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作家胡志偉在〈國共深仇錄之六：二十世紀全球頭號大輸家〉一文中指出：「國民黨在內戰中敗走台灣絕非人心所向或曰天意，而是由許多偶發事件堆砌積累而成的。」並開啟系列文章，細數國民黨在內戰期間的一連串失策與敗戰事件。
四、 情報人員判斷錯誤，蘇共勢力深入東北地區
一九四五年二月，羅斯福赴雅爾達前，讓駐華大使赫爾利詢問中國政府：日本還能支持戰爭多少時間？當時專辦對日情報的軍委會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王芃生作出錯誤判斷，認為日本至少還能打三年，他主持此項覆文，卻漠視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只剩下一個空殼。羅斯福深恐美軍傷亡激增，為謀求早日結束戰爭，遂要求蘇俄出兵東北對日作戰，且私相授受，同意恢復帝俄時代在旅順、大連、中長鐵路攫取的利益，並允許外蒙脫離中國而獨立。斯大林派一百五十八萬蘇軍進入東北，劫掠了東北價值卅億美元的工礦設備回國，還將繳獲的日製大炮三千七百門、坦克六百輛、飛機八百架、機槍一萬二千挺以及六百八十座倉庫和國防建築設備移交給中共。此外，又把堆積在海參崴與西伯利亞鐵路沿線的美製耐寒軍械移交給林彪部共軍，使其如虎添翼，從兩萬人的自治軍一舉擴張為席捲東北的四野。苟非東北盡墨、影響民心士氣，則通貨膨脹絕不可能陷國府於絕境。
五、戴笠殉難，後繼者所託非人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軍統局局長戴笠將軍死於空難，使一批直接由他指揮的潛伏共區高級特工變成斷線風箏。他的繼承人毛人鳳、唐縱等盡皆庸庸碌碌之輩，不思進取，也不能守成，以致於總統府九名報務員中竟有七人是共諜，國防部作戰廳長期被共諜把持。戴笠殉難翌日，中共在延安舉行慶祝大會，周恩來講話說「戴笠之死，使我們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一九五○年三月十七日在戴笠殉職四週年紀念會上，蔣公沉痛地說：「戴雨農同志不死，我們不會撤退來台灣。」
六、 官員昏聵，無法掌握抗衡之機
一九三七年紅九軍軍長何畏因憎惡中共當權者濫殺無辜而投奔國府，途中被僨事官員扣押六年，以致錯失了策反共軍高級將領李先念、許世友之良機。後何畏經張國燾營救出獄，萬念俱灰，一九四九年共軍渡江前，全家投江自盡。
一九四九年六月底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赴蘇與斯大林會談，斯堅持要把「外蒙獨立」列入中蘇友好條約，宋子文不願做歷史罪人，至七月十三日拒絕簽字，且辭去所兼外長職。八月七日，王世杰赴莫斯科重開談判，這位繼任外長是巴黎大學法學博士，熟諳國際法，當時只須委婉表示一下這個條約簽不得，事情就可能有所轉機，蓋既經內戚掛冠而去，復遭新任外長諫阻，相信再固執的人亦必會感到事態嚴重而對整個條約重作考慮。只要稍稍拖延幾日，日本就投降了。日本一投降，美國就不必再求蘇俄出兵，自然亦無理由再逼迫國府追認那個私相授受的雅爾達協定。王世杰缺乏文人應具備的「有所不為」的骨氣，致使國府遭受無法挽回的災難。
同一個王世杰，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以「蘇俄欲離間中美」而阻止蔣公與斯大林會面，拒絕蘇方調停國共戰事，致使蘇方派到迪化接蔣公的飛機白跑。當時斯大林不欲毛澤東變成第二個鐵托，力主國共隔江南北分治，像調停西安事變一樣，也確有能力阻止共軍渡江，但這國脈最後一線希望被王世杰斷送。
鹽販出身的許鐵英抗日反共有功，被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任命為河北省保安第二縱隊少將司令。一九四六年六月起，他率部堅守永年縣年餘，還主動出擊。無奈十一戰區自一九四七年四月起停止補給，使圍城永年軍民吃水草樹皮度日。十月六日，他率幾百部眾突圍出城，在成安縣呂莊中伏殉難。
另一位民間義士王三祝，自發組織六個縣保安團，被顧祝同封為豫北剿匪中將總指揮，還當選立法委員。他比正規軍更勇敢善戰，且向華中剿總密告第四十軍有投共傾向。此舉被剿總泄露，四十軍軍長李希晨啣恨報復，停止分配空投物資，還堅拒王三祝部退入新鄉城，王三祝率軍轉戰太行山又殺回安陽，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突圍死節。
一九四九年五月，第十八綏靖區中將司令官董釗密電奉化蔣公，謂共軍進逼東南，主力已渡長江，中原所留兵力有限，此進國軍集結西北五十萬部隊宜向東猛進痛擊，彭德懷、徐向前所部決難抗拒，不惟挽回頹勢，且可使共軍南犯之主力陷進退維谷之境。可惜此絕妙建議轉國防部後被擱置不用。
桂系逼宮，蔣公下野，然而李白執政後毫無作為，昏庸誤國。白崇禧駐節桂林月餘，坐擁數十萬大軍，不但對軍事部署上毫無積極的整備，且在撤退上乏消極整備，對屬下部隊不聞不問，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華中長官公署向南寧撤退時，不通知下屬單位就撤除了電訊總機，倉猝出發，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洶湧，以致兩千五百輛卡車在半個月內全部損失，不是滯後被俘，就是被土共洗劫，官兵們群龍無首，各自逃生，幾十萬大軍也很快就覆滅了。
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前後，大陸形勢丕變，民眾自發揭竿而起：貴州省義軍控制了全省城鄉半數以上，至三月底西南地區反共武裝已發展到七十五萬人，百人以上的隊伍就有一千一百支；川南遊擊隊佔領了五份之三以上區、鄉，川北義軍焚燒了胡耀邦的川北行署大樓；西康義軍炮擊了共軍西康省軍區政委廖志高的辦公室；汪憲率領的人民自衛軍擴展成十四個支隊十萬鐵軍，控制了以金寨為中心的東西長三百多公里、南北寬二百多公里的鄂豫皖邊區；新疆義軍佔領了哈密地區與迪化地區；在甘肅臨夏一地，反共遊擊隊達到五千多人，遣返回青海的七萬多馬家回軍官兵都先後參加了反共抗暴鬥爭；李森組建的中國人民自由軍，發展到十萬人，轉戰閩粵贛三省，重挫中共基層政權；撤至緬甸的孤軍反攻雲南連克九個縣，但他們都是各自為戰，缺乏配合，加上後勤匱乏，外援不足，在三年內先後被中共集中重兵各個擊破。在台灣的軍政機構空喊反攻大陸卻不能及時提供援助，徒使志士望洋興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林彪、陶鑄密派黃埔四期同學蕭正儀赴香港，密晤流亡香港的前國軍補給區司令周遊，傾訴自己「處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榮夕枯，詭變莫測，因思校長(蔣介石)愛護學生無微不至 ，苟有自拔之機……」函由周遊送交國防部特呈蔣經國。上述林彪密函表示林彪願意棄暗投明，可惜台灣方面遲疑不決，錯失良機，然而機會是稍縱即逝，陶鑄與林彪相繼遭受老毛殘酷整肅。林彪死訊傳到臺北時，蔣公潸然落淚。
（本文僅代表作者意見，若有任何指教，歡迎來稿）
【六都春秋】臉書：https://goo.gl/hshqv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