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沒有用？學歷史的人都是廢柴嗎？
近日，有一則台灣新聞報道說，一位彰化鄉下二林高中的滿分狀元，當年寧為雞首棄建中，如今穩上台大。
很多人一看台大，就眼睛發亮；但接著一看這位學生上的是歷史系，立即就對其冷嘲熱諷起來。有人說：「讀歷史系？要是我是他老爸就打他兩死。真不為未來著想。」有人說：「台大歷史？厲害了。」有人說：「74級想要進台大醫是做夢嗎？75還不一定能進台大醫。讀歷史系在系上比較無壓力。如果進電機系，碰到真正的高手，無法抗壓，挫折感可能讓你鬱鬱寡歡。」
這些議論足以顯露台灣社會的「淺碟化」以及極度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這也恰恰是台灣民主深化長期止步、轉型正義舉步維艱的重要原因。台灣民主化已三十年，解嚴之後出生的一代人已成為社會中流砥柱。他們中很多人對解嚴前白色恐怖時代的歷史不感興趣，以為如今享受的自由生活是理所當然的。我在寫作五卷本的《台灣民主地圖》系列時，跑遍台灣各縣市及外島，尋訪了一百二十五個與台灣民主化有關的地景，但我在很多地方參訪，赫然發現這些人權地景僅有我一個參觀者。而我在台大演講時，很多年輕學生對我介紹的這些就在他們身邊的地景聞所未聞。
這種對歷史的漠視、輕視乃至蔑視，使台灣的轉型正義轉了多年，仍未抓出一個加害者來，而受難者及其家人已日漸凋零。林義雄滅門案、陳文成案，至今真相不明；阮朝日、陳炘、林茂生等台籍菁英究竟是如何遇難的，至今仍是謎團。害死鄭南榕的兇手被主流媒體打造成執政美譽度最高的市長，連自己究竟姓章、姓李還是姓蔣都弄不清楚的立法委員儼然以轉型正義的先鋒自居，怎麼一個「亂」字得了！
終身致力於追究納粹加害者的西蒙·維森塔爾在《劊子手就在我們中間》一書的結尾處，回憶了黨衛軍喜歡用嘲笑的口吻訓誡囚犯：
不管這場戰爭如何結束，我們都已經贏得了對你們的戰爭。你們沒人能活下來作證，就算有人能倖存，世界也不會相信他的話。歷史學家們可能會懷疑、討論和研究這些問題，但他們無法定論，因為我們會毀掉所有證據，連同你們一起。即使留下一些證據，即使你們有人能活下來，人們也會說，你們講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讓人無法相信——他們會說這是盟軍的誇大宣傳。他們會相信我們。而我們會否認一切，包括你們。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來書寫。
這種可怕的情形部分在台灣發生了：龍應台的《大江大河》用文青式的煽情，誇大了某一部分人的痛苦，同時又掩蓋了更多人的苦難，這本書長期盤踞暢銷書排行榜前列，熏陶出一種扭曲的閱讀品位、文化取向和歷史認知。
白色恐怖時代台大哲學系事件受害者王曉波，後來成為國民黨御用文人，被馬英九政府任命為教育部課綱微調的檢核小組召集人，他公開表示：
根據中共統計，蔣在大陸清黨就殺了四十幾萬人，「你台灣二二八家屬主張（受害罹難）兩萬人，兩萬人相對四十萬人，小case啊！」他的意思是說，要殺四十萬人才值得寫入史書，兩萬人可以忽略不計。這樣的人，不配稱為教授，只配稱為「叫獸」；不配稱為知識分子，甚至不配稱為「人」。
必須認識到，國民黨跟納粹黨一樣壞，二二八是縮小版的納粹大屠殺，如此才能將國民黨掃入歷史的垃圾堆。
捍衛歷史、捍衛記憶，就是捍衛自由、捍衛尊嚴、捍衛未來。在此意義上，歷史何其有用、何其重要！所以，在完成《台灣民主地圖》系列之後，我繼續寫台灣的勇敢者們的故事。這些勇敢者們，無懼政治的激流、監獄的禁錮、子彈的呼嘯、媒體的抹黑以及大眾的疏離，展開了一場螞蟻對抗大象的不對等的戰鬥。我希望通過研讀他們的回憶錄、傳記、口述史等史料，找到「他們為何如此勇敢」的秘密。
是苦難讓他們勇敢無畏
