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簌簌有風的蘇瑞鏘教授彷彿印證了數十年來牽引著台灣歷史前進的腳步，不急迫卻穩健的、踏實的、充滿著力量的。蘇瑞鏘教授為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在台灣民主人權史的研究領域深耕多年，尤其在台灣白色恐怖的領域更是重要學者之一。
一頭栽進歷史河道 洪流帶不走的真相就必須被揭發
今日的年輕人早已不同以往，能夠接觸到各種資訊和聲音，然而在三十多年前，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並不易接觸多元的觀點。在高二那一年，蘇瑞鏘無意間接觸到了黨外雜誌等政治異議書刊，接觸到這些不曾聽聞的資訊讓蘇瑞鏘開始質疑課本與老師所陳述的「歷史」，逐漸開啟了通往不義歷史的道路。
受到禁書啟蒙的蘇瑞鏘，大學階段選擇就讀歷史系；此時正值1980年代後期，民主運動正風風火火的開展，透過親身的參與更加深他對人權的認知和重視，此時也開始以「自由中國」作為自己的期末報告主題。到了碩士班階段進而以「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為畢業論文主題，日後進而出版《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專書。白色恐怖知名案件「雷震案」則是畢業論文的一個篇章，也因為這一次與民主人權及白色恐怖議題的近距離接觸，引發後續更深層的人權史研究。隨著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政治檔案逐漸出土，遂選擇白色恐怖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先後又出版《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戰後台灣民主運動》以及《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等專書，融貫民主運動史與白色恐怖史等人權議題，期盼能如實的呈現台灣的曾經。而今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開設的課程也是以台灣人權史與民主運動史為主，希望為台灣點燃更多照亮民主人權的星火。
當年對雷震案的認識成為蘇瑞鏘對白色恐怖深入研究的開端。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當然，威權歷史的建構十分複雜繁瑣，解構這段歷史也就必須特別耗費心力。在這樣漫長的道路中，其實這麼多的投注與灌溉無非就是希望台灣的歷史能夠完整的留存下來。尤其是人權史的研究，不只是對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安撫，也是對社會大眾心靈的重建，也是讓台灣走向正常化的必經之路。若是以擔心「社會分裂」為由試圖繼續掩蓋這些原本就存在的歷史，正是黨國教育下創造出的無知愚民所持的觀點，是最該被撥亂反正之重點。
威權體制不是特有種 但台灣卻成了威權延續的命根
威權指的是在極權與民主之間的一種統治形態，有學者認為用「威權」乃至「強人威權」來詮釋兩蔣時代的統治形態頗為貼切。在「威權日常」的狀態下，比如禁歌、禁舞、黨禁、報禁、髮禁等不正常現象長期存在台灣社會，這就是因為戰後台灣經歷太長的非常時期，導致非常狀態被常態化。台灣有約莫四十年的時間籠罩在非正常的戒嚴時期，至今仍還在努力試圖揮散「非常既已成常態」的歷史陰影。
蘇瑞鏘一再強調我們必須將整個威權歷史的脈絡一併檢視和考證，才能呈現出完整真相的全貌；威權體制不是戰後才出現在臺灣的政治現象，而是有其長期發展的歷程。蘇瑞鏘指出，國民黨早在統治中國就已經形成「黨國體制」，並且將訓政時期的架構隨其敗退而延續到了台灣，藉由「以黨領政」的訓政統治模式掌握住國家機器，進而剷除異己，基本可以追溯到國民黨先後受到蘇聯共產主義的薰陶，而後經由法西斯主義的洗禮，為威權習性奠基。除政治意識形態，白色恐怖時期的情治系統和刑法內亂罪等相關法律亦多源自國民黨執政中國時期的政治慣性。由中國近代史的黨國體制乃至數千年中國的專制文化入手，才能真正掌握戰後人權侵害的本質。
