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戰後在美國的台灣移民生活情況有所了解者，都知道台灣移民在美國商界、學術界乃至於政界都有一席之地，但是在中情局任職，特別是從事諜員情報任務的台灣移民可謂鳳毛麟角，而其中一位以筆名「豪甦」(Edmond Su Hao)寫成的自傳式小說 “NOC：Non-official Cover”留下難得的紀錄，此書原寫成於1995年，台灣前衛出版社在1998年譯成繁體中文版《一個台灣人在CIA》在台灣出版， 日本中央公論新社則譯名為《NOC―小説 CIA見えざる情報官》於2000年出版日語版。
《一個台灣人在CIA》作者簡介
關於《一個台灣人在CIA》的作者，是以筆名「豪甦」的身份寫成此書， 1934年出生於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望族，因此接受良好的教育，「豪甦」除了自身的母語台語之後，無論是日語，或者戰後國府時期通行的華語，他都能說的非常地道，再加上他在法國及美國留學的經歷，讓他成為精通多門語言(台語、日語、華語、英語及法語)的人才。
「豪甦」之所以在1965年申請加入中情局，除了家庭的經濟情況所帶來的就業壓力，對於中情局的憧憬也是他選擇主要的動機，雖然當時他尚未取得綠卡，但是中情局考量到他的日語及華語能力，決定招募他加入中情局，開啟他長達二十二年情報員的間諜生涯。
關於「豪甦」的間諜生涯
作者「豪甦」在本書前言就事先聲明，此書已經經過中情局審核通過，而書中的若干情節因為涉及個人隱私及任務的機敏性質，因此對相關內容進行更動或以虛構的方式作處理，但是書中大部分的內容仍然是根據他的真實經歷所寫成。
由於此書原本是面向美國讀者，因此書中關於台灣的部分不多，只是作者簡介自身背景的補充。
他在中情局的職業生涯於1987年因為健康因素、中情局職場環境發展受限的不如意而選擇申請退休，結束他的間諜生涯。
作者在本書開頭即強調外界對於中情局的種種迷思其實跟實際情況完全不同，如他的美國及日本親友得知他曾在中情局任職時，有人甚至認真的問他為中情局工作期間「到底殺了多少人？」當他回答「沒有，不曾聽說過殺人」時，對方總是難以置信，但是事實就是如此。
作者在本書除了記述他在日本及義大利羅馬、美國本土作為非官方掩護情報員活動的歷程之外，他也坦誠的記述他的家庭生活，以及他身為情報員的工作特性以及不羈性格在個人生活及家庭上所帶來的影響，以及他身為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如何幫助他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正如部落客kaiw在部落格談到對於此書的感想：「作者基於他特別的人生所認真寫下的這本回憶錄，還是值得一看的，看一個認真的人所分享的人生經驗。」
從情報研究角度看《一個台灣人在CIA》
如果從情報研究的角度來看《一個台灣人在CIA》，作者的情報員生涯有不少值得深入探究之處，例如：
一、作者身為亞裔在1960-1980年代的中情局所面臨的職場環境。
二、日本新聞界如何成為當年蒐集「竹幕」情報的重要一環。
三、作者如何談非官方掩護（Non-official Cover）情報員？
下列將分別說明這三個看點。
身為亞裔幹員在當年的中情局
在1960年代末的中情局對於內部的族裔多元化跟平等進用政策並未給予太多關心，對於包括華裔在內的亞裔幹員仍存有刻板印象，而「玻璃天花板」現象較今日更為嚴重，因此身為亞裔幹員的作者在這個職場氛圍之下自然是點滴在心頭。
事實上包括華裔在內的亞裔幹員，在中情局多年來都是在中基層主要負責語言、文件翻譯以及分析工作、檔案管理，但是少有晉升為管理階層的機會。即使在今日的美國情報界，亞裔也僅佔總體雇員人數的百分之四。作者身為亞裔中情局幹員的經歷，無疑是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視角
當年蒐集「竹幕」情報的重要一環：日本新聞界