納粹集中營倖存者、義大利猶太裔作家萊維在《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一書中坦承，雖然自己以前是一位化學家，但在精神上是幼稚、無知、冷漠的，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知識人」，而他之所以成為「在一個坐標系中能夠實現最廣度的精神生活」的知識分子，「那正要歸功於集中營的經歷」。他經歷了苦難、目睹了真相，成為永不沉默的見證者、記錄者和講述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本人是集中營裡的歷史學家之一——「他們能夠以優秀歷史學家的謙卑，既考慮到集中營現象的複雜性，又記述其中千姿百態的人生命運。所以，這些歷史學家幾乎都是政治犯——因為集中營是一個政治現象。」
同樣的道理，在白色恐怖時代風聲鶴唳、動輒得咎的台灣島上，無論是作為優秀的醫師的蘇友鵬，還是作為英文教學開創者和教材作者及出版者的柯旗化，還有政治評論人傅正、政治學教授彭明敏、雜文作家柏楊等人，也都經歷了一段「監獄如同研究室」的厄運。他們成為景美監獄、綠島監獄或其他監獄的「新生」。
英國神學家C.S.路易斯說過：「上帝在我們的歡樂裡輕聲細語，在我們的良知裡揚聲述說，但卻在我們的痛苦裡大聲吶喊：痛苦是上帝用來喚醒這個耳聾世界的麥克風。」儘管我們不必刻意去製造苦難乃至歌頌苦難，但苦難確實是生命中最好的老師，上帝通過苦難對勇敢者說話，上帝幫助你將苦難轉為為精神資源。「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牢獄之災使他們走出原有的專業圈子，百煉成鋼，水滴石穿，走向更波瀾壯闊的、為台灣追求民主自由的宏大事業。如果沒有苦難、沒有牢獄之災，他們之後的人生軌跡肯定不一樣。
我也特別注意到，在每一個政治犯、良心犯背後，都有與當事人同樣堅貞不屈的妻子、母親或女兒。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讚揚中國女性「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同樣，當我讀到王培五（張敏之遺孀）、阮美姝（阮朝日的女兒）、高陳雙適（陳炘的女兒）、夏君璐（殷海光的妻子）、唐香燕（陳忠信的妻子）、楊翠（楊逵的孫女、魏揚的母親）等人的傳記、訪談及著述時，也看到了「台灣好女人」巾幗不讓鬚眉的氣度與勇氣。她們既是政治犯家屬，也是她們自己——或在失去丈夫的淒風苦雨中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一堆嗷嗷待哺的孩子，或在失去父親的霜刀雪劍中堅韌地傳承家族的精神，或自己著書立說，或幫助其他處境更困難的難屬，她們就像聖經中所說的「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火把，祂不吹滅」。
苦難打造了勇敢者，而自由需要勇敢者來捍衛。自由從來不是一帆風順、一勞永逸的，稍有倦怠和鬆懈，自由就會被居心叵測的人偷走，專制獨裁就會惡狠狠地捲土重來。太陽花學運好像就發生在昨天，而「韓流」來襲更是近在咫尺而讓人背脊發涼。如今發生在中國、香港、緬甸的人權災難，未嘗不會發生在台灣。爭取自由，可能需要數十年如一日、鐵棒磨成針的堅韌努力才能開花結果；然而，暴政復辟，或許就在轉瞬之間，讓人猝不及防。昔日擁抱「民主回歸」的香港人，會料到隨身攜帶一支鐳射筆，也會找到逮捕並判刑入獄三個月？以為自由受美國憲法保障而固若金湯的美國人，會料到政府會利用中國肺炎病毒禁止教堂開門，卻任由夜總會車水馬龍？所以，重溫當年的勇敢者的苦難和抗爭，像當年的勇敢者那樣枕戈待旦，乃是「小確信」和「小清新」時代的一門必須課。
是對家人、同胞和土地的愛讓他們勇敢無畏
沒有人天生就是勇敢者。
