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古希臘雅典人指控戰勝的將軍對溺水士兵見死不救並判下死刑，而近日有人以陳時中參加聚會時喝酒、唱歌，認為他不適任防疫指揮官；以本文的結局觀之，站在道德高點做政治鬥爭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可能導致國力、文明式微。
說到古希臘的訴訟，最有名的大概是雅典對蘇格拉底的那場審判。不過，蘇格拉底審判對後世思想影響雖大，但對當時局勢的影響，卻比不上另一場跟「見死不救」有關的審判。這場訴訟的被告不是哲學家，而是率領雅典軍隊的將領。
公元前406年，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薩戰爭已經打了二十五年。就在這一年，雅典集結了超過一百五十艘艦艇的大艦隊，在愛琴海的Arginusae群島（今屬土耳其）海域與斯巴達交戰。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強大的斯巴達艦隊在雅典軍的鋒芒下潰敗。雅典人再一次證明，即使其國力已被長年戰爭大幅耗損，雅典艦隊仍然是地中海的王者。
然而，戰役打贏了，將軍們的麻煩卻正要開始。原因在於：雅典雖勝，卻也有大量官兵在交戰時落水，落水者還沒等到友軍前來搜救，海上就已經颳起暴風，洗淨了戰場，也帶走了大部分落水者的生命，就連屍體也難以找回。雅典輿論群情激憤，對於指揮官沒有救援落水者（包含打撈遺體）十分不滿。雅典人將指揮這場戰役的八名將軍列為被告，並組織了特別法庭，對「將軍見死不救案」進行審判。陪審團直接由公民大會擔當，相當於以公投來決定被告有罪無罪，保證判決結果符合人民期待（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這樣，對當時的訴訟法制不熟）。
被告對於這個指控感到十分荒謬，理由不難想見：即使以當代的航海科技，要在暴風中進行海上營救任務，也是非常困難的事，何況是兩千四百多年以前？既然營救沒有可行性，又怎麼能責怪別人沒作根本作不到的事情？說起來，如果無視現實條件的限制，勉強進行營救，恐怕連救援艦也會跟著完蛋。
雖然參與海戰的船員出庭證實了當時天候惡劣，但在落水倖存者出來聲淚俱下地描述了同袍溺水的慘況之後，公民大會對於將軍們「見死不救」的激憤益發熾烈，訴訟的天平越來越往不利被告的方向傾斜。正好，當天擔任大會主席的人，就是蘇格拉底（這跟他是否德高望重無關，純屬輪值性的公民義務）。蘇格拉底曾試圖運用主席權限延緩投票，但最終未能成功。在群情激憤下，公民大會對於判決結果進行投票，開票結果有罪，刑罰是死刑。
在審判開始前，八名被告中就有兩人先行逃走。畢竟，「雅典鯛」對公眾領袖的苛酷著有先例，就連曾率領雅典打敗波斯大軍、化解滅國危機的名將Themistocles，也落入被迫流亡自盡的下場。最終，審判結果證明了逃跑者的顧慮確有理由，留在國內面對審判的六名將軍全遭處決。Arginusae戰役的勝利者，就這樣隨著失敗者的腳步共赴黃泉。
不久之後，雅典人就對於自己在戰時殺掉能幹指揮官的決定感到後悔，並有人反過來對於當初指責將軍的人士進行指控，但這一切都無法讓死者復活，Arginusae戰役成了雅典在戰爭中最後一場勝仗。就在隔年（公元前405年），斯巴達人捲土重來，在達達尼爾海峽附近的Aegospotami（今屬土耳其）與雅典人決戰，雅典軍隊土崩瓦解，斯巴達乘勝追擊包圍雅典城。雅典人在圍城中堅持了一個冬天，也餓了一個冬天。公元前404年春，雅典食盡援絕，開城投降。對於「見死不救」的無限上綱式究責，讓雅典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漫長的伯羅奔尼薩戰爭，隨著雅典的投降而結束；同樣邁向終點的，還有雅典民主的黃金時代。雅典投降後的新政府不再實施古典直接民主制，改為由斯巴達挑選的三十名代理人組成專制政權。斯巴達的代理人政權對雅典社會進行恐怖大清洗，殺死無數雅典公民。其中有多少人，曾經在兩年前投票贊成處死「見死不救」的將軍們？我們不得而知。
八個月後，民主派發動政變推翻代理人政權，重建民主政治，並勉強贏得斯巴達的妥協同意。然而，雅典創造力最豐富的黃金時代已經永不再來。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以「不虔誠」與「腐化青年」的罪名遭到指控，審判後判處死刑。「我去死，你們去生。我們所去做的哪個事更好，誰也不知道，除非是神」，據說這是他最後留下的話（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吳飛譯，華夏2007，頁142）。
本文轉載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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