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的過程半途而廢，才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
哈維爾
「東歐激進，中國漸進」是一個彌天大謊
一九八九年，東歐和蘇聯劇變前後，中國學者金雁親臨現場，寫出了可跟早期中共留蘇派領袖瞿秋白的《餓鄉記程》相媲美的《新餓鄉記程》；前蘇東國家的政治經濟改革進入第十個年頭之際，她再度實地訪問，寫出了《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型與思想變遷》，為東歐國家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道路精準把脈；蘇東波二十年後，她再接再勵，重走東歐路，又寫出《從「東歐」到「新歐洲」：二十年轉軌再回首》，破除中國官媒對東歐轉型的負面描述。這三本書層層遞進、環環相扣，堪稱二十年來觀察和思考東歐變遷軌跡的最佳「三部曲」。
金雁選擇東歐為研究目標，絕非無的放矢或興之所至，而是以之為鏡鑒來反思當下中國的「不改革」，她的文章是「滿紙東歐，一心中國」。
在中國官方的描述裡，東歐社會經濟的改革是激進的，所以失敗了；中國社會經濟的改革是漸進的，所以成功了。總而言之，中國因不民主化而富強，東歐因民主化而窮弱。金雁指出，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中國和東歐相比較，真正的重大區別並非激進與漸進，而是以下三點：第一，兩者改革的背景不同。蘇聯東歐在歷史上搞的是現代工業文明擴張「科學主義」的一套理性計劃經濟體制。而中國搞的是一種不把「計畫」當回事的、「多快好省」的命令經濟，「文革」時期尤其如此。所以，中國在「大亂」之後轉向國家操縱的偽市場經濟，比蘇東國家由嚴密的計劃經濟轉向真正的市場經濟，相對要容易得多。
第二，從表面上看，中國改革的成效比東歐顯著，民眾獲得的實惠似乎更多。但實際上只能說明，兩者原有的基礎差異甚大。在東歐的舊體制下，即便是農民大都有很高的社會保障，比如波蘭農民在一九七二年就實行公費醫療，一九七八年又實行退休制度。這樣，改革之後，農民獲得的好處並不太大。而在中國的毛澤東時代，農民一無所有；鄧小平時代的「包產到戶」，確實讓農民的生活得到相當程度的改善。所以，改革前後民眾生活水準變化的大小，並不足以顯示改革的成敗。
第三，東歐無論漸進還是激進的國家經濟，無一例外都一度受挫；而在中國，無論熱衷於國家主義的地方官員實行「休克療法」還是南街村毛主義的那一套，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經濟增長，因為中國民眾的基本人權是可以被完全忽視的。中東歐國家實現了民主化，任何改革都必須保障公民的人權；而中國沒有實行民主化，可以將民眾當做奴隸勞動力使用。前者的經濟改革只能「慢熱」，而後者可以竭澤而漁地「彎道超車」。比如，曾在江蘇宿遷任職的仇和（後來在雲南任職時因貪腐羅馬）作風武斷強硬，以一紙行政命令，一夜之間將公產包括學校、醫院、幼稚園全賣光，這才是激進之舉，這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極端形式。而東歐在「民主分家」過程中的公共參與、多方博弈、無窮談判，耗費了許多精力，損失了不少時間，卻更多保障了社會公正，這難道不是漸進模式嗎？
所以，說東歐激進、中國漸進，激進不好、漸進好，乃是掩耳盜鈴。
昔日陰鬱的東歐，今日明媚的「新歐洲」
為區別於以往有負面色彩的「東歐」一詞，金雁以「新歐洲」來命名這些國家。「新歐洲」是小布希時代鷹派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首先使用的名稱，他認為法國、德國、意大利等西歐國家，二戰之後數十年來在美國的軍事保護下，實現了民主制度的重建和經濟繁榮，反倒滋生了與美國離心離德的「反美主義」，堪稱恩將仇報；與之相反，一九八九年從鐵幕後面解放出來的東歐諸多，當年沒有得到過馬歇爾計畫的幫助，在後冷戰時代得到的來自美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也並不多，但它們對美國幫助他們擺脫蘇聯的壓迫和奴役充滿感恩之心，在外交政策上也與美國極為友善，比如主動請求美軍入駐，並願意提供相當部分的軍事開支——雖然這些國家遠不如西歐國家那麼富有。
