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華人，也就是近年來的簡稱「馬華」在冷戰時期的台灣是有著特殊的角色，以僑生、「華僑」的身份在台灣的大學、僑務等領域活躍，在近年來，對於馬來西亞華人在當年台灣的角色有著更多元而不同面向的研究跟探討；不過，馬來西亞華人在當年國府的情報領域也有著活躍的身影，如前軍情局上校羅德輝的私家出版的回憶錄《我這一輩子》對於當年國府情報單位以及身為馬華的他本人在其中的角色，有著詳盡而平實的記述。
作者簡介
作者羅德輝於1917年生於廣東大埔，因為家境的關係，在之前已移居馬來亞的長兄的建議之下，1935年來到馬來亞投靠長兄。
作者在中日戰爭之後返回中國加入軍統、戰後再回到馬來亞的國民黨系報社工作，到1960年代再重新歸隊擔任國防部情報局馬來西亞站(代號1228站)第二副站長。由於國防部情報局在馬來西亞的據點在1969年被馬來西亞警察政治部所摧毀，他跟多名同仁遭到逮捕，經過數年的監禁之後，在1972年遣返至台灣。作者在國防部情報局本部工作至1975年以上校官階退伍，2008年逝世於台灣。
作者非常真摰而坦率的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如早年加入中共並跟國府交戰時喪生的二哥羅欣然，雖然政治陣營不同，他還是坦然的表達對於二哥以及一直在家鄉等待其兄歸來的二嫂的思念之情。
而對於因病早夭的長女、諸多跟他一同返回中國的馬華青年因為戰後的顛沛流離四散中國、香港各地的困苦艱辛，他也在書中深切表達未能善盡照顧、幫助的內疚。書寫出一個馬華青年在那個動盪年代中充滿悲歡離合的人生歷程。
作者的情報生涯
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跟不少滿懷中國國族主義熱誠的東南亞華人青年一樣，作者在1939年返回中國期望為母國盡力，他報考國府中央軍校特訓班，並且在1942年畢業後加入軍統局，成為他情報生涯的開端。
因為他的南洋背景被分派到軍統局「南洋工作人員訓練班」，作為未來軍統局在東南亞開展情報工作的儲備幹部。
在這段期間，作者在演講等方面的表現得到軍統局負責人戴笠的表揚並致贈鋼筆的殊榮，但是也曾在結訓後前往雲南待機潛入泰國時，因不諳官場險惡遭到構陷差點遭到殺身之禍。
在戰爭後期，作者在四川擔任過查緝走私、兵工廠警衛隊等工作，不過作者對於馬來亞的思鄉情懷以及家庭上的考量，因此在戰後決定返回馬來亞，僅跟軍統局(之後更名為「國防部保密局」)保持「海外通信員」的聯繫關係。但是隨著國共內戰的變局，國府情報單位無暇顧及馬來西亞，基本上跟他是處於無聯繫的狀態。
一直到1960年代初，國府的目光開始把東南亞視為反共戰場的延伸，國防部情報局開始在已獨立的馬來西亞招募昔日的軍統局同志歸隊時，作者才重返國防部情報局，並因為他的當地背景及人脈被委派為國防部情報局馬來西亞站第二副站長。
但是隨著台灣派遣的主事者作風日漸高調，終於讓馬來西亞政府方面難以坐視，而在1969年9月大舉逮捕國防部情報局馬來西亞站人員，作者也遭到逮捕。
根據作者的記述，不同於港英政治部對待國府情報人員的粗暴方式偵訊，馬來西亞警察政治部反而採取心理戰策略，在不刑求的前提之下對於被捕者施加精神上、心理上的壓力迫使被捕者吐實。
不過，馬來西亞方面雖然大舉逮捕國府情報人員，但是並未窮追猛打擴大打擊，也未高調對外宣揚，似乎只是給國府方面施加警告，而非徹底絕裂，這也讓作者及其他被捕的同仁看到未來或有斡旋的轉機。