作者在1960-70年代兩次以新聞記者的非官方掩護身份派駐日本時，運用日本新聞界人士對中國執行情報蒐集任務，他也在當地結識他的妻子，因此關於日本的篇幅在此書有相當多的章節，全書十六章共佔有六章之多。
吾人更感興趣的是當年冷戰期間的日本新聞界如何成為紅色中國及美日、蘇聯等國情報機構利用的場域。事實上，在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就已經針對日本新聞界特意籠絡，不僅准許日本新聞界在中國派駐特派員之外，更不時邀請日本新聞界人士跟中方要人如周恩來談話，中方的用意除了利用日本新聞界影響日本對中關係之外，也透過日本新聞界對日本乃至國際社會釋放特定訊息以達到北京的外交、政治策略意圖。在北京的特意籠絡之下，當年日本新聞界在「竹幕」的採訪空間跟限制相對比歐美媒體更為寬鬆。
而美日、蘇聯方面也看準此一機會從中招募日本新聞界人士蒐集中國方面情報，除了作者在書中提到招募日本新聞界人士的情節之外，於1979年向美方投誠的KGB駐日幹員列夫琴科(Stanislav Levchenko)在日後出版的回憶錄及訪談也透露他曾招募多名日本新聞界人士蒐集中國方面情報以及刊登KGB偽造的中共內部文件作為攻訐中國的輿論戰工具。
但是中國方面並非省油的燈，他們同樣從這些可能為美日蘇等國蒐集情報的日本新聞界人士重金招募為雙面諜反過來刺探美日蘇等國情報機構對中情蒐的意圖及目標，如作者在書中就跟幾位這樣的日本新聞界人士打過交道，而且發現不少願意為美方蒐集中國情報的日本新聞界人士其實是遊走美國、日本、中國的多面情報販子。
當年冷戰期間的日本新聞界在美日蘇中四方情報戰的角色及影響，仍然是尚未被充分探究的領域。
作者如何談非官方掩護情報員
作者在書中自述他在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當中「除了第一年和中間一年在總部工作，有二十年擔任無政府掩護的情報員。」
作者指出非官方掩護情報員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已經跟駐在國方面打過招呼，享有本國官方掩護情報官員的支援跟駐在國的默許，面對的風險較低；第二種是未經過駐在國許可派遣至當地，以平民身份活動，無法立即得到本國官方掩護情報官員的支援，特別是出事被捕時可能被本國官方否認其關聯而面臨長期的牢獄之災，而作者屬於第二種。
作者比較幸運的是他所派遣的國家是對於美國中情局活動較為友善的日本和義大利，面臨的風險較低，但是反而是機構內部的掣肘才是中情局非官方掩護情報員的最大問題，正如他在中情局同樣擔任非官方掩護情報員的好友告訴他的那樣：「很多無政府掩護的情報員遭到他們的聯絡官或上司虐待，有功時被搶奪，別人有過時則推上他，他向我保證，我的遭遇也差不多。」
除了工作上的困擾之外，家人因為他身為非官方掩護情報員的工作特性，所帶來的保密上的壓力，以及不斷在數個國家內移居的人際關係困擾，使得他對於他的妻子跟兒子感到過意不去。
正如前國安局官員蕭台福在《情報的藝術》談到外勤人員，特別是非官方掩護者派駐國外的困擾時所指出的那樣，家庭面臨分隔兩地或異地重新開始、子女的教育問題及環境適應問題以及長年在外欠缺內勤資歷造成升遷不順等種種困擾，作者在書中都不避諱的談到這些問題，看來這的確是國內外情報圈內，特別是非官方掩護情報員共通的煩惱跟困難。
結語
筆者依稀記得，當年《一個台灣人在CIA》在台灣出版時，前衛出版社曾邀請作者「豪甦」參與本書繁體中文版的發表會，當時媒體報導「豪甦」曾呼籲台灣社會應該開始討論情報事務，並且以不帶成見及崇拜的角度看待情報人員的角色；誠哉斯言，今日對於情報事務以及情報人員的實際情況仍然蒙昧無知的台灣社會，無疑該從「豪甦」的這本著作及忠告，認真的思考並議論情報事務以及情報人員的角色，這或許是「豪甦」的著作對於台灣讀者乃至於社會的意義所在。
封面圖片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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