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中國官方性質的清華大學海峽研究院租用新竹清大場地，展開統戰、滲透和刺探科技情報、偷竊智慧產權的種種活動。國安單位警示遭共產黨滲透恐造成科技外流，政府跨部會對清大展開調查，教育部長潘文忠公開表示要全面盤整兩岸大學交流狀況。這是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作家白先勇卻另有看法。白先勇在獲頒台大榮譽博士學位時，接受媒體訪問說，教育部清查大學被中共滲透，是危害學術自由。他認為，共產黨才一百年，中華文化有五千年，唐詩、宋詞跟共產黨都無關，如果凡事都政治化，那是自我限制。他還說，大學自由風氣很重要，政治力不該侵犯到學術界。他讀台大時正處於白色恐怖年代，當時的校長是傅斯年，對於情治單位要進到台大抓人，傅斯年不讓他們進來。他又指出，西方國家非常重視學術自由及學術獨立，譬如英國牛津或美國哈佛大學，政府怎麼敢去干擾他們。
依靠國民黨槍桿子的文化貴族們
很有意思的是，在民主自由的台灣，一旦涉及中國議題，很多平時看上去知書達理的社會賢達、文化名流，立即變成強詞奪理的三歲孩童。嚮往為奴之地的人，當然就是奴才和奴隸。長期以來，華語文化圈中有一個陋習，過於崇拜作家，不僅將作家奉為文化大師，而且視之為全知全能的公共知識分子，對他們在文學之外的領域發表的一切意見，都當做一言九鼎的金玉良言。
然而，華語文化圈中的作家，大部分不是受過系統的人文社會科學訓練的公共知識分子，而是在市場和權力場中跑馬圈地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更多為帝王唱頌歌，而很少為蒼生說人話。比如，戴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中國作家莫言說，中國的言論審查制度如同機場的安全檢查，是為了保護人民；台灣作家龍應台說，二二八沒有罪魁禍首，只能歸咎於「結構性的罪惡」。此次白先勇的一番言論，亦可歸入這類「拍案驚奇」。
就純文學水準而言，白先勇只是三流作家，是名不副實的、地位和美譽度遠超過其作品實際價值的作家。台灣文化界為他的《台北人》舉行出版五十週年的大典，其實他的《台北人》，寫的不是台北人，而是「南京人在台北」。這群對台灣的土地和人民從來沒有真正認同的「遷佔者」，雖然不是手上持槍的蔣家軍，卻是靠著國民黨的槍桿子，長期在台灣文化界佔據特權地位。正是這種特權地位，讓他們上名校、讀英文書、率先接觸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進而在萬馬齊喑的時代一路暢通地寫作、發表、出版，以三流作品壟斷一流地位。
其實，台灣本土作家李喬、宋澤萊等人真摯誠懇、大氣磅礴的作品，水準遠在白先勇、余光中等人裝腔作勢、矯揉造作的作品之上。如果有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及自由市場、公平競爭環境，白先勇、余光中等人及其作品，哪裡會一直有神光圈罩體？他們數十年來掌握各種文化資源，使得批評的聲音幾乎絕跡。得罪這些人，發表作品的渠道也會驟減。即便作為一個圈外人，我也體味到批評這些天龍國「文化貴族」的不易：幾年前，我批評陳映真，引來不少老文青的謾罵；這次，批評白先勇，罵我的人必定更多——畢竟這是對他們青年時代的偶像大不敬。
評白先勇觀點的謬誤
白先勇的「跨界」言論，黑白顛倒、漏洞百出，卻又蠱惑人心、謬種流傳，需要給予辨析與反駁。首先，台灣政府查處的是中共官方機構在台灣的侵門踏戶、強取豪奪，是為了保護包括清大在內的學術和科研機構的智慧產權，這跟五千年中華文化（其實，五千年中華文化也是烏有之談，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歷史僅兩千多年，歷史學家顧劼剛考證說，堯舜禹或許不是人，而是蟲子）以及唐詩宋詞毫無關係。有任何一位政府官員說禁止在大學裡教授唐詩宋詞嗎？如此偷換概念，如同兒童吵架、強詞奪理。
其次，白先勇拿白色恐怖來說事，仿佛白色恐怖的始作俑者不是他父親所在的國民黨。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白崇禧失勢，受蔣介石監控，抑鬱而終，這只是國民黨的家事，不足為奇。而且，白崇禧並非白先勇為父親所寫的傳記中塑造的降低國軍在台灣屠殺烈度的保護神。若干史料證實，二二八屠殺之後，白崇禧與蔣經國在台灣「宣慰」期間，在多份給蔣介石的報告中主張嚴厲鎮壓台灣人的反抗。兒子為父親寫的傳記，多半是靠不住的。在白色恐怖的兇手沒有被一一繩之以法並釘在歷史恥辱柱上之前，國民黨權貴除了認罪道歉以外，根本無權拿白色恐怖來混淆是非。
