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弱勢群體，你就變成了弱勢群體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的中國學生、在讀博士方然，在廣西南寧被國安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帶走，目前正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方然的父親方建忠在微信上公開發信求救，但其微信很快被刪除掉。方建忠引述習近平的說法，指黨中央的政治立場是要保障勞工權益。「作為他的父親，我認為，在當下這個偉大的時代，方然憑藉其專業背景和理想熱情，一定會成為我們黨的事業的積極力量。」然而，方建忠不明白一個最簡單不過的事實：這種打著紅旗救兒子的方法，在「對待敵人像冬天般殘酷無情」的習近平時代已不管用。無論你如何讚美這個「偉大的時代」，這個「偉大的時代」永遠不會對反賊和敵人有一絲溫情——對你的身份認定，不是由你自己說了算，而是由黨說了算：黨說你是反賊，你就是反賊；黨說你是敵人，你就是敵人。
在法庭上表示「我沒有敵人」的劉曉波，最後還是被共產黨害死在監獄之中。方然不是劉曉波那樣的反抗者，正如其父親所說，「方然絕不是破壞黨的事業的犯罪分子，而是有利於黨的有志青年」、「方然既絕沒有動機、也沒有足夠現實條件去從事任何違法亂紀的活動」。但是，方然確實做了一些黨不喜歡的事情：他天真地、學究氣地做一些針對弱勢群體的田野調查。二零一七年，他由清華大學社科學院畢業後，曾花半年時間，在深圳訪問患有塵肺病的湖南工人，關注他們的維權過程。
劉曉波是中國著名學者和民運人士，曾參與天安門學運和起草零八憲章，後被中共關押致死。圖/翻攝自曉波助瀾會推特
方然的朋友劉璐天在一篇題為《向理想主義者和行動派致敬》的文章中國寫道，方然還曾經去湖南了解到當地四十多個患了塵肺病的工人的情況。有些人說話困難，邊說邊清嗓子；有些人併發症比較嚴重，不用氧氣機睡一兩個小時就會呼吸困難。氧氣機大多廉價，兩三百塊，噪音大，這些人往往沒法享受連貫的睡眠。為了防止肋骨壓到肺部，也只能側著身體睡。到了晚期，患者為尋求呼吸順暢，姿態會不由自主呈跪狀，直至死亡。這些工人大多來自湖南桑植縣（張家界市）、耒陽縣和汨羅縣。方然訪談的工人很多在深圳的建築工地幹打地基的活，長期接觸粉塵。他們往往從上世紀九零年代初或二零零零年代初出來打工，親戚帶親戚地在老板下面幹活，不會簽合同，也沒有社保記錄。大多數人無法證明勞動關系，也無法按照工傷待遇索賠。他們攢的錢都用來蓋房了，方然寫道：「房子看上去光鮮，其實是借債蓋的。耒陽縣很多房子外牆漂亮，裡頭一個像樣的家具都沒有，有的連門都沒有。」之後，他到港大社會學系繼續深造，主力研究工人運動和勞工組織等議題。
在今天的中國，你若關心弱勢群體，你自己就淪為弱勢群體；你若幫助低端人口，你自己就變成低端人口。在香港念博士又如何？富貴如任志強又如何？妙筆生花如廖亦武又如何？落到國安手上，人為刀俎你為魚肉，沒有任何司法救援途徑，律師也無法介入幫忙，一個活生生的人立即人間蒸發，連關押在哪裡都不為人知，可謂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方然的父親在微信上公開求助，但在道路以目、人人自危的中國，不會有人幫助他。若能見到習近平，或者哪怕是見到辦案的國安人員，他一定會噗通一聲跪下來，替兒子求情。他在微信中說習近平的好話，引用習近平的講話，是身為父母的人之常情。這既不是政治智慧，也不是自願為奴，只能說是絕望中的「告御狀」，是現代版的「竇娥冤」。
如果讀過中共的歷史，就知道社會學在中國最危險的學科
