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在香港具有高度爭議的流亡學人，卻在臺灣的大學或研究機構找到職位，這不是需要太驚訝的事。這些人本來就有比較好的國際人脈，而且他們的思想，在我看來，也跟臺灣學界的許多人高度契合。
比如說，他們所謂「年輕人不應抗拒到大灣區發展」、「香港有700萬人。我們的能力並不是這麼有限，毋須在本土建設和民主中國之間二擇其一」云云，就很像是出諸臺灣某些「資深知識菁英」之口。只要把背景名詞改換一下，就可以直接套用。至於叫年輕人北上發展，自己卻跑來臺灣發展，這種姿態對臺灣人而言，其實也是司空見慣。
這樣的相似性不難理解。畢竟，臺灣與香港都處在東西方勢力交會的邊境地帶，而且坦白說，也都位居西方知識界的下游，彼此的思想源流有近似性（只是臺灣學界受日本／歐陸左派的影響大概比較高）。類似的源流，類似的環境，自然就容易長出類似的腦袋。
簡言之，主事者之所以會收這些人進來，相當程度是因為他們自己就是類似的人。物傷其類，士大夫幫助士大夫，借用資深流亡學人梁啟超來臺募集贊助…不，傳播思想時作的詩：「艱難兄弟自相親」。況且，此舉還可以博取「援助香港」的美名。
於是，當真正的流亡抗爭者可能還為了居留權掙扎的時候，這些「知識人」已經開始在臺灣的公立機構登堂入室，在這裡「花果飄零，靈根自植」。
這不是好現象。香港縱或有人需要援助，但優先順位肯定不是這些人。甚至可以說，他們跟許多亟需援助者，在立場上幾乎是對立的。主事者這樣作，其實是折損臺灣在海外的信用。別的不提，這兩天外面就已經多有微詞，更遑論此舉還排擠了其他本土／國際優秀學人的機會。
當然，我也只能在這裡說一說，臺灣學術界一言難盡的事實在太多。以我唸的那間大學為例，先前連為陳文成立個紀念碑都遭到強大阻力，最後校務會議的贊成票也僅只比反對票多一點而已。我手邊這張校友證能有的作用，基本上也就只是在農學院農產品展示中心消費打九五折。那些膠纏固結的現象，不是我一個言微人輕的局外人改變得了的。
本文轉載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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