中國國民黨非本土政權而是移植的體系，必須要從歷史檢視完整架構。圖片來源：flickr網頁
不同於二二八的軍事暴力，白色恐怖則是屬於法律暴力。我們能藉由歷史的口述一窺政治受難者的面貌，然回憶的內容未必準確，仍需嚴加考證。至於加害者們，則多透過檔案進行研究，檔案有其價值，但造假的可能性很大，更需嚴密考證。蘇瑞鏘認為所謂的「加害者」是一種相續的體系，從立法者的創立惡法與大法官違反人權的釋法，到情治單位非法手段的拘捕、刑求等等，再進入軍事法庭的不當起訴與審判，再到核覆制度的違法濫用，乃至執行期間與出獄之後執法人員的濫權，構成整個白色恐怖法律暴力的處置流程。
而受難者，卻是像漣漪一般一圈一圈漸進的擴散，導致整個台灣都無法逃脫這樣的處境；最核心也是最直接的受難者一般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政治犯，直接受到實際的制裁和處置，然而他們的家屬也都跟著難逃大劫，大部分人都在求職或就學中被刻意騷擾刁難，甚至被汙名化，財產因家屬身分也遭沒收，整個家庭都陷入絕境之中；而整個社會也在這樣互相懷疑、彼此猜忌，即使有些政府高層也是在這樣的爭奪傾軋下成為了政治鬥爭的受害者。所以在這樣的時代中，幾乎沒有人能夠不受白色恐怖的影響。
「台灣本身就是個監獄」，蘇瑞鏘在爬梳這段歷史的脈絡時如此表示。國民黨的價值觀牽制了整個台灣，而這樣的狀態延續到了今天都還未抹去；社會大眾不敢正視公共事務造成了台灣社會長期對於公民議題的冷漠，最明顯的就是避談政治的傾向，而只顧一己一家之事，對真正重要的社會討論避之唯恐不及，價值的向下沉淪即源於此。
改變是必不可缺 別讓時間成為阻斷未來的藉口
在史料的閱讀和解釋中，那些苦難的回憶都是沉痛的，也許我們並不身在同樣的處境中，卻能夠讓這些血與淚所譜出的歷史進入我們的生命而轉換成為戰鬥的養分。蘇瑞鏘就是抱持著這樣的心情不斷為歷史箭步邁進。雖然廣義的白色恐怖早在九零年代結束了，但是其後遺症仍延續迄今。
蘇瑞鏘期許台灣在人權這條道路上將會不斷的前進、蛻變。（廖家瑞提供）
另外，今天社會上討論白色恐怖有許多禁不起史實檢證。例如，訴諸族群鬥爭即是經不起數據檢驗，因為在白色恐怖中，約佔台灣人口一成多的外省人判刑人數佔約受難者中四成多，以比例而言事實上比一般本省人還高。此外，轉型正義是我們今天必須面對的核心議題。轉型正義當然不只是還被害者正義，也須追究加害者的責任。蘇瑞鏘表示奉命行事不能成為合理化的藉口，自由意志是應該和責任成正比。
近年可以看出轉型正義越來越受到重視，除金錢的補償，也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進行撤銷有罪判決等諸多作為。但轉型正義仍然有持續推動和改進的空間，如究責的進行與以及人權教育的推動等。蘇瑞鏘一再強調去除威權象徵不等於去蔣，去除威權的意義在於強調拒絕接受不公不義的作為，以及對威權強人違反人權作為的強烈省思，並不是要將人從歷史中抹去，而是如實呈現歷史功過，讓我們學會錯與對的價值，並在了解後明白歷史的悲劇不能再次發生，這樣一腳印一腳印地往前邁進。
威權的象徵的持續存在是對威權價值沉默的認可，會對台灣人權發展造成威脅，當然需要很大努力加以改變，蘇瑞鏘認為轉型正義並不只是補償還是究責，更是讓真相被看見、了解，讓所有人都知道這樣發生過的事實是錯誤的，並且謹記在心，永不再回頭。唯有這樣的價值觀轉變，才是真正的轉型正義。
正視悲劇有其重大意義，因為「悲劇會讓靈魂淨化。」蘇瑞鏘引用了亞里斯多德的名言為一段長長的歷史行旅慨然作結，當我們開始遺忘，悲劇就會再度重演，這也是我們不停在回顧、保存這樣歷史記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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