麼為何情報局未能從已吸收的香港僑生挑選合適人選，而寧可從台灣自行找人派往香港？這是否表示國府對於香港僑生在從事情報任務的忠誠度仍有疑慮？前述種種都是值得研究者持續探究的議題。
「江南案」後的情報局
其四是「江南案」後的情報局，楊鵬么子楊龍在第二十一章的補述提到，面臨「江南案」的衝擊，楊鵬認為自己作為情報局駐美官員也有成為代罪羔羊的危險，因此在1985年情報局美國北加站站長任內申請退休。關於楊鵬在「江南案」的角色為何？由於楊鵬在世時一直未提及此事，因此尚留待有心者的探究。
更值得吾人關注的是「江南案」事發後的情報局改組過程，情報局因為「江南案」受到非常強烈的震盪，不僅被迫撤出美國的所有據點，連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等人相繼被逮捕，而國防部情報局在國安局長汪敬煦短時期的兼代之後，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合併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從直屬國防部改隸屬於國防部參謀本部。
這個變動讓情報局在軍中及情報界的位階大降，也影響情報出身者成為情報機關首長的機會，更讓空降人事任命成為往後軍情局首長的常態。
而在情報局內部的整飭上，關於這方面的情況外界一直未能知曉，僅有少數當時親歷者談及這段過程，如前軍情局上校龐大為在《情報札記》批評情報局改由參謀本部指揮讓當時參謀總長郝柏村勢力趁機進入情報局，引發內部的騷動跟帶入粗暴的部隊管理文化、前軍情局副局長張文煥在「忠義同志會」自行出版的《口述歷史》隱諱形容這段期間「情報局山河變色，進入『狂飆的年代』」以及「忠義同志會」刊物《忠義會訊》偶爾有前軍情局幹員撰文回憶當時許多幹部在不堪壓力下報退。
前述當事人的回憶都顯示出情報局在「江南案」事發後的整飭是非常劇烈的，特別是權力改組的情況，但是關於情報局內部人員如何面對「江南案」事發後的衝擊以及改組之後的變化對軍情局的影響，則可能要等待更多當事人願意開始談論、研究者的持續研究以及相關檔案的解密，才能有更完整的呈現。
結語
考量到跟楊鵬同一世代的情報官員幾乎都已凋零，以及軍情局等情報機關對於這方面的歷史仍然諱莫如深，跟不鼓勵退休情報人員著書、公開談論的舊有內規影響。楊鵬的《見證一生》一書無疑是少數較為完整述說自身在國共對峙期間情報工作歷程的難得一見的著作。
而楊鵬的《見證一生》在作為那段國共情報戰最為熾烈的時期的時代見證者之外，同樣讓各界，特別是情報界省思如何在可行的範圍內鼓勵更多垂暮之年的退休情報人員願意以自己的聲音跟觀點公開述說自己的情報工作歷程，這對於情報界的歷史傳承、拓展公眾對情報事務的認知以及協助研究者填補相關領域的空白都是正面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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