在歐盟內部，存在著死氣沉沉的「老歐洲」與新發於硎的「新歐洲」之間的競爭與分歧。作為「老歐洲」的代表之一，法國對親美、親北約、反對共產主義和重視以宗教信仰自由為中心的人權的「新歐洲」不無微詞。法國左派學者弗朗索瓦·巴富瓦爾在《從「休克」到重建：東歐的社會轉型與全球化——歐洲化》一書中，對東歐的轉軌過程便頗多負面評價。不過，他仍承認，一九八九年的中歐和東歐，「首先是一個由於原來領導國家的蘇聯類型執政黨下臺而完全『風化』的結構」，對其拆毀和重建乃是勢在必行，而「所有制改革或曰產權改革是國家重建中的根本環節，它披荊斬棘，為其他階段開闢道路，使得社會保障型國家的改革和集中化的行政政體改革成為可能」。
有意思的是，《從「休克」到重建》的譯者陸象淦，在譯者序中全盤否定東歐的轉型：「東歐轉型之初由美國顧問們一手炮製的『休克』療法，遵循『華盛頓共識』的路線，照搬在英美和一些拉美國家實施的模式，強調所謂民主與漸進主義的不相容性，以『超越革命』或者『趕超現代化』為號召，全然不顧東歐國家的國情，主觀武斷地一筆抹殺其歷史遺產，出籠了一套快速和激烈的干預措施，將數以千萬計的勞動者的命運視同兒戲。」這一論述顯然不符合作者弗朗索瓦·巴富瓦爾的真實觀點，更不符合東歐轉型過程中的真實情況，有故意誤導讀者之嫌疑。
陸象淦在此所表達的，不是他的「個人意見」，在相當程度上是中國官方的立場——必須否定東歐轉型模式，才能確立中國模式的地位。對此，金雁分析說，中國官方及代表官方立場的學者和媒體，貶低乃至否定東歐模式所採用的素材，看似來自這些國家內部的「壞消息」，卻並不符合這些國家的真相。首先，在民主化之後的「新歐洲」，報紙、電視和網路奉行新聞自由的原則，即便是意識形態上接近執政黨的媒體，也傾向於報導「壞消息」，這樣才能贏得讀者並在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而這些「壞消息」立即就被中國媒體大量轉載。這本身形成一個吊詭的狀況：就像中國發佈的、用語反擊美國的《美國年度人權狀況報告》，所引用的材料大都來自美國媒體上公開的報導。這樣的引用方式，反倒證明美國的新聞自由狀況讓中國望塵莫及。
其次，中國和東歐對「幸福」和「成功」的理解迥然不同。中國是GDP至上，只要GDP數字高，即便付出環境破壞、能源浪費、腐敗肆虐、道德淪喪的巨大代價，亦在所不惜；而東歐即便是最偏右的政黨執政的國家，亦以優質的福利和優異的公共服務為政府施政之前提。中國媒體一廂情願地認為，既然中國的GDP增長率高於東歐，「中國模式」就優於「東歐模式」。其實，GDP未必能反應國民的生活幸福度。中國媒體卻極少報導東歐人的日常生活狀況。金雁在一篇訪談中描述說：「東歐老百姓的日子比我們更安逸、更和諧、更休閒，城鄉差別也不大，社會分化也沒有中國顯著。老百姓過得優哉優哉，節奏比較慢，透露著一股悠閒的勁頭，到處都是露天歌劇場、曬日光浴的人,到處都是咖啡館、啤酒館，這個時候你去東歐，生意都沒法做，人們都去休假了。整個夏天都是『追逐太陽』的季節，都是人們享受大自然的季節，沒有去哪裡度假，那就不叫過夏天，頂不濟也要到自己鄉下的別墅裡接接地氣。」即便在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經濟發達城市生活的中國中產階級，恐怕也遠不如東歐的普通民眾這樣有幸福感。
東歐的民主轉型優於南美，堪比台灣和南韓
「新歐洲」諸國在一九八九年毅然告別計劃經濟、極權體制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走向了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
蘇東變局初期，忍受半個世紀共產制度折磨的「老東歐」國家，遭遇諸多困難與挑戰，政治、經濟一度危機重重、千瘡百孔，人民生活也青黃不接、困苦不堪。中國官媒趁機大肆渲染東歐國家社會秩序混亂、經濟衰敗、民眾排隊購買食物、很多人轉而懷念「舊日美好時光」，以此反證中國基本政治經濟制度的「不變」有其合理性，「不變」比「大變」或「劇變」要好。用更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如果你們想要更多自由（如果六四學生鬧事成功了），就會像東歐人那樣，最後連麵包都沒有了；如果你們願意少要一點自由，就可以得到統治者的憐憫，得到充足的麵包（米飯）供應。
中共當局卻沒有想到，「長痛不如短痛」，短短二十年之後，東歐諸國的社會轉型基本完成，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多元，在各項指數上都「達標」，相繼加入歐盟，而且在歐盟內部成為生機勃勃的「新歐洲」板塊。此時此刻，中國宣傳機構無話可說，不再報導來自這些國家的「好消息」。
直到二零零八年，世界範圍內的金融危及波及若干東歐國家，讓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受挫。中國媒體又開始鋪天蓋地地報導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東歐模式」的缺陷與失敗，以此顯示「中國模式」的成功。
