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有一個特別的日子，就是10月17日。1921年（日治大正十年）的這一天，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到了今年，正好就是文協的百年紀念。
在臺北大稻埕的蔣渭水紀念公園，有一座文協會員紀念碑。這塊碑文上的許多名字，在當時曾經是光彩奪目的人物。試以林獻堂、陳炘兩人為例，已經過世的林莊生（作家莊垂勝之子），就寫下了這樣的回憶：
「陳（炘）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金融經濟…可以說是台灣人留美的先驅…陳創辦大東信託公司…是代表台灣人的事業團體…因此受到總督府之挑剔與牽制…我所看過的父親師友中，容貌高貴，談吐文雅者，首推獻堂先生；英姿俊挺者以陳炘先生為最，堪稱為台灣第一美男子。」
（《懷樹又懷人》，玉山社2017，頁327）
當然，紀念並不等於單純的頌揚，今人不需要過分神化文協諸子。成立於百年之前的文協，有無可諱言的侷限性。在蔣渭水寫下的《臺灣文化協會會歌》當中，就可以略見一二：
我等都是亞細亞 黃色的人種 介在漢族一血脈 日本的百姓
所以天降大使命 囑咱緊實行 發達文化振道德 造就此才能
欲謀東洋永和平 中日要親善 我等須當作連鎖 和睦此弟兄
糾合東亞諸民族 締結大同盟 啟發文明比西洋 兩兩得並行
可免黃白起戰爭 世界就和平 我等一舉天下利 豈可自暴棄
但願最後完使命 樂為世界人 世界人類萬萬歲 台灣名譽馨
以上歌詞，至少包含以下幾種思想元素：漢人本位的大中華主義、東亞協和的泛亞主義、世界取向的國際主義、非暴力的和平主義、以及放在最末位的台灣本土意識。可說是兼容並蓄，海納百川。而且，在歌詞之外，顯然還有一個不能直接提及，但卻是1920年代廣泛流行的「進步」思想：社會主義。
然而，上述這些思想元素，即使在理論層面不是絕對無法相容，在實踐層面也難免有所扞格。「什麼東西都給我來一點」的結果，就是不同目標之間互相牴觸。況且，文協終究只是一個知識人的平台，而不是政黨，既缺乏具有足夠韌性的組織，也談不上實現目標所需的整體戰略。
這樣的弱點，很快就在激烈的時局變動下暴露出來，讓文協先在共產黨的滲透下分裂，繼而在外敵（總督府）的壓制下覆滅。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我描述這個過程，並沒有要輕詆先人的意思。若挾事後的歷史知識，指摘百年前的人物應該如何行事，這並沒有什麼意思。更何況，跟文協諸子相比，今人也不見得就有高明到哪裡去。文協表現出來的許多侷限，在今天的臺灣社會依然存在。
好也罷，壞也罷，文協是臺灣歷史的一個重要節點，是臺灣本土意識的一個里程碑。我們這一代的臺灣人繼承了文協諸子所留下來的遺產，同時也繼承了他們的弱點。至於如何克服這些弱點，那是我們的責任，而不是他們的。
文協當中，有些人沒能看到總督府的統治結束（如賴和）。至於活到戰後的人，則要面對「祖國降臨」這個變局。陳炘、林茂生（臺大文學院教授，跟胡適一樣是美國哲學家杜威的學生）等本土秀異人士，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被處死。林獻堂雖然倖免於難，但也已極為驚悚。1948年的中秋節，他寫下一首題為《中秋暴風雨》的七言律詩：
賞月名園共賦詩，賓朋有約待佳期。
鬼神底事偏相妒，風雨連宵獨見欺。
庭樹舊枝多斷折，田禾新穗盡離披。
欲看秋色平分夜，請待明年亦未遲。
（《全臺詩》第33冊，頁212）
這首詩雖說「請待明年亦未遲」，但到了隔年中秋，林獻堂已經看不到臺灣的月亮。1949年9月23日（農曆8月2日），林獻堂搭上飛往東京的班機，從此再也不願意回到「祖國」統治下的故鄉。所以，「庭樹舊枝多斷折，田禾新穗盡離披」的1948，就是林獻堂最後一個在故鄉渡過的中秋節。
註：封面圖片為臺北大稻埕的文協會員紀念碑。取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本文轉載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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