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俄羅斯總統普丁普丁在索契（Sochi）舉行的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第十八屆年度全會上發表主題演講。
普丁猛烈抨擊極左意識形態在整個西方世界造成若干社會弊病：「所謂的社會進步的人士相信，他們能給人帶來新的良知、新的意識，是更正確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我想說，他們想出的食譜並不新鮮。」他進而將西方左翼進步主義與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聯繫起來：「這是我們在俄羅斯曾經看到的景象。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黨遵循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條。他們還宣布將改變傳統的生活方式、政治、經濟生活方式，以及道德觀念，而這是一個健康社會的基本原則。」
普丁講出這些看似反左的話並不奇怪，這些看似正確的話，在俄羅斯的不同語境，是別有用心的：第一，他的用意是妖魔化美國和西方（儘管美國和西方確實有其自身的嚴重問題，但各項民主自由指數遠在俄羅斯之上），同時將俄羅斯描繪成人間天堂，讓俄羅斯人乖乖當他的奴隸。第二，他刻意張揚大俄羅斯主義，打壓少數族裔，為其在車臣等地的武力鎮壓辯護，也正當化俄國在烏克蘭、喬治亞等地的侵略行徑。第三，他反對同性戀，是在社會倫理道德議題上討好東正教，跟東正教締結成政教合一的專制結構。普丁並無虔誠的宗教信仰，他的東正教的「優待」，跟歷屆沙皇一樣，只是將教會變成其愚民工具而已。如果不能理解普丁這番言論的時空背景，很容易拿著雞毛當令箭，立即覺得普丁「看上去很美」。
普丁在此處將西方左派與蘇俄共產主義傳統放在一起批判，也是他的一種話術。實際上，普丁本人是前格別烏駐東德情報官員，在蘇聯時代從來不曾參加任何反共的民主運動，其執政後多次利用一部分俄國人的懷舊心態，高調讚美史達林暴政和十月革命。
口頭上反對左派，卻崇拜共產專制的大魔頭
當俄國共產黨主席留加諾夫發起紀念史達林誕辰一百二十週年紀念活動時，普丁高調亮相現場表示支持。普丁的祖父曾是史達林的家廚，普丁家族一定流傳著不少鮮為外人所知的偉大領袖的故事，從小就照亮普丁的精神世界——這或許是他在大學時就加入共產黨（蘇聯解體後，他從未公開宣佈退黨）並選擇為格別烏效力的原因，正如出生於俄國的英籍記者亞凱迪·奧卓夫斯基所評論的那樣：「在普丁看來，史達林不是壓迫的象徵，而是國家權力的終極展現。」
二零一七年，普丁政權隆重舉辦紀念十月革命一百週年，普丁撥給的預算多得驚人，他還親自當場發表長篇演講。二零一七年的一系列百年紀念活動鼓勵大眾「明白強大國家權力對俄羅斯的重要性——這權力是受到各種不同的人民的支持。」在此之前兩年，普丁身邊一名高官下令送給列寧一百五十週年誕辰一份厚禮：為這名躺在水晶棺中的前領袖換一套新西裝。在一個特殊的實驗室裡，專家脫去這名共產黨創始人的衣服，重新為他套上新的一件雙層透明橡膠連體緊身衣，然後再為他換上裁縫精心縫製的高級西裝。
俄羅斯共產黨在莫斯科街頭紀念十月革命。圖/網路
俄國評論家馬提諾夫精闢地指出：如同普丁的俄國，這個俄國本身是一件人工製品，它的油光亮麗大衣底下藏著深不見底的腐爛。他繼而充滿嘲諷意味地評論說：「我們將會紀念羅曼諾夫王朝四百週年，緊接著是紀念十月革命一百週年。我們將會紀念「契卡」（列寧的祕密警察），然後又毫不延遲地紀念政治壓迫受害者……普丁、史達林、列寧和尼古拉二世手挽著手把俄羅斯從一個勝利帶到另一個勝利。」
奴在心者的流亡華人轉往崇拜普丁
