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經歷農曆七月，加上先前疫情趨緩，影院重新開門做生意，恐怖電影片商終於又與臺灣市場互動，觀眾也終於又能進影院感受黑盒子中的緊張刺激。近期上映的《薩滿》衝上全台票房第2名，僅次於漫威大片《尚氣與十環傳奇》，而文宣中標榜的「榮登韓國票房冠軍」，別具意義。
千禧年前夕，當《鐵達尼號》橫掃全球，滿載超過20億美金票房的時候，只有韓國，出現一座擊沈它的冰山，而這座冰山是韓國導演姜帝圭執導的《魚》。此後，每當有人提起姜帝圭，幾乎不會不稱他「打敗鐵達尼的人」。這也說明了，哪怕是國際名導、全球票房冠軍，也不代表在韓國市場的通行證。韓國觀眾強烈的國片認同，乃至整體韓國進口外片的制度，都讓外國電影要掛上「韓國票房冠軍」的稱號是難上加難。
而《薩滿》，一部泰國導演執導、泰國演員出演的泰語片，何以在韓國這樣的閱聽生態中奪下票房冠軍，起初筆者也是相當訝異。但在觀影最後看見roll card一長串韓國工作人員名單時，一切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是一部批著泰國外衣的韓國電影。從企劃、監製、公關到國際行銷，幾乎都是由韓國工作者進行，而泰國團隊則主要是在導、演以及其他視覺效果的處理。電影本身是既有泰國恐怖電影常見的那種粗獷風格、猝不及防的驚嚇，同時又有韓國電影那種精巧細緻、峰迴路轉的情節鋪排。
異域合作、在地性與普世性
如此的跨國製作規模，臺灣上一次有，大概已經是2002年，由美國哥倫比亞電影公司與台港合製的《雙瞳》了。電影在視覺效果上稱得上是當時華語地區的上乘之作外，其選材也頗具突破性，是揉和道教生死觀、法術，以及香港電影常見的警探元素，再以兇殺案作為主要敘事軸線，從主題到表現手法都很有在地電影特有的標誌和氣味。
很巧的是，在臺灣新浪潮黃金10年結束後讓台影再度看見曙光的《雙瞳》，和《薩滿》一樣，也是恐怖電影。其實，多數在票房上獲得佳績，甚至留名青史的恐怖電影，基本上至少有這2個要素其中之一：視覺效果與氣氛的營造，以及能勾起觀眾心中共鳴的題材。
上述這2項要素，雖然各類電影都需要，但在恐怖電影的範疇中卻更被凸顯。何以見得？恐怖電影劇本的基礎都包含了懸疑的元素，要找到逃出生天的路、找到靈異現象的肇因、找到破解詛咒的方法，甚至是角色去找到鬼⋯⋯恐怖電影中都具有「解開謎團」的基因，只是在敘事上表現的明顯與否而已。若能掌握「解開謎團」這件事，掌握累積張力、釋放張力——亦即製造緊張氣氛，再漸進、適度揭露謎底——的節奏感，恐怖電影的基本分就拿到了。
而在基本分之上，看的就是題材能否引起觀眾共鳴。要能引起共鳴，依筆者淺見，有2種途徑。一是利用普世性，其針對的是「大多數觀眾」，也就是片商或創作者不特別鎖定一群具共同特質的觀眾。採這一途徑的創作者，通常會從文本要傳達的寓意著手，如《雙瞳》最後一幕的「因愛生憂，因愛生懼。若離於愛者，無憂亦無懼。」以及「有愛不死」，這些雖然是具佛教含義的東方思想，卻是可以跨越文化藩籬被多數人解讀的。
另外一種途徑，則是在地性，其通常針對的就是特定文化背景的特定群體。鄉野傳說、地方風俗、民間信仰等，都是具強烈在地色彩的符號，這些符號被放進文本中，會產生大量需要特定視域才能、才容易解讀的內容，以及解讀的樂趣，還有那種因為具有解讀能力而獲得的觀影優越快感。而上述2種途徑並非是只能擇其一的單選題，國內外不少恐怖電影都是2者皆採，同時凸顯在地特色，又最大程度地去疆界化。
台灣恐怖電影已邁開步伐，但下一步在哪裡？
近5年左右臺灣出產恐怖電影的頻率，相較21世紀初多了一些，是件值得高興的事，因為這說明臺影對影視製作的技術越來越有把握，也對臺灣觀眾的接受度有信心，相信他們會認為臺灣恐怖電影並不輸日本、泰國這些亞洲製作恐怖電影的高手。