德國抵抗運動中首屈一指的外交政策思想家、魏瑪共和國時代曾任駐外大使的烏爾里希·馮·哈塞爾，看到納粹吞噬深愛的同胞、荼毒深愛的家園，毅然決定參與抵抗運動。「不能等車子掉進深淵才去剎閘，而要事先跳上馭手的座位——這就是我們的責任，雖然無光榮可言，而且救國的希望也很渺茫。」
預定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舉事，後因事機敗露而未能發動。幾天之後，蓋世太保闖入哈塞爾的辦公室。他事先已知悉，端坐在寫字台前恭候多時。九月八日，在被處決前幾分鐘，他在給妻子的絕命書中匆匆寫道：「在這個時刻，我要對上帝和你致以衷心的感謝。你仿佛就在身邊，是你賜予我安寧和力量。我懷著這樣的思想，因而抵消了因離開你和孩子所造成的創傷。上帝會使我們的靈魂異日相逢一處。但你現在要活在世上！這是我一切安慰所在，要為孩子們的未來盡心。你要堅強，要勇敢，要像昂首屹立的巨岩。」不同國族的獨裁者如此相似，不同國族的抗爭者也是如此相似——在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受刑人和死難者中，亦有諸多類似的家書或絕筆，催人淚下，更讓人怒髮衝冠、長歌當哭。
張敏之、陳炘、阮朝日等人連絕筆都未能留下。他們的挺身而出、捨生取義，是因著對家人、同胞、土地和真理的愛，方捨生忘死、生死不渝。張敏之在危險降臨之前，原本可以拋下學生，從澎湖到台灣，謀求一個優渥的教職，他卻選擇留下，阻止軍方將學生抓作壯丁。陳炘身患痢疾，本可不必出面調停二二八紛爭，他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陳儀面前據理力爭。他們愛家人，愛學生，愛員工，愛同胞，即便明知軍頭、特務和暴君都是嗜血的惡魔，也以最大的善意與勇氣與之周旋。他們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只想充當扛起閘門的人，即便被閘門壓倒，壓得粉身碎骨，也要盡力救人，能多救一個是一個，用聖奧古斯丁的話來說就是：「他們不想為生命而捨棄真理，他們以死而為真理生。」
勇敢當然不是一場燈火璀璨的「秀」，勇敢需要付出不菲的代價，勇敢者很多時候是「雖千萬人，吾往矣」，有時是千夫所指，有時甚至是家破人亡：吳國禎當上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省主席，只要對蔣介石唯命是從，必可垂拱而治，但他偏偏要為民請命，那成了蔣家王朝的攔路石；傅正原本是蔣經國的文宣幹部和手下愛將，前程似錦，卻因為看到國民黨一錯再錯，忍不住當了吹哨人，遂成階下囚；彭明敏早已名列國民黨「十大傑出青年」的紅榜，榮華富貴，唾手可得，卻為了台灣的自由與獨立，與國民黨一刀兩斷。吳濁流自比台灣連翹，楊逵在東海花園種植太陽花，韋政通如一塊發光的孤炭，李永熾在漏雨的研究室「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們走的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柳暗花明，峰迴路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他們不需要掌聲，不需要鮮花，不需要財富，也不需要權力，縱然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他們的人生依舊如許精彩。
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著愛與公義的緣故。在講求功利主義的華人文化中，或許人們會嘲諷說，「愛與公義又不能當飯吃」，他們的做法也不符合投資和受益的經濟學原理。但對於這些勇敢者來說，愛與公義就是他們生命中的磐石。
是基督信仰讓他們勇敢無畏
