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在評論近代史的時候，提出了「邊緣人」這個概念。並將中國的近代革命，解釋為邊緣人奪取權力、破壞民間社會的過程。隨著革命不斷升級，邊緣人對社會的破壞亦愈甚。
在不同文本當中，他對這個概念的界定略有差異，比如在1990年的〈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一文中，其說法如下：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大可能有光輝前景…二十世紀的中國則是一連串而且步步升級的革命…但『革命』的結果則是中國社會的邊緣人物（如地痞、流氓、光棍、無賴、不第秀才之流）佔據了中心的地位、支配著中國的命運…」（參〈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在1993年〈打天下的光棍〉這篇文章，余英時則以「集各種『邊緣』之大成」來形容紅朝太祖：
「實際上毛澤東的真本領是在他對於中國下層社會的傳統心理的深刻認識。但這裡所謂『下層社會』並不是千千萬萬安分守己的農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類。用價值中立的名詞說，即是社會邊緣的人物…毛澤東可以說是集各種『邊緣』之大成的一個人…」（〈打天下的光棍〉，頁52至54）
大略言之，余英時所謂的「邊緣人」並不是單純的「庶民」或「百姓」，而是形容那些不得志、位居次要、帶有匪氣，並對社會具有潛在破壞性的人物。至於「革命」則是打著進步的名義，將這些人的破壞性釋放出來，以他的原話來說：
「革命為中國原有社會中各階層—士、農、工、商—的邊緣人提供了進入社會中心的機會。所以，城市中不得志的知識人、市民、以及鄉村中無業的地痞、流氓等都湧進了革命的行列。」（〈中國文化危機及其思想史的背景〉，頁203）
這樣的史觀，自然與「革命即進步」的觀點大異其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余英時以上評論除了紅色革命之外，也適用於藍色革命。從藍色到紅色，是一個逐步升級的過程，但仍然是一脈相承。
在1991年的〈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一文，余英時特別指出「國民黨在奪取政權過程中，它的中下層幹部已大量的流氓地痞化」，並以國府早年用來攻擊胡適的輿論打手陳德徵為例：
「最具代表性的則是胡適的真正對手，還不是作了立法院長的胡漢民，而是一個名叫陳德徵的人。這個人當時是上海市黨部中的重要角色，他連中學也沒有畢業，寫的罵人文字充滿了流氣，正是一個典型的都市流氓…即此一例可概其餘。」（〈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頁4）
在這個論點下，藍色與紅色其實就是「兩個不同的邊緣人集團」。差別在於，「國民黨畢竟是一個不徹底的邊緣人集團」（〈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頁3至4），比不上「集各種『邊緣』之大成」的紅朝太祖。
當然，不用盲信余英時。他有他的爭議，也有他的偏見，人人都有，不足為奇。不過，余英時終究是一個學養深厚的史家，他觀察事情的角度，往往蘊含相當洞見，彷彿是在故紙堆中閃耀的銳利刀光。
最後補充一下，余英時在〈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這篇文章的一開頭特意強調：「這裡並沒有『春秋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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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余英時，〈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收錄於《二十一世紀》，1990年12月號
余英時，〈打天下的光棍〉，收錄於《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三民2020
余英時，〈中國文化危機及其思想史的背景〉，收錄於《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三民2020
余英時，〈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收錄於《二十一世紀》，2003年6月號
本文轉載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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