第三，白先勇曾在美國的大學留學和任教，似乎知道西方的學術自由狀況，所以舉出牛津、哈佛等名校維護學術獨立的例子來。但是，在面對敵國無孔不入的間諜活動時，這些名校從來不是可以身處國家法律之外的孤島，大學教授也不是可以肆無忌憚地賣國並獲取私利的特權階層。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八日，哈佛化學系主任查爾斯·利伯（Charles Lieber）被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司法部指控他參與中國「千人計畫」、卻對美國國防部及國家衛生研究院做出虛假陳述。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國警方逮捕了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教授陳剛，他涉嫌隱瞞與中國政府機構的聯繫。波士頓聯邦檢察官安德魯·E·萊林（Andrew E. Lelling）說，他相信二十年前入美國籍的陳剛仍然忠於他的出生國（中國）。對陳剛的起訴是美國司法部已實施兩年的「中國計畫」的最新行動，該計畫旨在剷除將敏感技術交給中國的賣國科學家。台灣的司法機關應當效法美國，制定並實施一個打擊中國科技間諜及台灣本土的賣國賊的「中國計畫」。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陳剛被指控隱瞞與中國關係。圖/翻攝自世界新聞網
白先勇以一副勇士的姿態，在台灣談論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問題，根本就是無的放矢：台灣早已民主化，在「自由之家」等國際組織的評比中，各項自由指標都在亞洲名列前茅。如果台灣真的有學術不自由和言論不自由的問題，深藍立場和秉持大中華理念的白先勇，怎麼可能榮獲台大名譽博士頭銜？他的作品又怎麼會在台灣各大書店被擺放在顯著位置？
中共才是白先勇應該批判的言論箝制者
白先勇談論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問題，應當到香港和中國去說。香港的公共圖書館已將我和多名作者的著作下架，我的書又不是被恐怖分子和海珊等獨裁者大量進口的《毛語錄》，中共怕什麼呢？中國現在連馬列著作都害怕了，有大學生組織馬列讀書會被抓捕，警方居然在通報中洋洋得意地宣稱，他們查獲了這些學生電腦硬盤中的若干馬列著作。在中國的大學裡，學生揭發老師更是「新常態」，就連「日本人精益求精」這句話都會讓老師惹禍上身、被趕下講台。可惜，白先勇對這類事件選擇性地視而不見。
白先勇曾經跟韓國瑜一起興致勃勃地觀看昆曲表演，韓國瑜和韓粉的夢想是跑到中國去發大財；白先勇沒有他們那麼庸俗，他到中國去是為了打書——他的每一本書都可以在中國公開出版發行，他到中國也是為了推廣青春版昆曲——其實他對昆曲一知半解，他弄的那些昆曲形似而神不似。
不過，既然白先勇如此熱衷於昆曲，不妨為在中國受到政治打壓的昆曲工作者說句話吧：昆曲曲目（包括新創作的）基本都跟現實無關（不像京劇，有江青用於政治鬥爭的八個樣板戲等「新編京劇」），但在創作自由日漸侷促狹小的今日中國，即便是歷史題材也會動輒得咎。近日，江蘇昆劇院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而成的范仲淹《靈烏賦》一戲，因其中名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而停演，問其故，答曰：上司有令，這部劇涉及意識形態問題，有影射現實之嫌。
當年的毛澤東害怕海瑞，今天的習近平害怕范仲淹。而所有的共產黨官員都害怕「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八個字，如果十三億中國人個個都以這八個字為座右銘，共產黨還能將中國變成為奴之地嗎？我時時以這八個字為人生準則，離開中國前，我請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先生蔣培坤教授將胡適題寫的這八個字鐫刻在木板上，帶著它漂洋過海，如今它就掛在我的書桌前，每天開始寫作前，我首先就看到這八個字，它時刻提醒我：我的寫作和我的人生就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昆曲被禁不是孤立的個案。日前，中國演員蔣勤勤在社交媒體上披露，她演出的一部電視劇中，有一段精彩的片段被刪掉了：
「今天這場不能完整呈現的戲，真是讓人無比痛心！直到現在，我還能背誦：『曹太太，你的好意我心領了，你這棺材，你抬回去，我用不著。我會活下去，好好活著，我會找到殺害任雪堂的兇手……古人常說，螻蟻尚且貪生，為什麼輪到我們女兒家，失了名節就要去死？女人的命，難道不如螻蟻嗎？不，不應該是這樣。我不會死，我會活著，我要看看那些讓我失去名節的人是怎樣身敗名裂、名譽掃地的。』」
是啊，女人的命也是命，但是，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中國，中宣部肯定懷疑這段話是在影射彭帥和張德江事件，所以這段話和這個場景絕對不能上演、必須全部刪去。
中國網球女將彭帥日前PO文公開，自稱和75歲的大陸國務院前副總理張高麗發生不倫戀，遭對方始亂終棄，之後原文迅速被刪，彭帥則未再發聲，一度行蹤成謎。 圖：翻攝自彭帥微博
白先勇這類過於聰明的文人，在面對中國和台灣時，嫻熟地使用雙重標準：中國的一切就是好，台灣的一切就是壞。可是，他們的言辭與身體卻又是脫節的：他們絕對不願移居中國，去中國享受他們想像中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去中國呼吸五千年中華文化的甜美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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