安提阿的聖依納爵在為主殉道前寫下了七封書信，是研究早期基督教的珍貴史料。他的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我是基督的麥粒。野獸之牙要把我磨碎，這樣我才會變成每日的糧食。」後世效法他為真理獻身的基督徒不絕於縷。
德國哲學家阿爾弗雷德·戴爾普一直用基督信仰來抵抗納粹意識形態。這位年輕的耶穌會會士曾是《時代之聲》雜誌撰稿人，他孜孜不倦地寫作，為在公眾生活中重建上帝秩序奮鬥不息。在雜誌遭到查封後，他又以傳道為名到慕尼黑-鮑根豪森教堂宣揚其主張——致力於瓦解現政權，而以基督精神重建未來的德國。他被捕後，經受了漫長的酷刑虐待，然後遭到處決。他在給教會會友的絕命書中寫道：「我無意用貶低塵世生命的做法去聊以自慰。說真的，我還想活下去，還想再幹些事情，想向人們宣布我新近發現的價值。可現在，情況為之一變，上帝讓我保持力量，以適應祂的意志。」他在監獄中悄悄私自舉行聖禮，經過禱告，得到了上帝的回答：「無論如何，我要在內心相應地捨棄自我……我盡力做到這樣，起碼要作為一粒飽滿的谷粒落入土中，落到上帝之手。」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戴爾普在普勒岑湖被處以絞刑。在趕赴刑場的路上，他仍在向監獄神父大廳前線的戰況。神父一言不發，他卻說：「半小時後，我比您知道的還要多！」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在我所寫的這些勇敢的台灣人中，有接近半數的人是虔誠的基督徒，這個比例遠大於台灣基督徒在台灣總人口中所佔之比例（百分之五）。可見，台灣的基督徒並未辜負作為「光明之子」的榮耀身份。蘇友鵬、柯旗化、彭明敏、柏楊、吳國禎、李登輝、王培五、陳炘與女兒高陳雙適、殷海光與妻子夏君璐、夏道平……他們或是生於與基督教有深厚淵源的家族，從小耳濡目染，早已受洗歸主；或是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才作出丹麥哲學家祁克果所說的「信心的跳躍」，放棄對自我與理性的執迷，全身心地投入耶穌基督的懷抱。他們在生命的不同階段、不同時刻，被上帝揀選，無論如何，條條大路通往耶穌基督。
他們都是平信徒，不是神學家，深入闡釋信仰的文字並不多，但他們的信仰樸素單純、「又真又活」。他們的生命就是他們的見證，因愛神而更加愛人，因認罪悔改而重生得救。他們的生命因為與耶穌基督之間的連結，而在耶穌基督裡有了大平安，那是世上所有的苦難都奪不走的大平安。
在信仰似乎不再需要付出代價的今天，人們將信仰當做飯後小甜點，星期日去教堂參加禮拜如同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獲取精神按摩和心理諮詢——給教會的奉獻可比給心理醫生的費用節省多了。於是，為了迎合聽眾，牧師在講台上很少講「背起十字架來跟從主」這樣「不討喜」的真理，而熱衷於傳播虛假的平安和儒家式的道德教誨，如聖經中所說：「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此時此刻，人們尤其需要回到那個外在環境「不平安」的時代，看那些心中有真平安的前輩基督徒是怎樣按照聖經教導來生活的。他們的信仰是一份與上帝簽訂的聖約，是不摻水的、不打折扣的。是基督信仰讓他們勇敢無畏，是基督信仰讓他們的生命被照亮並將這亮光傳遞給後人。
台灣何其幸運，有這樣一群勇敢者，他們像摩西帶領猶太人出埃及、過紅海一樣，帶領台灣人「出中國」，並「因真理、得自由」。
我在這裡分享勇敢者的故事，期盼更多的讀者從這些故事中汲取力量，進而書寫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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