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征》(China Marches West)是耶魯大學教授Peter C. Perdue的著作（臺譯本為衛城2021出版），講述了十七、十八世紀歐亞大陸中央地帶（作者稱之為central Eurasia，中央歐亞）各方勢力的競逐抗衡，清帝國從東側，俄羅斯帝國從西側，逐步對中央歐亞的各民族進行擠壓。視野宏大，論述細密，內容非常精采。
本書的敘事主軸，環繞著清帝國、俄羅斯帝國與準噶爾汗國的興衰。在當代某些歷史觀點看來，蒙古系的準噶爾或許不被視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只是「地方割據勢力」，阻礙了「收復」與「統一」，最後自取滅亡。
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時空下，準噶爾汗國無疑就是一個雄踞中亞的獨立實體。雖然這個國家迫於清、俄兩大帝國的擴張政策，政治空間日漸侷促，最終被北京毀滅，但終究不能否定它曾經獨立存在的事實，以本書作者的話來說：「這些從現代往回投射的民族主義觀點汙染了我們對過去的理解」。（頁524）
事實上，準噶爾國家不僅存在，而且一度興盛。時人梁份對準噶爾的形容是：「富庶甲於西域」（頁325）。所謂「遊牧即野蠻」，大體只是污名化的刻板印象。準噶爾蒙古絕非只知搶掠，而已經建立了高度發展的政治與經濟體系。
當時，準噶爾商隊在清、俄之間的廣闊地域來回穿梭，綠洲農業盛行，甚至還引進俄國與瑞典的技術人員發展工業、礦業，生產金屬、武器、紡織品。舉例而言：在瑞典軍官雷納特的技術指導之下，當地的工廠至少生產了十五座火炮、二十座迫擊砲（頁327-328）。
對於這樣的強勁對手，北京展開了漫長的較量，從康熙持續到乾隆。較量的方式既有軍事戰鬥，也有貿易攏絡。這種出自政治目的的貿易，講好聽一點是「懷柔遠人」，說直白一點就是「經濟統戰」。簡言之，這種貿易重點在於政治收買，是否符合市場經濟原則並非所問。
比如說：清帝國會引誘準噶爾人「賣水果」。在1739年，陝甘兩省購買了一萬七千斤的準噶爾葡萄乾，但卻根本沒有那麼高的市場需求，最後只能以買入價格三分之一拋售（頁284）。甘肅巡撫黃廷桂甚至曾經要求其他省分也應該幫忙紓解準噶爾商品過剩的壓力（頁287）。實際上，這種採購方式顯然不是真的要做生意，「儘管邊界貿易令人惱火，但卻能替清朝帶來更大的政治收穫，只要中國內地的財富能夠引誘準噶爾百姓拋棄政權。」（頁286）
不符合商業常規的貿易，終究不會長久。明明是虧本生意，對方卻樂於讓你「發大財」，這本身就是一種不祥之兆。
等到領導人噶爾丹策零在1745年染病猝死之後，準噶爾陷入了爭奪汗位的政治動盪。在自相攻伐的混亂中，有野心家作了致命的決定：邀請北京介入。
這是一個浮士德式的交易。乾隆皇帝確實出了兵，但他最後卻不是要扶植另一個人坐上準噶爾汗位，而是要毀滅整個準噶爾國家，並把準噶爾民族從世界上抹去。皇帝的命令是：「將丁壯人等悉行誅滅，其婦女酌量分賞喀爾喀（指與清廷合作的喀爾喀蒙古人）」（頁304）。
於是，準噶爾民族不復存在。借用作者的說法：「清朝成功對（持續了大約一個世紀的）中國西北邊疆問題強制施行『最終解決方案』。準噶爾人的國家與民族就此消失，準噶爾的大草原從此也幾乎杳無人跡…等著被數百萬漢人農民、滿洲旗人、突厥斯坦綠洲移民、回族和其他人，經由國家支持的墾殖運動將此地再次填滿。」（頁306）
這就是「十全老人」的「豐功偉績」。
當然，對於許多人（尤其是以其繼承人自居的那些人）來說，大概完全不會認為大清帝國這種作法有任何問題。或許，這就是他們覺得理所當然的待人方式，只要不是他們自己被這樣對待就好。至於引狼入室的末代領袖阿睦爾撒納，則是先逃往哈薩克，再流亡俄羅斯，最後病逝於托博爾斯克城外（頁309）。巧合的是：後來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後也曾一度被安置在托博爾斯克。
準噶爾國家最終隨風而逝，但作者對噶爾丹、策妄阿喇布坦、噶爾丹策零這三代領導人的評價卻相當高。畢竟，他們手上的資源，比坐擁漢地的滿洲人少得多，而且還要面對俄羅斯帝國的龐大壓力，腹背受敵，但卻整合了中央歐亞的有限資源，打造出驚人的軍事與經濟實力。對於這場規模宏大的對抗，作者歸結如下：
「雙方的確都曾出過有能力、有活力且積極的領導者…最終結果並非光靠領導者的素質決定，但準噶爾的失敗也不是雙方結構失衡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中國皇帝的作為大多已為人所知。頂著冒犯中國民族主義的危險，我也強調準噶爾領導人的遠見還有決心，以便更多人聽見他們的故事。」（頁535-536）
以上這段話，讓我想起韓愈那句「發潛德之幽光」。個人認為，這本《中國西征》，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歷史書寫之一。
註：本書臺譯本為葉品岑、蔡偉傑、林文凱譯，譯筆甚佳。
本文轉載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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