雖然馬來西亞警察政治部的逮捕對於作者來說是一大打擊，但是他也坦率的指出馬來西亞政府在審理他跟其他同案被捕的國府情報人員上，並非不分青紅皂白的一律重判，而是依據英國式法治原則給予無罪釋放、輕判或重判的處理，這一點是讓他可以接受的，而他作為情報世界的一份子也坦然接受相應的後果。
在審理之後，作者被轉移至馬來西亞柔佛州著名的「麻坡拘留营」等待發落，經過國防部情報局委託泰國警察總監乃炮(筆者按：作者所提到的泰國警察總監乃炮，亦即炮·是耶暖已經於1960年去世，此時的泰國警察總監應為Prajuab Suntarangkool)從中斡旋之下，他在1972年以接受褫奪馬來西亞公民權及禁止再入境的條件之下得到釋放並遣返至台灣。
作者來到台灣之後，因為家人都在馬來西亞成家立業的關係，再加上子女們因為這次變故的衝擊，希望他儘早離開情報工作避免再讓馬國的親友們困擾，作者於1975年向情報局報退並以上校官階退伍，為他的情報生涯劃下句點。
從情報史研究角度看《我這一輩子》
從作者的記述，吾人可以看到身為馬華的作者身處在國府情報機構的所見所思，也看到國府，特別是國防部情報局在當時馬來西亞的情報活動的片段。而從情報史研究的角度來看，有三點是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討。
首先是馬來西亞政府為何針對國府情報機構的據點進行打擊？根據當時派駐馬來西亞的國安局代表，前國安局長汪敬煦在中研院近史所的《汪敬煦先生訪談録》所言，基於防範馬共跟印尼的戰略，馬來西亞跟國府的情報合作在1960年代非常熱絡，跟馬來西亞的對口單位「總理署研究處」(MEIO)積極合作。
但是為何在這個友好氛圍之下，馬來西亞政府針對國府情報局的在地據點進行打擊？除了情報局在當地主事者的高調作風之外，是否跟情報局在當地華人社群的活動引起馬國方面的戒心有關？詳細的原因恐怕仍有待台灣及馬來西亞開放這方面的檔案才能有更進一步的釐清。
其二是泰國軍警高層在國府情報機構的東南亞情報活動所扮演的角色。作者提到泰國警察總監受情報局請託斡旋讓他獲釋，事實上，泰國軍警高層如乃炮自1950年協助國府及美國中情局支援滇緬孤軍以來，一直在國府情報機構的東南亞情報活動扮演中間人或協力者的角色，無論是滇緬孤軍的處置、斡旋緬甸釋放被捕的情報局人員等等，都有著泰國軍警高層人士活躍的身影。
泰國軍警高層人士當年作為國府情報機構在東南亞的中間人或協力者的歷史，迄今仍然是冷戰時期台泰關係史上尚未被充分探討的章節。
其三是作者於1990年代返回馬來西亞的經歷，所突顯的情報人員返回原生故鄉的問題。作者在本書結尾述及他於1991年重返馬來西亞，是在馬國的親人們透過關係探詢馬國方面對於作者「禁止再入境」的限制已經放鬆，作者才得以順利返回馬國探訪親友。
這段記述當中，可以看到不少退休情報人員因為情報人員身份，而造成不易返回原生故鄉的敏感問題，雖然作者的情況較為幸運，馬來西亞政府在1990年代初已經不是那麼在意作者的過往，但是在中國、緬甸等國，情報人員的返鄉問題，特別是在中國遭到中國安全部門留難的情況仍時有所聞，這其實是一個值得情報界、公眾關注的議題。
結語
盡管作者以及他在書中提到的人士隨著時間流逝相繼故去，而湮沒於歷史洪流之中，但是他所寫成的這本私家出版的回憶錄，仍然為後人留下值得紀念的篇章，同時也為研究者留下許多值得繼續探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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