然而，「新歐洲」各國很快克服金融危機，繼續深化各項社會改革。以經濟發展而論，最靠近歐盟核心國家、經濟狀況最好的斯洛維尼亞、捷克、匈牙利等國，已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愛沙尼亞、斯洛伐克、克羅埃西亞、立陶宛、波蘭、拉脫維亞等國，經濟發展勢頭良好，已步入準發達國家的梯隊。二零零九年，這些國家的人均GDP已超過和接近一萬美元，而中國還不到五千美元，這著實讓「中國模式」的自豪感弱了三分。
以民主和人權保障而論，根據自由之家的統計，前共產主義的中東歐國家、波羅的海三國以及部分南歐國家，均跨過了民主的最低門檻。反之，曾經是前蘇聯成員國的十二個獨聯體國家之中，沒有一個跨過了民主的最低門檻。中東歐國家的民主化也比南美各國更成功，可以跟亞洲的台灣和南韓相媲美。因此，研究民主轉型問題的美國權威學者胡安·J·林茨和阿爾弗萊德·斯泰潘對中東歐民主的未來持某種程度的樂觀態度。這兩位學者進而指出，鞏固民主有五個場域，包括：必須存在一個自由和活躍的公民社會可以發展的條件、必須存在一個相對自主並且受人尊重的政治社會、必須有法律可以確保公民合法的只有權利和獨立的結社生活、必須存在一個國家官僚系統並且供新的民主政府利用、必須存在一個制度化的經濟社會。而中東歐國家基本具備了這五大條件。
「新歐洲」不是中國嘲笑的對象，而是中國學習的典範
金雁在本書中重點分析了捷克、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它們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比俄羅斯和巴爾幹國家更加規範，比較注重交易的合法性和公平原則，不論是波蘭的「內部人私有化」、捷克的「證券私有化」、匈牙利的「面向外資全部賣光」都進行得比較順利。波、捷、匈、斯等國都經歷了六、七次議會大選，四、五次總統大選，各自兩次左右不同政黨（或政黨聯盟）輪流坐莊，在多次的權力輪替中，基本上實現了平穩交權，沒有出現倒過來「清算」的社會情緒，也罕有「仇富仇官」和「排外」的「向後看」浪潮，不滿情緒大多通過法律程式得以釋放。這些國家也沒有出現俄國的普丁以及從蘇聯分離出來的中亞國家的獨裁者的那種「盜賊式統治」。客觀而言，這些國家的轉型是大致成功的，正如金雁所說：「中東歐國家的轉軌，與中國的轉軌，為轉軌國家提供了兩種模式的選擇。但目前，由於憲政民主制度，中東歐國家轉軌後，在公民社會的建設以及社會保障的提供等方面，明顯要做的更好。」這些國家的加入，讓歐盟顯得更具生機和活力。
在中國，對「中國模式」感到躊躇滿志的掌權者（如習近平）和那些為「中國模式」搖旗呐喊的御用學者（如林毅夫、胡鞍鋼），絕對不會有向「東歐模式」學習的念頭。但金雁認為，東歐解決了困擾國家轉型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如自由與公正，這些國家在未來一般不會再度面臨深刻的制度性危機；而中國的經濟雖然持續高速發展，但若干深層次的問題正在層出不窮地暴露出來，「現在中國民間積累的怨氣已經很大了，遠遠超過了『文革』時期所說的『修正主義的黑十七年』的『幹群矛盾的激烈程度』。蘇東經驗表明，矛盾硬按是按不住的，只要權威減弱就會有反彈，而靠強力和金錢的『維穩』手段總會有走到盡頭的一天」。中國應當趁現在經濟尚未全面崩潰，及早啟動政治體制改革，而這種政治體制改革不妨向東歐國家「取經」。
前車之鑒，短視的人們卻往往視而不見。金雁指出，東歐劇變之前的政治形勢是：「共產黨丟掉了馬克思主義的表述，拋棄了革命口號，由於政治理想的『崇高性』和『可信度』大大剝落，上層赤裸裸地表現出對權力和物質的興趣，他們對共產主義理想、馬克思主義學說甚至文化傳統都不感興趣，而只對政權本身發生興趣。」這與今天的中國何其相似——習近平大力整頓愚不可及的宣傳機構，企圖重新賦予日薄西山的馬列主義以源源不斷的活力，卻只能是緣木求魚、揚湯止沸。
關於「中國模式」的真相和本質，歷史學家余英時指出，今天的中國社會是「權貴資本主義」。所謂「國富民窮」，這個「國」並不是真正全國意義上的「國」，而是一個黨，就是許多掌握大權的黨員，個個都富起來、個個都有機會掌握國營企業。私人的、靠自由市場競爭起來的企業家和中產階級，反而不見。所以，這個模式就是「一群強盜把中國抓在手上」。
在此種情形之下，中國虛心地向東歐學習乃是「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只是，統治集團內部只有習近平之流的剛愎自用、好大喜功者，他們哪能具備此種常識判斷和學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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