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是史家鄭維中新出版的著作。嚴格來說，這不是一本新書，而是作者2012年在荷蘭萊頓大學的博士論文，但對我這樣的普通讀者而言，卻是首次有緣拜讀。其主要敘事始於162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進攻澳門失敗），終於1683年（鄭氏政權覆滅）。全書旁徵博引，精彩刻畫了鄭氏集團的興衰。我不是專業史家，就書中廣博的史料不敢妄評，只能簡單記錄一下自己的讀後感想。
在歷史上，鄭氏集團是一個很難形容的存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東亞，大陸帝國既無意願、也無能力有效管理海上貿易，讓討海人獲得了廣闊的行動空間，形成大型武裝商業集團。要說這些人是海盜？不能說全錯，他們確實有劫掠，但不如作者選用的「海上傭兵」一詞來得貼切。畢竟，他們的武力也會為出得起價碼的委託人服務，包括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大陸帝國在內。
就「海上持劍經商」而言，鄭氏並不是唯一案例，明代的汪直、李旦、或是出身香港南丫島的劉香，都曾經叱吒風雲。不過，鄭氏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武力的質與量遠遠超越一般「海盜」；而且，其貿易觸角遍及暹羅、巴達維亞至日本間的廣大地域（鄭成功甚至希望將業務拓展至孟加拉，頁414）。一個組織坐擁堪可敵國的武力與財力，又無法指望政府保護，最有可能的演化出路就是：佔領土地，自己開政府。
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組織，集武力、貿易與民政治理於一身。若説普魯士是「一支擁有國家的軍隊」，鄭氏集團就像是「一間擁有軍隊與政府的公司」。在這方面，我認為鄭氏集團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不無相似之處（儘管在成熟度上仍然遠遠不及）。
然而，對於大陸帝國而言，像這樣基於海外貿易的政治勢力，是非常危險的異質性存在。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若有機會，就亟欲除之而後快。鄭芝龍這位「國際化菁英」雖然極富與歐日諸國周旋的經驗，但對北京朝廷的帝王心術卻缺乏透徹的認識，竟然以為「自己正在建立的全新貿易體系，對滿清君主也會發揮價值」（頁282）。於是，鄭芝龍相信了清廷「保持現有地位」（頁290）的許諾，覺得自己可以跟北京達成有效的和平協議，結果卻輕易被清廷誘捕，橫遭屠戮。
繼掌大權的鄭成功，與北京展開了漫長的戰鬥。儘管清廷以「我皇上定鼎以來，不耑用兵，德威所訖，無遠弗屆⋯即如孔耿尚吳諸藩封，無不榮膺茅土，專任一面，君臣之情，親於父子」這類統戰辭令相誘（《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中研院1996，頁59-60），他卻終其一生不接受北京的招安。在大陸沿海領土被逐漸壓縮後，他寧可進行原本很有可能失敗的攻臺之戰，也不願意投降北京。
鄭成功的行為不能像某些小說家言那樣，單純用「忠於明朝」來解釋。他對明朝的個人情感，是個「千秋讀史心難問」的微妙問題，在此無需深究。重點毋寧在於：他瞭解鄭氏的存續基礎在於武力、貿易與領土的結合，也明白沒有武力保障的「和平」完全不切實際。即使要和談，也必需有武力支撐，否則任何和平承諾都毫無價值。正如清廷要淪為人質的鄭芝龍對他招降時，他對父親的答覆：「既失信於吾父，兒又安敢以父言為信耶？」（《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頁34）。
簡言之，鄭氏的命脈在於海上貿易，而貿易要有武力保護；要維持武力，又必須要有領土。既然福建領土逐漸失守，趁軍隊還在時奪取福爾摩沙，就是戰略上值得一試的冒險。這跟「打造反清復明復興基地」關係不大，毋寧是海上商業集團的演化驅力使然。事實上，以當時的政治光譜，攻取臺灣反而才被許多人認為是「對大明不忠」。比如致力復明的張蒼水，就給忙於攻臺的鄭成功來了一番憤怒的斥責：「自古未聞以輜重、眷屬置之外夷，而後經營中原者…乃殿下挾有為之資、值可為之勢，而所為如此，則某將何所依倚！」（《張蒼水詩文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30-31）。
張蒼水顯然看穿了鄭成功的佈局：恢復中原是虛，遷往海外是實。一場宛如陸地哺乳類踏入海洋的演化歷程，隨之更進一步。一個立足海島、並向海外伸展軍事與貿易觸角的實體，已然初見雛型。到了鄭經的時代，臺灣政權甚至在1667年派兵登陸柬埔寨，攻打金邊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商館（頁454-458），仿彿是大航海時代歐洲海外用兵的翻版。從鄭經這一年寫給清廷的談判書信，可以窺見他連結海洋的願景：「今東寧遠在海外，非屬版圖之中，東連日本，南蹴呂宋，人民輻輳，商賈流通。王侯之貴固吾所自有，萬世之基已立於不拔」（頁470）。
不過，情況沒有這麼樂觀。鄭經死後，這個演化歷程還是在1683年被打斷（純屬巧合：這也是鄂圖曼帝國兵敗維也納、從此對歐洲威脅大減的一年）。鄭氏覆滅的原因很多，除了北京朝廷之外，東亞貿易環境的變化也至關重要，爰不一一敘述（詳參本書第14章）。説起來，歷史留給鄭氏的時間實在太少，既不足以把新移民整合為一個強固的本土社會，也來不及充分發揮臺灣的生產力（尤其是糧食，頁506）。施琅在澎湖海戰獲勝後，臺灣本島的抵抗從內部迅速瓦解，這本身就反映了鄭氏臺灣社會結構的脆弱性。
隨著鄭氏政權的衰亡，臺灣從大航海時代的貿易節點，變成大陸帝國的征服領地，貶至世界經濟價值鏈的邊陲。演化機緣一旦錯過，下一次出現類似的機會窗口，就要再等數百年。時至今日，我們仍然活在1683年的影響之下。撫今追昔，但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臺島浮沉，在此一舉。作者在本書序文中有一段文字，寫得相當貼切：
「假想臺灣住民未能深切體認臺灣在全球化中的位置、留意外在結構性因素對世局變化帶來的決定性影響、察覺各項因素交互作用的種種後續效果，那麼，即使臺灣史家已盡責地對本身社會發展的記載，做到無限的精詳，也將無法洞燭先機，掌握住自由之鑰的關鍵契機。」（頁17）
（以上頁碼若未註書名，均指《海上傭兵》一書。）
本文轉載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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