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玉源太郎為日本陸軍大將，第四任臺灣總督。在國立清華大學的「日治時期臺灣書畫與文書史料數位典藏計畫」網站當中（感謝清大完成這樣的文化工程），列有一幅兒玉的書法卷軸，藏品題名「征清詩行草七絕中堂」，其詞如下：
綠水潺潺樹色萋，夏山層翠白雲迷。
長征踏破永陵路，馬上把杯杜宇啼。
永陵是大清皇室的祖陵所在，努爾哈赤的幾位先人下葬於此。此詩卻說要「長征踏破永陵路」，其意如何？不言可喻。至於杜宇則是傳說中的古蜀國君主，號稱參加過武王討伐商紂的戰爭，死後化為杜鵑鳥。
此詩以「馬上把杯杜宇啼」作結，與其說真的是聽到杜鵑鳴叫，毋寧更像是在援引杜宇伐紂的典故，以弔民伐罪的王師自居。兒玉在政治上的是非姑置不論，但僅此一詩，就可以看出這位武將在文史方面的底蘊。
惟應注意者，清大將這幅書法註記為「總督兒玉源太郎於甲午戰爭時期之作」，似有商榷餘地。從掃描影像看來，這幅書法左下方落款「藤園」，還蓋了「兒玉氏印」與「藤園」兩個篆體印鑑。「藤園」是兒玉在臺北闢建的庭園，得名自他親自從日本移植的兩株藤樹。職是之故，兒玉有「藤園將軍」、「藤園節帥」的別號（「節帥」是節度使的敬稱，借指總督）。
然而，兒玉來臺上任是在1898年，興修藤園則是1899年的事（《在臺日人漢詩文集》頁161），相距甲午戰爭（1894-1895）已有數年之久。雖然這首詩可能確實創作於甲午戰爭，但除非兒玉在甲午即已使用「藤園」的別號（不是絕無可能，但需要反證），否則這幅書法就不會是甲午戰爭期間的作品，至少落款用印的時間不是。而且，用印不會早於1899年。
兒玉的藤園今已不存，原址大約位於臺北市古亭捷運站附近的南昌公園。由於園內設有菜圃，故又名「南菜園」。與兒玉關係良好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任籾山衣洲，曾經寫過一篇《南菜園記》描述此園的風光：
園在城南古亭莊。竹籬茅舍。豆棚瓜架。人或錯認為田家。入門數步。有小亭焉。西南敞豁。群山逶邐。若列翠屏，其當白雲出岫，高者若被絮帽，低者若纏裙帶，而頃刻變幻，忽遠忽近，忽濃忽淡，自旦至暮，千態萬狀，殆覺斯身化千億，憑虛而游。
《在臺日人漢詩文集》頁159
今日臺北古亭一帶高樓櫛比鱗次、房價寸土寸金，已經很難想像百餘年前曾經有過這樣「悠然見南山」的自然風光。兒玉對於藤園似乎相當喜愛，不但以此為名在書畫上用印落款，而且還曾經寫詩歌詠園中的生活情趣，其詞如下：
古亭庄外結茅廬，畢竟情疏景亦疏；
雨讀晴耕如野客，三畦蔬菜一床書。
《己亥六月結廬於城南古亭莊名曰南菜園偶作一絕》
實際上，兒玉在總督任內非常忙碌，到後來連待在臺灣的時間都不多，恐怕沒有多少機會能在這邊「雨讀晴耕」。他到底是喜歡藤園，還是跟《紅樓夢》的賈政宣揚歸農之意一樣，只是喜歡「雨讀晴耕」的角色設定？只有他自己知道了。要看清歷史人物的真實全貌，這是非常困難的事。
跟歷史上許多重要人物一樣，兒玉源太郎有其不同面向。一方面，他是日本帝國霸業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卻也是晚清革新勢力的保護者。坊間多有兒玉曾經協助孫文革命、支持興中會臺灣分會的說法，但我仍然存疑，在此暫行不論。無論如何，兒玉確實保護過晚清的異議人士容閎。
戊戌政變後，容閎在清廷治下無處容身，先於上海租界藏匿，再赴香港，最後逝於美國。在流亡期間，容閎曾經在1901年來臺與兒玉會面。依照容閎本人的描述，一見面，兒玉就說有壞消息，清國剛剛發了公文過來，要我把容先生你抓起來送中（「中國閩浙總督方有公文來，囑予留意，謂君設來此者，即倩予捕君送之中政府也。」《西學東漸記》頁144）。
容閎聽到這話，一開始還以為大事不好，我要被送中了、人生到此為止了（「以為此日本臺灣總督者，必將予交付中政府，余之生命，且喪於其手。」）接著看兒玉笑容滿面，才知道總督大人是在開玩笑。兒玉繼而恢復到正經模式，對容閎說：
「容先生幸勿以予為中國之警吏，君今請安居於此，慎無過慮，絕不能聽君往中國就戮也。」
《西學東漸記》頁145
「君之身命，今甚危險，惟若居在予治權之下，予必極力保護，當派護兵為君防衛，不致有意外之變。」
《西學東漸記》頁146
後來，容閎在臺期間，兒玉就依言派遣護衛保護容閎，容閎對此的回憶是「意良可感」（《西學東漸記》頁147）。說起來，這倒也是臺灣歷史上相當有趣的一個插曲。
參考資料：
國立清華大學「日治時期臺灣書畫與文書史料數位典藏計畫」網站典藏頁面：
https://www.lib.nthu.edu.tw/……/history_extracts-7.htm
《在臺日人漢詩文集》，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愛詩網《己亥六月結廬於城南古亭莊名曰南菜園偶作一絕》頁面：
https://ipoem.nmtl.gov.tw/nmtlpoem?uid=87&pid=1519
容閎，《西學東漸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本文轉載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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