而近期聲量較高的臺灣恐怖電影在選材上大多是就地取材，尤其以都市傳說作為故事前景或背景的電影特別多，包含《紅衣小女孩》1和2、其外傳《人面魚》、《女鬼橋》、《邪佞》等，都是利用了廣為人知且流傳多年的故事作為基礎，再加入創作者的自由發揮。
至於選擇都市傳說的原因，大致有幾種可能性，一是因為網路時代下都市傳說得以如病毒般傳播，特定文化背景的群眾對這些內容有一定程度認識，遵循上述的「在地性」途徑，自然可以吸引一群特定觀眾。另一個原因，就是電影人要展現對在地文化的信心，由於都市傳說乘載特定群體的共同記憶、經驗，或者可以說是群體對特定事物的恐懼與想像，其形式自古就存在，最初人類社會之所以形成，也是因為有了共同相信的事物，無論是「神話」（myth）還是「鬼話」。創作者願意將這些共同經驗與記憶透過電影這種大眾傳播媒介植入閱聽人的視野，或許，動機中也隱含了認同這些神話和鬼話的族群情懷吧。
除了臺灣鄉野傳說故事或人物，也有創作者退一步，僅以傳統習俗為題發想，如2018年的《粽邪》、2015年的《屍憶》。少了原版故事的明確架構和人物的明確設定，在情節編排上的發揮空間更大，不過更大的發揮空間，意味著有更多空白處需要創作者填上。
多數臺灣恐怖電影雖在選材上具有強烈的在地色彩，但在那些空白處中所做的情節編排與故事意涵表現，卻又太過「普世」，讓在地性與普世性之間難以取得和諧。以《人面魚》為例，其選擇的「魚肉好吃否」都市傳說，以及蘭潭一帶的精怪傳說，都頗具鄉野奇譚的神秘氣息，但這些被臺灣社會廣為流傳的故事背後的「精神」，那種對於山川野林的敬畏，在電影中並沒有一個可以表現的前景位置，只能隱身在背景中，不刻意細想的話實在不會察覺。
恐怖電影本質上懸疑的特性是抓住觀眾注意力的利器，這個道理不單是商業電影注意到了，公視也在2017年推出以「府城三大奇案」之一的林投姐為題材的《林投記》。值得高興的是，創作者這次將鄉野傳說中所影射的時代意涵，也就是受壓迫女性的冤屈與仇恨，那份舊故事中的精神，透過新的角色、新的情節、新的敘事詮釋了出來。美中不足之處在於，《林投記》所想要操作的普世性，有些操之過及，最後電影似乎想以「恐怖來自於愛」作為全片註腳，這種空泛的概念，讓前面由在地性題材所營造起來的特色、題材所乘載的特殊卻有可以被普遍世人解讀的意義，有些黯然失色。
由此可知，恐怖電影若要融合在地性與普世性，2者除了要相輔相成，還要各司其職，誰也不能搶了誰的鋒頭。當然，電影創作者若要將原故事只作為背景，完全顛覆其意義，也不見得會讓作品扣分。只是在地題材中折射出的時代意涵、民族精神等抽象的概念與思想若能被提煉出來進行再現，會讓電影既有濃濃台灣味，又能被所有文化背景的觀眾接受。在地，卻又超越地域。
數百甚至千年來經歷了殖民、移民，臺灣島有不同族群文化的匯流與碰撞，必然積累了許許多多在這裡發生的、被各族群帶進來的、直至今日仍流傳在民間的恐怖故事，開疆闢土時遇見的異事、遠渡重洋而面臨的生離死別、爭奪資源所產生的血色殺機⋯⋯在文學界開始提倡「從怪談認識臺灣」後，臺灣影人也旋即動身挖掘、詮釋這些故事，誠然是讓在地文化創作邁出一大步。百尺竿頭，要更進一步，讓台灣能從東亞、南亞的恐怖電影路數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就看這些台灣題材能否從背景跳出，躍上意義與精神的層次，真正可以用臺灣的文化視野來詮釋自己的族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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