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曾擔任軍情局長、國安局長的空軍二級上將彭勝竹(已退役)在接受前總統陳水扁主持的廣播節目《有夢上水》第四十四集訪問時透露歷年來情報員犧牲人數將近四萬人，在國府遷台之後犧牲人數超過一萬六千人，有事蹟可考超過三千人。
根據媒體報導，對於軍情局創辦人戴笠的評價上，前總統陳水扁質疑戴笠作為特務頭子，為何軍情局要為他設立紀念堂？彭勝竹則表示作為軍情局創辦人的戴笠，對於軍情局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設立紀念堂是「對戴雨農先生的一個崇敬跟尊敬」。
前總統陳水扁跟彭勝竹對於戴笠的兩極看法，與情報界接近的退役將校批評前總統陳水扁對於軍情局歷史跟戴笠仍抱有刻板印象的偏見，並肯定彭勝竹對戴笠及軍情局歷史的「專業堅持」。至於台派獨派對此則多無所感，視軍情局歷史跟戴笠為過往的國民黨歷史陳跡，毫無議論的必要。
事實上，從彭勝竹將軍跟前總統陳水扁的對談中，其實有不少值得探究之處，本文以彭勝竹將軍提出的「在國府遷台之後犧牲人數超過一萬六千人」這段歷史作初步的探討。
在超過一萬六千人情報員犧牲背後所掩蓋的歷史責任問題
彭勝竹提到他訪問軍情局紀念堂時的感受：「我自己進到靈堂，看到這些烈士都是一些非常年輕的朋友」。再加上前述的「犧牲人數超過一萬六千人，有事蹟可考超過三千人。」這樣慘重的犧牲，無疑是令人低迴不已，但是犧牲的背後仍然是有著當年主事者在規劃、執行情報任務等層面所難以迴避的歷史責任問題。
前情報局官員楊鵬的回憶錄《見證一生》。圖/翻攝自網路
首先，作為軍情局前身的國防部情報局跟中情局(以「西方公司」名義在台灣活動)在韓戰期間至1950年代合作派遣情報局人員至中國大陸蒐集情報，但是人員選派上不無可議之處，如筆者之前曾為文〈國共情報戰的見證者：從情報史研究角度看《見證一生》〉所引述前情報局官員楊鵬的回憶錄《見證一生》就提供不少第一手的經歷。
參與合作計劃的情報局官員楊鵬在他的回憶錄《見證一生》就提到，情報局將撤退來台途中收留的流亡青年以半強迫半勸誘的方式讓他們作為滲透紅色中國的諜員，楊鵬在回憶錄中感嘆這些被迫加入這場情報戰爭的流亡青年的際遇：
「(流亡青年)被徵召到聯公處接受訓練派回大陸執行『神聖任務』。他們不能違抗命令，但心中萬分不願。這就好像當年抗戰時期，淪陷區無數流浪學子從家鄉向四川抗戰聖地流浪求學，中途接待者竟都是軍統局人員，帶往重慶造時場，進入『特警班』受訓，再派回淪陷區為政府從事間諜工作，不由你不順從。」
情報局方面完全不管這些人是否適合擔任情報人員，只是為了向美國方面展示「我們(國府)有充足的人力可供派遣」的態度，至於人員的失事乃至於犧牲，則不在當時情報局主事者的考量。
以空投任務為例，這些諜員所空投的地點並非他們所土生土長的華中、華南地區，而是他們從未到過的舊滿洲(今日的東北)，也就是中朝交界，在當地蒐集情報支援當時正在韓戰白熱化的美國統領的聯合國軍，但是這些諜員既非當地人，並且空投在深山老林之中，即使從森林中得以脫出，面對中共日益嚴密的社會控制及完全陌生的異地，自然是凶多吉少。
面對這樣凶多吉少的諜員派遣任務，楊鵬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之下，除了私下幫助無意參與情報任務的流亡青年避免他們作無謂犧牲，並勸說美國方面調整作法，反而是國府情報局方面為了面子跟只知點頭稱是的態度，讓美方無法意識到出現問題，讓不少情報人員在不利的時機、不適切的方式潛入中國大陸，招致無謂的犧牲。而這樣盲目派遣情報人員，把情報人員當炮灰的作法仍然出現在往後國府情報單位滲透中國大陸的作戰上。
