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公視的「茶金」,裡面姜阿新的日光公司觸動我的童年記憶。不過跟茶葉無關,而是照相館和攝影師的故事。
故鄉台南大內1970年代有兩家照相館,在熱鬧市場旁的叫「日光」;另一家叫「重光」,就開在內庄大廟後面小巷弄的庭院民宅裡,不是在地人很難找得到。日光老闆比較年輕,卻較早開設。重光的老闆約略五、六十歲,是我鄰居尹媽媽的父親,兩家價格相近,我們習慣去重光找老師父。
聽村莊裡的老歲人私下講起,老師父是「思想犯」,在火燒島關了十幾年,拍照洗相等等功夫是他在綠島坐牢時學的。「重光」,店名或許是取意重生之光,畢竟在那個年代,成為思想犯就是悲劇苦難的開始。家產被沒收,親人被排擠歧視,個人又得忍受集中營式的管理、軍事化的洗腦,動輒得咎就可能失去性命。即使有幸留命返鄉,餘生都得在軍警特務的監視下苟活,這「重生」兩字太沉重,反倒是無窮盡的隱形壓迫。
李媽兜,台南大內人,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南支部的首領,下轄三十餘個支部,遍佈南台灣,老攝影師所犯的楊清祺大內支部案即為其中之一。後在偷渡出境時被國民黨捕獲,先是應允其交出組織名單自新,兩年後卻以其無自新價值,與其女友陳淑端同被押赴馬場町槍決,埋骨六張犁荒山。兩人身後留下一幼兒,卻佚失在滾滾歷史洪流中,迄今無人知其下落。
小時候不太懂什麼思想犯,只知道大人在講這些事時總是壓低嗓子,並且時時告誡我們「囝仔人有耳無嘴,不要亂講話」。我們大略衹知道很多同學的祖父、叔伯公、舅公都涉入一個滔天大案。國小後面柚子園裡養很多稀奇鳥類的那戶人家有長輩被槍斃;石子瀨大廟旁的遠房舅公也被判死刑,連屍體都還沒找到;二溪吊橋頭沒多遠有兩戶人家的讀書人也都槍決。
北上唸書後,逐漸瞭解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故事,也稍微釐清發生在故鄉「楊清祺事件」、「李媽兜」等等受難者的往事。重光照相館的老闆和楊清祺同案,該案有五人被槍斃,牽連許多人,活下來的約略在60年代中末期陸續期滿返鄉。也難怪小時候我總覺得這位老攝影師話不多,每天穿戴著整齊正式的白襯衫和西裝褲,憂鬱的眼神彷彿有不斷的嘆息。
我在立法院服務時,官方通過戒嚴時期不當政治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我好意通知尹媽媽要去申請,她卻反問我在馬祖差點被槍斃有沒要去申請?我衹能笑笑的回答,先把補償改成賠償,錢要國民黨自己拿出來我就申請。對於她為什麼會嫁給國民黨的「兵仔」?年輕的我內心十分疑惑,他們不是有仇嗎?後來私下詢問庄內幾位多歲人才知道,原來當初出事時他家頓失父親庇護,三餐有虞。三不五時又要面對特務騷擾、四鄰指指點點,於是後來乾脆嫁給「外省仔」比較能保平安,免去一些不必要的困擾。這是時代闇黑巨手爪下的悲哀,面對極端政權的暴力,人民根本無力反抗。甚至只是讀了幾本書,在特務抓耙仔的羅織下,都可能變成思想(政治)犯。輕則身陷樊籬多年,重則命喪異地、埋骨荒山。
蔣介石的軍隊1945年被盟軍指派接收並托管台灣,因為世界局勢突然改變,韓戰救了水淹口鼻的國民黨。共產紅禍泛濫,迫使美國等西方國家無視台灣地位未定,不得不允許並支持蔣介石軍事統治台灣。蔣政權有了歐美的尚方寶劍,把殺人關押當做鎮懾台灣人最簡單的武器,這一切歷史偶然造成的悲劇,如今仍在台灣社會隱隱作痛。尤其是國民黨失去政權後,其統治階級共犯結構群仍視台灣為其私有禁癵,竟然可以私通中國共產黨,忘卻本身大仇,不惜跪舔搖尾,就算出賣台灣都無妨。這是怎樣的心態?轉型正義如果不全面究責清算,這些黨國餘孽囂張拔扈之氣不止。想想數十年來底層外省移民未曾享有好處特權,卻被族群綁架而要承擔對立苦果。這個層層重重的歷史糾葛,唯有澈底找出加害者才能真正化解,上位者萬不可認為時間久了就會自然彌平。走掉真兇,轉型正義就再也不是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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