然而，讓人瞠目結舌的是，有不少被中共迫害而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大概太寂寞和太絕望了，一面大罵習近平，一面又將普丁奉為人類救星，對其漏洞百出的講話讚不絕口。比如，曹長青在推文中說：「普丁是全球領袖中唯一公開指出西方白左要步列寧後塵、把世界推向災難的，也是唯一批評瑞典那個環保小左瘋的國家元首。……經過共產主義的普丁對左派意識形態更敏感，而且敢於直接抨擊西左精英和領袖，非常難得！」
自稱參與過八九民主運動的中國流亡學者吳祚來將蔣介石拉出來，跟普丁形成雙峰並立，認為他們都是「文化保守主義者」：「普丁讓東羅馬復活了。……當年反蔣介石獨裁是政治正確，蔣侵犯人權也是事實，但蔣保守中華文化傳統，反共是真誠的。如果覺得蔣文化保守主義好，難道就是支持蔣侵犯人權嗎？」
某自由亞洲電台資深記者說：「普丁終於亮劍！不出所料。比照蘇共歷史，認知當今左翼意識形態，抨擊西左抹殺歷史，反對取消文化……句句到位，字字珠璣。」
還有一位著有多部力作的文化學者稱讚說：「歷史是旋轉的，當年被滅的俄羅斯歷經劫難之後，如今挺身成為昏暗世界的明燈。普丁是繼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大帝之後又一位俄羅斯偉人：以東正教和斯拉夫民族國家立國，拒絕被強制疫苗被全球化。葉爾欽沒有錯看他，索忍尼辛九泉含笑。」
資深記者在讚美普丁的同時，卻忘了普丁用暗殺手段消滅了數十名批評他的記者；著名作家在讚美普丁的同時，卻忘記了普丁將數十名作家送進監獄或放逐出國——跟中國共產黨迫害他們的方式很相似。這些普丁的粉絲自稱右派，其中還有美國公民和基督徒。
我只能說，他們的言論羞辱了右派之名和基督徒之名。他們沒有加入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的大合唱——過去他們曾受中國共產黨迫害，還不好意思轉過頭來向習近平下跪；但是對他們而言，讚美普丁毫無心理障礙——普丁迫害過很多俄國異議人士，但這跟中國異議人士無關。而且，普丁肌肉淋漓，可開飛機上天，亦能騎馬奔馳，比習包子更有卡里斯瑪式魅力。於是，他們便跪下去向普丁獻出飛吻。可見，要成為具有整全性觀念秩序的右派真的很難，若沒有深邃的基督信仰和英美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理念為根基，其政治立場和政治判斷必定搖搖晃晃、東倒西歪。
有人僅僅因為普丁反對同性戀就認為普丁是英雄。我不讚成同婚合法化，也曾在台灣遭到自稱同性戀人士的暴力襲擊，我在任何場所都毫不畏懼地說出我在此類議題上的真實想法。但我更不會因為普丁反對同性戀，就去讚美普丁，對我來說，反對同性戀的獨裁者仍然是獨裁者。如果僅僅因為認同普丁在這個單一社會倫理和道德問題上的政策，就對全面擁抱普丁，那麼是否應當因此而擁抱習近平呢——近期，中國政府禁止「娘炮」和「女性化」的男性出現在影視作品中，習近平政權出台各種新政打擊同性戀以及不符合傳統男性氣概標準的人群，自稱基督徒和保守派的人們是否因此而對習近平頂禮膜拜？
索忍尼辛與普丁之間「虛偽的和諧」
有人用索忍尼辛晚年與普丁交好來為普丁辯護。二零零七年，普丁授予索忍尼辛國家級的「人道主義獎」。索忍尼辛因身體原因無法出席在克里姆林宮舉辦的盛大頒獎典禮，普丁當天晚些時候前往索忍尼辛住處，親自向其頒獎。當時就有人批評索忍尼辛與俄羅斯新極權主義者之間的「虛偽的和諧」。索忍尼辛與普丁之間的「虛偽的和諧」，當然跟索氏本人思想中具有俄羅斯民族主義和東正教威權主義的陰影有關。
但另一方面，索忍尼辛並非被普丁任意擺佈的玩偶——他在肯定普丁當時穩定俄國政局的貢獻之後，仍批評其權力過於集中，並對俄羅斯未能走向瑞士或美國式「地方自治政府」這一恆久的願望而表示遺憾，對於俄羅斯仍然不存在與普丁政府對立的、有效的政治反對派，他亦直言說：「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的健康發展來說，反對派都是必須的和令人嚮往的。」