之後的1960年代，當國府伺機反攻中國大陸的嚴峻時刻，為了配合蔣中正要求積極向中國大陸滲透、突擊的壓力之下，同樣出現讓情報人員在不利的時機、不適切的方式之下不斷出任務，而付出慘重的人員損失。
再者，在安置被俘歸來人員及安葬當年殉職的情報人員的道義責任上，軍情局同樣出現不夠周全的情況，如軍事研究者高智陽在〈被遺忘的越戰台灣戰俘〉一文提到軍情局在當年被俘歸來人員劉蘇蝦致函當時的馬英九總統希望能協助迎返同隊戰友忠骸是如此的回應：
「軍情局在二○一六年一月回函表示，相關資訊不足及未提供佐證，為符法制，要劉蘇蝦提供陣亡官兵名單、墓塚照片、地點或官方認證文件等相關資料。」
對於軍情局的官腔式回應，劉蘇蝦無奈的表示「一個戰俘那有能力提供這些資料，且事隔五十多年同袍名字也記不全。」此事遂無下文。
遭到軍情局冷待的情況同樣出現在對待被俘歸來的情報人員身上，如著名黨外運動人士林正杰父親林坤榮因從事情報工作被俘遭到監禁多年後被中國方面釋放准許其返台，卻面臨台灣方面不准他返台的困境，歷經周折之後才得以返台，而不少被俘歸來的情報人員在返台之後卻面臨軍情局方面未保留其任職的證明文件，不被承認為軍情局幹員，在申請補償跟安置上都備嘗艱辛，而紛紛在當時媒體及報章雜誌上痛訴其遭遇，相關報導至今仍然不難找到。
為何要重新檢視當年的犧牲？
前述關於軍情局在國防部情報局時期的諜員派遣的問題，如當年強迫流亡青年作為情報戰爭的棋子、只在乎高層跟情報盟友的反應而不顧風險讓這些情報人員冒險、對被俘歸來人員及當年殉職的情報人員的照料不足……等等歷史責任問題，並非是為了翻舊帳，事實上，這些歷史責任問題對於今日的軍情局仍有其現實意義。
過往軍情局避諱談及這些過往所衍生的問題，更迴避對於戴笠、毛人鳳等歷任局長功過的評價，使得軍情局的內在價值觀未能與時俱進；同時，諱言談論這些過往，無法從這些過往中汲取教訓跟反省，對於軍情局的社會形象及如何面對自我的歷史，都是有害無益的。同樣的檢視其實同樣適用在其他情報機構上。
為何台派獨派仍然要關心情報機構
其實，探討戴笠及軍情局歷史，乃至於整個情報界的過往，對於台派獨派同樣具有現實意義，正如彭勝竹在廣播節目中所言，戴笠的精神象徵仍然影響今日的軍情局，而他跟過往失事殉難的情報人員的紀念堂，就是今日軍情局的「精神堡壘」。換言之，軍情局的內部文化跟價值觀依然受到過往軍統時期的影響，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其他情報機構。
特別是彭勝竹提出的「在國府遷台之後犧牲人數超過一萬六千人，有事蹟可考超過三千人」的訴諸情報員犧牲慘重的感情論，在對於情報事務普遍無知，特別是對情報界的過往所知有限的台灣社會而言，在未細究這樣慘重的犧牲背後所延伸的問題之下，很容易接受這種論述；而對軍情局乃至於整個情報界的過往的批評，如果過於空泛未能切中要害，很容易被視為「抹殺為國犧牲的情報人員貢獻」遭到反彈，更遑論情報界現退職人員的反彈，對台派獨派未來若想要跟情報界進行更多對話，乃至於推動改革，是帶來更多的反彈跟阻力。
結語
前總統陳水扁跟曾擔任軍情局長、國安局長的退將彭勝竹在這次廣播節目上的對談，或許可以視為台派獨派跟情報界直接對話的一次經驗，無論各方的看法如何，這樣的直接對話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而這次對談所凸顯出台派獨派必須更深入的了解情報事務及情報界的發展軌跡；以及情報界，特別是軍情局必須更坦率的面對當年犧牲慘重背後的策略、執行乃至於對待被俘歸來人員返台的道義責任等歷史責任問題，才能讓情報機構得到台灣社會的更多肯定及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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