剛好一百年前的一九二一年，在北洋政府統治時代，青年毛澤東自由自在地帶著洋傘，到離他的家鄉不遠的安源去調查當地礦工的生活和勞動情況，鼓動工人罷工和造反。美國學者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在其名著《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一書中指出：「在安源，年輕的富有理想主義的共產主義幹部領導了一場極為成功的非暴力罷工，還面向工人、農民以及他們的家人開展了達到一定規模的教育工作。其結果是民衆對於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的支持達到了極高的程度。」在安源工人運動的全勝時期，為共產黨提供了占全國五分之一的黨員。一百年後，來到毛澤東家鄉湖南的方然，沒有毛澤東昔日的雄心壯志，他所做的只是調查和記錄，但在黨的眼中，這已經是犯忌的事情。一百年後的中國，想要獲得一百年前的中國的那點自由與空間，卻可望而不可即。中國的現代史，是一部倒退的歷史。
方然的父親在微信中說，父子倆都是中共黨員，方然是二零一三年入黨的。老實說，我對黨員不會有較正面的評價，尤其是習近平時代入黨的黨員，但我願意為這個無辜受害的公民說話。方然的父親還特別寫道：「方然的爺爺從小靠雨花臺革命烈士撫恤金活下來，方然從小就聽著爺爺講烈士的故事。」他以此凸顯方然是根正苗紅的烈士後裔，不會做顛覆國家政權的傻事。但是，共產黨員的身分不是護身符，更不是丹書鐵券，如果稍稍讀過一點中共黨史，就會知道：陳獨秀、瞿秋白、趙紫陽等中共黨魁，劉仁靜、張國燾、李達等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創黨黨員，以及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成了叛徒和罪人，黨對自己人從來不會手軟。
方然的父親不知道的另一個事實是，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社會學是一門帶有原罪的、非常危險的學科。毛澤東時代，這門學科曾被「連鍋端」，也就是從各大學中徹底取締。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學生、學者聶莉莉在《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新中國初期的潘光旦、費孝通及其周圍》一書中指出，中共建政之後，對大學和知識界展開前所未有的思想改造運動，且經過高等學府的院系調整，社會學等社會科學被廢除了，這個空白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後的改革開放初期。作為社會學界領軍人物的潘光旦、費孝通等人，首當其衝，難逃一系列殘酷的政治鬥爭。「共產黨政權初始之期，學問的源流來自中國傳統思想以及西方民主主義、現代思想的『異類』知識分子們受到了革命的猛烈衝擊，不得不進行深刻的反省和自我思想批判，在他們迎來的『新思想』與不得不棄掉的『舊思想』之間，呈現出鮮明的對峙。」
費孝通是中國有名的社會學者。圖/取自網路
潘光旦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費孝通雖然倖存下來，後來還當上花瓶式的高官，但其學術生命早已死亡，他再也寫不出早年的《鄉土中國》那樣的力作——後來他回憶從反右到文革中斷了二十年的學生生涯及噩夢般的遭遇時說：「我損失了二十年。我像是做夢！好似某種噩夢。我可以看書，但是沒有新出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書，我讀歷史書。我的智能不可能有大的進步。我內心十分混亂。我缺乏自信。那是我思想的真實狀態。最後我只有放棄希望，沒有奮鬥目標，失去未來。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還能做什麼事。我不能忍受回顧，也沒有未來。沒有未來，又不想回顧，而還活著，那是太壞了。」
毛澤東時代不是一個已告別的噩夢，就像二十年後阿富汗塔利班的卷土重來一樣，毛澤東的幽靈再次附體在習近平身上。社會學還沒有被明令取締，但方然事件顯示，社會學在中國仍是一門危險學科，離監獄大門很近的學科。潘光旦、費孝通所遭受的苦難，還將在方然身上重演，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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