普丁不是被左翼進步派破壞地千瘡百孔的美國和西方的救星，普丁是一個終將被歷史否定的、雙手沾滿鮮血的獨裁者。被普丁關進監獄的反對派領袖納瓦尼稱普丁的政黨是「騙子小偷黨」，形容普丁的統治是「盜賊統治」。普丁與習近平互相羨慕和學習，普京學習近平修憲當終身總統，習近平學普丁的反美宣傳。
普丁近年來的一系列倒退政策，跟習近平在中國的所作所為遙相呼應：普丁政府立法「確保累積生育率」，修訂法律嚴懲所謂的叛國罪和間諜罪，將諸多國際NGO組織定義為「外國代理人」，修改歷史課本宣揚極端民族主義和仇外思想……俄國比中國進步的地方是看上去還有選舉，但州長和參議員如今都是官派；下議院由政黨按選票比例分配，消除了個人投票的意志；絕大多數媒體都在克里姆林宮掌控之下，一邊倒地支持普丁的人馬。俄國看上去像是西方民主政體，實際上卻更像蘇聯。
俄國最優秀的社會學家古德科夫將普丁的統治形容為「復發極權主義」，普丁政府將其主持的學術和民調機構列瓦達中心列為「外國代理人」。該機構公佈了一個形容笑話的民調結果：在一項「全世界自古至今最傑出人物」的調查中，史達林高居榜首，普丁和普希金並列第二。
匈牙利政治學家馬札爾提出「後共產黑手黨國家」形容俄羅斯的現狀
它從共產獨裁的基礎上產生，是共產獨裁衰敗後所剩的殘骸組建而成。統治菁英多半來自以格別烏為代表的原共產黨強力部門。一些舊勢力集團演變成以單一個人為中心，由該人帶領整個集團掌握權力。這個小小的權力集團結構就像個大家族，家族的中心是大家長，他只有兩個目標：積累財富、集中權力。權力和財富都由他來分配。
在普丁的例子裡，他最內圈的親信由從小在列寧格勒街頭和柔道館一起長大的人們組成，第二圈包含他在國安會和聯邦安全局的同事，更外圈則是他在聖彼得堡市政府的同事。馬札爾指出，「後共產黑手黨國家」是一個「運用意識形態」的政體，普丁的意識形態大戰，由「穩定壓倒一切」、哀歎蘇聯帝國的消逝、逐漸恢復蘇聯美學與偉大的衛國戰爭神話等部分組成。
普丁執政的前十年，靠著國際油氣價格的上漲，而讓俄國經濟形勢好轉，但俄國並未趕上資訊革命的末班車，除了軍工系統之外的傳統工業依舊凋敝，一旦國際油氣價格下降並遭受美國和歐盟經濟制裁，經濟立即迅速下滑。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格魯耶夫指出：如果該國不進行體制改革，那麼GDP年增長率就只能停留在百分之二以下，低於全球平均水準。
但普京政府顯然不願也無法進行這樣的改革，因此俄羅斯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只會在未來幾年間繼續萎縮，不可能重新躋身全球前十大經濟體的行列。「由於普京政權無法通過改善生活品質來贏得公眾支持，因此它將把更多的錢花在審查，政治宣傳和國外冒險行動之上。克里姆林宮將試圖說服俄羅斯人，不管普京有何缺點，他都是人們眼下的最佳選擇——尤其是面對外部敵人的時候。而人們也只能寄望普京精心打造的資訊獨裁將被網路的普及以及人們對官方媒體的不信任所打破，從而使官方的說辭越來越難以服眾。」
批判任何形式的獨裁者——無論是習近平式的獨裁者，還是金正恩式的獨裁者，以及普丁式的獨裁者——應當是自由人的道義和良知的底線。那些歌頌普丁的中國的政治流亡者，邁過了獨裁與民主之間明顯的界限，或是因為其接觸的資訊的偏頗，或是因為觀念秩序和信仰的缺失，或是因為本身就未能克服過去再中國所中的「奴在心者」的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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