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版的《零八憲章》,出現在塵埃遮蓋的碑石上
二零二零年中國最火的電視連續劇,是架空歷史的穿越劇《慶餘年》。故事的主人公范閑是一個保存著現代社會的記憶而誕生在另一個歷史空間的青年。為了追查謀殺自己的幕後主使,他來慶國的一個特殊機構——讓人談虎色變上的鑒察院。
在鑒察院的院子裡,范閑見到一塊無人過問、遍佈塵埃的石碑,碑文的落款正是鑒察院創始人、他英年早逝的母親葉輕眉。碑文表達了葉輕眉創建鑒察院的初衷:
我希望慶國之法,為生民而立,不因高貴容忍,不因貧窮剝奪,無不白之冤,無強加之罪,遵法如仗劍,破魍魎迷崇,不求神明;我希望慶國之民,有真理可循,知禮義,守仁心,不以錢財論成敗,不因權勢而屈從,同情弱小,痛恨不平,危難時堅心志,無人處常自省;我希望這世間,再無壓迫束縛,凡生於世,都能有活著的權利,有自由的權利,亦有幸福的權利;願終有一日,人人生來平等,再無貴賤之分,守護生命,追求光明,此為我心所願,雖萬千曲折,不畏前行,生而平等,人人如龍。
看完碑文,范閑驚呆了,何其宏大的誓願,何其艱難的夢想。他突然間明白母親當年因何而死。葉輕眉是一位文武雙全的現代女性,穿越歷史來到慶國,不僅帶來如何製造肥皂和玻璃等現代知識與科技,也帶來現代思想和價值。她想實現民主、和平、平等的治國理念,建立新規則,改變世界,重塑天地。她發起的變革卻引發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彈,她的愛人、慶國皇帝在其分娩那天策劃了一場暗殺,一代女傑,香消玉殞。這是中國歷史上的改革者必然的命運。
這段碑文,讓人聯想到美國《獨立宣言》中的宣誓:“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人人因被造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壞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權利改變或廢除它,並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賴以奠基的原則,得以組織權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進民眾的安全和幸福。”
這段碑文,也讓人聯想到一九四八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獻,其序言寫道:“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及和平的基礎。對人權的忽視及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於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布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抗,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一九六六年,聯合國大會又通過《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世界人權宣言》與這兩個人權公約一起構成「世界人權憲章」。
一九九七年,中國政府簽署《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二零零一年,中國全國人大批准這一公約。一九九八年,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總部又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然而,至今全國人大至今仍未批准,該公約從未在中國生效。人大是黨的橡皮圖章,人大批准或不批准,都由黨所了算。無論批准的公約,還是沒有批准的公約,在中國都是一紙空文,被束之高閣。否則,受聯合國人權憲章保護的《零八憲章》運動,為何需要劉曉波付出生命代價?
這段碑文,也是另一種版本的《零八憲章》,幸虧是出現在歷史穿越劇中,才逃過中宣部的法眼。但若是某個網友隨意傳播,也必定會被冠以“煽動顛覆政府”的大罪。
鑒察院如同國安部,不是監督百官,而是監控百姓
葉輕眉穿越歷史而抵達慶國,喜歡上了慶國的三世子,並幫助心上人登上皇位,希望輔佐新皇帝建立太平盛世。她還建立了一個新的機構——鑒察院,用來監督帝國的高官權貴,防止濫用職權、以權謀私。然而,她的所作所為觸動了權貴階層的奶酪,甚至連皇帝也擔心大權旁落,而對她起了殺心。
葉輕眉死後,鑒察院建制猶在,卻精神全失——它成了一個鞏固皇權、監控百姓的特務機構。在電視劇中,鑒察院如同八爪魚,滲透到帝國每個角落,將一切反抗力量掐滅在萌芽狀態。鑒察院一處主管京都之內一切事務,三處專司用毒,四處主管京都以外的事務,五處是精銳之師黑騎,六處主管暗殺,八處負責書籍刊印。可以說,一個鑒察院,兼有國安部、公安部、中紀委、宣傳部、武警等部門的功能,如同中國歷史上的錦衣衛、東廠、西廠,也如同中共歷史上的特科、中央政治保衛局等機構。
鑒察院的領袖們,當年無不是受葉輕眉撰寫的碑文的感召,投身此一崇高事業。然而,這一事業很快蛻變為一條暗黑之路。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他們變得心狠手辣,殺人如麻,再無單純熱烈的初心。訴諸中共黨史,長期職掌特務機構的周恩來與康生等人,最初不都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啟蒙的熱血青年,加入共產黨之後卻走向民主自由理想的反面?
學者約翰·拜倫和羅伯特·帕克在《龍爪:毛澤東背後的邪惡天才康生》一書中研究了中共特務頭子康生的人格特質。兩位作者指出,康生集反常的虐待狂、傳統藝術的精緻趣味、學者的歷史知識於一身。他是歷史的產物,他成為一個現代政治組織的一部分,然後又促使它從裡面腐爛開來:他既是一個中國布爾什維克,又是一個流氓達官貴人。康生的故事揭露出任何崇高事業的領導人都有可能屈服於腐敗、貪婪和慾望。
電視劇《慶餘年》中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自稱是皇帝的“老狗”的鑒察院院長陳萍萍,宛如中共歷史中真實存在過的康生。康生對文化的愛是一種分裂情感的實例,他高雅的書法、雅緻的繪畫、他對藝術收藏的熱情是一種冷峻的理智產物。他毫不羞恥地佔有那些從文革中被打倒的高級知識分子如鄧拓等人家中查抄來的珍本書籍和字畫——在私有財產不受保護的共產中國,收藏只能是康生這樣的特權人物的奢侈嗜好。康生戴著眼鏡,舉止文雅,精通古文及德語、俄語,上過教會學校,也曾在莫斯科接受克格勃(KGB)的專門訓練。他那看不見的手打開了一道通向黑暗的大門,使中國再度面臨青銅器時代以來就存在的周而復始的失序和混亂狀態。
電視劇中鑒察院牢房中的殺戮與酷刑,比起中共歷史與現實中的殺戮與酷刑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在林彪的“四大金剛”之一的邱會作的回憶錄中,記載了早年蘇區肅反運動行刑方法的殘酷,多年後仍讓他“感到不寒而慄”,“那時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是革命隊伍中的‘活閻王殿’,想要誰死是輕而易舉的事”,他本人險些成為刀下亡魂,幸虧被周恩來救下。曾任總書記張聞天秘書的黨史專家何方在《黨史筆記》中,記載了延安整風中慘無人道的“搶救運動”,黨校有人被繩子拴住兩個手指吊起來,有的整風班內竟使用了二十四種肉刑和變相肉刑。
所以,周永康時代對異議人士普遍施加的酷刑折磨,並非中共歷史上偶然的“出軌”,而是一種常態。周永康在政治鬥爭中垮臺了,但從周恩來、康生到周永康一脈相承的、以人民為敵人的現代特務組織卻仍一枝獨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當然是胡說八道;沒有錦衣衛就沒有共產黨,這才是中共黨史的主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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