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無國界新聞記者組織（RSF）所作「2021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指出，中國在180個被評比國家裡排名第177名，為全球公認的最嚴格審查制度國家之一。如同COVID-19在中國出現並蔓延到全世界，審查制度的病毒也蔓延到亞洲和大洋洲，並在大部分的地方漸漸扎根。首當其衝的是香港，2021年排名第80名；2020年6月開始實施《港區國安法》後，中國能根據法規直接干預半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對香港新聞業構成嚴重威脅。
一、戰狼式外交風格，無助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國際形象
2021年10月2日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發表評論，強力抨擊無國界新聞記者組織，對標榜以推廣獨立新聞、打擊虛假資訊的「新聞信任計畫」（JTI）嚴厲批判，宣稱無國界記者「捏造一堆謊言」傷害中國，甚至提出警告：無國界記者這隻「野狗」最好提防中國的「棍子」。而無國界記者組織秘書長德洛瓦則駁斥《環球時報》之批判「瘋癲又語帶威脅」，未能提供任何有事實根據的論述；同時，宣稱因其譴責中國政府充滿壓制的法律框架和濫用刑法的作為，導致其組織被貼上「反中」標籤。
近年來「戰狼」風格主導中國外交政策及行為，中國已從「韜光養晦」、「絕不稱頭」戰略思維，走向「高昂俯視」、「積極主導」另一端。因而，與西方主要國家間的關係日益緊張，與美國、澳洲及歐盟國家的爭論，方興未艾此撲彼落。而2021年5月31日習近平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曾表示，中國要在國際社會廣交朋友，必須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尤其針對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強調要在對外宣傳中注重基調，應持「謙遜謙和」態度。
然而，從《環球時報》對無國界記者組織批判來看，這只會惡化中國政府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關係，對中國的國際形象並無助益。從上述國際非政府組織對中國政府新聞管理制度及新聞自由、媒體開放及公信力之批判來看，顯然，中國政府與無國界記者組織存在緊張對立關係。這種緊張關係，毫無助於塑造中國良好國家形象及國際聲望，從而可能因爆發議題爭論後，衍生更為嚴重衝突。
二、港區國安法推動惡化香港社會媒體自主性及新聞自由
首先，中國政府強化對香港媒體控制，降低其自主性。無國界記者組織指出，香港和澳門的公共廣播電台高層干預編輯，使新聞製播獨立性面臨威脅，戕害新聞自由。香港的公共廣播公司一向勇於嘗試追究官員責任，且新聞記者具有高度自主性。在新國安法運作下，香港電台的記者和電台單刀直入的調查報導似乎面臨風險，可能加強對香港原不受約束的新聞機構管制，傳統以英國廣播公司模式運作的香港電台已感國家規範壓力。此外，《港區國安法》要求出版商、廣播公司，應避免可能被視為顛覆性、高度敏感性的政治議題討論，這可能導致國家對輿論傳播管道進一步控制，香港電台可能轉換成為國家宣傳機器扮演黨國喉舌角色，而失去相對自主性。
其次，香港媒體的新聞自由度及公信力下降 。《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自由人權遭打壓，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岌岌可危，2020年10月20日香港民調機構「香港民意研究計畫」發布報告指出，香港的新聞自由滿意度大幅跌落，滿意淨值為-25％，滿意度僅29％，超過半數達54％不滿意，是香港從1997年主前權移交後史上最低數值。民調顯示，香港媒體的公信力與觀感也出現低落的趨勢，其中認為新聞報導負責任的受訪者僅19％，也創2007年以來新低，而認為不負責任的有35％；另外若以最高10分來評香港媒體的公信力，也跌到5.14分，同樣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最低紀錄。
黎智英因違反港版國安法而遭逮補。圖/取自立場新聞
再者，《港版國安法》產生寒蟬效應，對「港獨」、「顛覆國家政權」等畫下政治紅線。2020年8月10日，香港警方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為由，大舉逮捕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多位高層，並進入集團總部進行搜索。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痛批，警方搜索新聞機構只在第三世界始可能發生，批判這是「白色恐怖」，嚴重摧毀香港新聞自由。黎智英被捕的消息震驚國際，包括《美聯社》、《路透》、《BBC》、《半島電視台》與《法新社》等國際通訊社以及新聞媒體紛紛進行報導，甚至幾乎都以頭條新聞報導。而黎智英被捕之際，香港政府同時也鎮壓民主派人士，降低香港的新聞自由與參政空間。
最後，香港政府加強對媒體管治，嚴重影響採訪自由及新聞自由。針對香港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未來只有經政府登記的新聞媒體可在警方允許下進行採訪，不再承認香港四大新聞工會中的「香港記者協會」（簡稱記協）、「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簡稱攝記協）登記記者。香港警方意圖變相實施「記者登記制」的舉動，引發新聞界一片譁然。2020年9月22日有8個媒體組織發表聯合聲明，譴責港警在完全沒跟業界溝通的情況下，單方面破壞雙方關係。香港政府不再承認四大新聞工會所登記記者，這顯示政府將加強新聞管理，邊緣化工會對新聞媒體組織及領導作用。
香港警方則聲稱「先後發現有自稱記者的人混入人群，涉嫌阻礙警方工作，甚至襲擊警務人員，增添了警察執法的困難」，並以此為由修訂《警察通例》，在原有「傳媒代表」的定義中移除「持有香港記協或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會員證的人士」，改為「持有已登記為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 (GNMIS)的傳媒機構的身份證明文件的記者、攝影師及電視台工作人員；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聞通訊社、報章、雜誌、電台和電視廣播機構的人員」。
香港政府此種透過自上而下主導媒體管理模式，引發眾多非政府組織譴責及批判。例如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協會、大專新聞教育工作者聯席、明報職工協會、壹傳媒工會、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眾新聞工會等8個新聞組織發表聯合聲明，譴責警方修改通例是「無異於實行官方發牌制度」，嚴重影響採訪自由以及新聞自由，批判政府對香港新聞媒體的管治已走向集權控制之路。
三、自推動「一國兩制」後，新聞自由程度退步成趨勢
事實上，香港自回歸中國後，其在國際組織中有關自由化評比中持續下降。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全球新聞自由度排名調查，由2002年第18名降至2018年第70名；加拿大菲沙機構（Fraser Institute）公布的全球人類自由指數調查，「個人自由」由2016年第19名，跌落至2017年第26名。從長期角度檢視，香港新聞自由程度退步已是大趨勢，中國政府實施《港區國安法》對「港獨」、「顛覆國家政權」等畫下政治紅線，香港政府因而限制新聞自由，《港版國安法》產生「寒蟬效應」，強戶香港媒體「自我審查」作用，不僅衝擊新聞自由，也影響媒體的公信力，從而降低公民社會的自主性、多元化及開放性。
「 2021 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中，中國在180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177，此遭到中國媒體之批判。無國界新聞記者組織堅稱這份2002 年即已發表的評估報告，係根據媒體多元性、獨立性、法律框架水準和記者安全等客觀標準評分，反映記者享有的新聞自由度。同時，也批判自習近平自2013 年上台後恢復毛澤東時代集權控制做法，抨擊黨國體系大規模控制專業媒體、暴力打壓公民記者，對網路展開前所未有的審查；並宣稱中國政府已關押高達 122 名記者和新聞自由捍衛者。而《環球時報》針對無國界記者組織的批評，及略帶恐嚇拿出「打狗棍」教訓無國界記者說法，此種威脅口氣其實並無助於達成黨國大外宣目標，從而塑造中國「可信、可愛、可敬」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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